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解析梁启超政治思想转变

一、概述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状况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的启蒙学者，他的政治思想主要有变法救亡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权思想，虽然他的思想受到时代的局限，但其中的合理因素依然闪烁智慧之光。

梁启超的学问是无时不为他的政治目的的实现服务的。就像他自己所说：“吾二十年来之生涯，皆政治生涯也。……然与国中政治关系，殆未尝一日断。”又诚如任公自道：“惟好攘臂扼腕以谈政治，政治谈以外，并非无言论，然匣剑帷灯，意有所在，凡归政治而已。”1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再到民国初年，梁启超任公终其一生总是为国家富强而努力奋斗，用自己的笔针砭时弊，讨伐民贼，以一介书生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上奋力拼搏，结果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镇压了；辛亥革命后，他寄希望于袁世凯来建立政党政治，结果却迎来了一个大独裁者；他联合蔡锷等将袁世凯推翻后，又梦想段祺瑞来再造共和，并自愿出任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结果段和袁几乎如出一辙，不但共和变成了泡影，而且军阀混战，政治失序，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使梁启超深切地感到，所谓民国，只是一个假招牌，“至于政治社会的内容，连骨带肉都是前清那个旧躯壳”。纵观梁启超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悲剧人物，从维新变法时期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人物，到20世纪初期的保守派，甚至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政客。

二、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过程

（一）维新变法时期的思想状况

1．师从康有为

1890年，梁启超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有为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梁启超说，康有为发起了“甄别经典著作”的运动。他说康考察了由汉代至清代的众多典籍——这些典籍的真实性久已受到怀疑，得出了许多极有意义的结论。康的《新学伪经考》一书指出，刘歆的著作是为王莽篡位（新王朝公元8—23年）服务的伪书。这个结论在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康关于“孔夫子是改良者”的著作和《大同书》，唤起了更大的兴奋感。梁启超评论说：“若以新学伪经考比飓风，则此二书者，其火山喷发也，其大地震也。”2用这两部对梁启超早期政治思想影响最大的著作，康成功的清除了中国批判传统中的杂质，从而促进了从西方引入改良精神的活动，也使梁启超成为康的忠实追随者。

2．受西方思想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梁启超之前，早有许多中国人开眼看这个世界了。他们翻译了许多各国政治思想方面的著作，对这些文化蓝本的接触，使得梁启超不自觉地对中国政治的现实发出感叹。过去的事实让他认识到中国拥有百倍于西方的士兵，西方

的商业却削弱了中国。“中国军队的瓦解中，我们只看到一条通向衰弱的道路”3。当然梁启超丝毫不希望中国处于孤立状态。相反，他不断地责备中国人没有善待那些最初来到中国既不要求土地也不想毁灭中国的西方人。梁启超说，那些西方人只要求通商，而通商会使中国得到百倍于那些西方人的益处。遗憾的是中国退进了“枯井”，并对外国事物闭上了眼睛。

作为已经爬出自己“枯井”的民族，日本无疑是中国改良者的美好理想。梁启超以崇拜日本的文化发展来调和中日政治对立的事实，是中国西方化的又一个标志。这种态度是早期官方的西方化论者不可能容忍的。直到种族中心主义被打垮时，一个民族才能明智的跳出小圈子来看世界。因为生活方式制约着人们的思想。直到一种文化被剥夺了固执的圣灵，这种文化的建设者中才会有人出来从反面检验它；并且仅仅到了那时候，这种文化才会在大量的选择吸收多种文化中完善起来。

对于旧有的理论他是坚信的，因为它是中国思维方式，历史趋向的必然产物，它用沿袭下来的术语使中国的教条失去效用，必须一起作用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如果一种至今被认为是永恒的文化要素（例如经典教规）逐渐被视为暂时的，那也就为变更各种文化要素开了绿灯。梁启超要求变革，这种变革要由已侵入中国的西方的食物和整个现代西方为榜样。对外国的崇拜逐渐滋长了对本民族的怀疑情绪，梁启超逐成为一个西方化者，并抛弃了中国的正统思想。但由于几十年来西方的不断侵略中国，梁启超在感情上并未与西方融为一体；许多世纪来，中国教科书宣传的民族主义思想深深影响着中国人，也使梁启超武装起来。

3．梁启超的一些政治活动

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1896年8月，《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任总撰述。梁启超撰写了六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立论新颖，感情充沛，文笔华美，流畅自然，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一时《时务报》风靡了全中国，数月之间，销行到万多份。梁氏自己说：“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又说：“《时务报》实为中国革新之萌蘖。”就连当时反对维新的胡思敬，也在《戊戌履霜录》中惊呼：“当《时务报》盛行，启超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笔札之妙，争礼下之。上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文章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的震动。

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京报》发布的通缉康梁的命令里这样写道“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狅谬，著一并严拿惩办。”4可见在当时人的眼中梁启超俨然成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这份《京报》的转载没有清楚地说明反动者怎样详细评价梁启超，他仅被判为杀头，康有为则是刀刮。大多数字面解释说：“举人梁启超完全依赖于康有为。”5完全依赖是“狼狈”——一种骑在狼背上的短腿动物，它不是一个英雄的形象。这种比喻似乎是不确切的。梁启超是说了许多他老师的话；但就在十九世纪人们也能够他们后来分歧的胚胎。康有为终结了经典传统，梁启超也终结了它，但下一步却步入了黑暗。

但是以后的事实却证明，梁启超在这时并未真正认同康有为的政治观点。在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