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 读书笔记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读书笔记
一节一节的读完了这本书，每次读完一节就会引起我长时间的思考。

读完后我有些庆幸我所读的第一本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史学经典是这本书，作者看待这段历史时期的心态和视角是十分值得我学习的。

既然先提到了心态与视角的问题，我便先从这一层面谈起。

我先前对了解中国近代史是有些拒绝的。

在他国入侵时毫无还手之力且仍自以为是的“天朝”让我产生一种挫败感，如临境中的看着她一步步陷入任人欺辱的境地，感觉自己没法不用过激的情绪来面对这段历史。

在上专业课时，其实也能感受到老师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化，对当时的事件与人物有着定性式的评价。

我认为茅海建先生做出了绝佳的示范。

此书的一个最中心的观点就是：清朝迎战必败，鸦片战争注定是清朝败北。

而作者并未在开始时就将此观点灌输给读者，即在战争还未开始前就否定了战争的合理性，而是以前线官员为中心，通过分析他们在战事推进中的举措，再结合清朝当时的“硬件配置”，来一步步将战争胜利的可能性降低为零，无可争辩的事实就这样清晰的展现在眼前。

然而到最后，作者也并未将战争中中国人的反抗贬低的一文不值，而是对时人抱以了解之同情，在天朝的大背景下做出这样的选择也无可厚非。

作者在评价每一个人物时也始终十分客观：琦善卖国说现已基本上被否定，然而他在了解真实情况后的不作为还是不值得被肯定的；林则徐“救国英雄”这一身份被逐渐否定，却不能将虎门事件中的外交失败完全归咎于他。

之后的伊里布、奕山、耆英等人皆是如此。

在这同一时代，身处同样位置的这一群人不约而同的做出了同样的选择，简单的用清朝内部腐朽堕落来解释是没有道理的，必须要将人放回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不带人格偏见地去分析他们的真实心态。

“爱而不见其恶，恶而不见其美”乃历史研究之大忌。

再来看视角。

本书开头在讨论完琦善的卖国罪名成立与否后抛出了一个问题：卖国说是如何形成的？这就涉及到了如何看待不同时期的学者们评价近代史中各个事件的不同观点。

这样的视角转换让研究者不仅能够在研究某一具体事件中获得真相，更重要的是能够解读出当时社会人们的普世心态与价值观，同样也能分析出不同人所处不同地位而导致出现的不同社会心理，从而能够更加客观的看待不同时期
的学者们的评论。

二者相互促进，便能在更大程度上接近历史真实。

围绕卖国说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茅海建先生展开了讨论。

从讨论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琦善的评价是结合了当时时代的某种导向而确定的。

在绪论中，作者通过一步步的论述，发现最后“卖国贼”之下的一切证据都是虚有的，即不是出于贪慕富贵，求官图荣的目的，也并非出于某种理想或主义，便不存在卖国的动机。

之后作者又对其具体罪名进行了否定。

那为何将这大罪归于琦善身上呢？茅海建先生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那些没有办法中国失败的真正的原因的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正是让“奸臣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从而就像保全皇帝名誉一样，保全了中国的性理名教、文物制度的地位。

可以说让这些所谓的“奸臣”，为整个中国皇帝制度背了锅。

通过作者的详细举证，以上这样的结论是让人信服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琦善卖国论的产生也是能予以同情及理解的，很明显，这一时期对琦善之流的批判，无疑是对当时一切主张妥协、投降的人们发出的警告。

”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妥协—投降—卖国”的模式被大量地运用到历史领域。

琦善也就从原来的“奸臣”变成了“卖国贼”。

琦善的角色变换，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一切向帝国主义妥协或投降之辈的敌视。

尽管宣传只是史学诸社会功能其中的一项，但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地或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因个人的情感、主义的差别而无意造成的“将真迹放大”。

此时在现实需要的驱使下，在“善善”“恶恶”原则的运用中，已经人为地将真迹尽最大可能地放大。

借由批判琦善卖国来影射当时出现的妥协、投降的倾向，于是，琦善只能担了这个骂名，无可奈何地做了时代的炮灰。

正是通过这样的视角转换，我们穿越了历史的疑云，即否认了漏洞百出的琦善卖国这一事件的真实性，同时也得出了卖国曾在历史中占据主流的原因。

《天朝的崩溃》这本书独特的心态与视角是值得我去仔细体会和学习的，但同时，它也存在着某些问题。

纵使茅海建先生强调不要局限于道德批判的范围，要去探寻历史的合理性和真实性，但根据我所查阅的一些资料显示，茅海建先生的立场仍不够冷静和客观，例如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方面，英方对待中方制裁的态度在本书中并未足够客观的体现；对林则徐禁烟所采取的激烈措施，作者是这样评价：“林则徐完全可以将商馆里的外国人统统抓起来，审讯定罪，当时未取
得治外法权的英国对此绝无任何干涉的理由。

”林则徐“进行的是正义的禁毒行动，在司法程序上稍有过激也无关宏旨，更何况林并褴有违反大清律。

”林则徐是否违反大清律例是一个可以在技术上加以讨论的问题，而按照当时及现代的国际法，各国政府有权为保护本国侨民使用武力，与是否取得治外法权无关。

撇开作者在这里的失误不论，从更深层次上讲，这里包含了一个对法及法律的认识问题。

如果正义的禁毒行为可以毫不顾及法律的正义原则，对那些更加严重的刑事犯罪的打击又可否同样办理呢？这都是欠缺考虑的地方。

但总的来看，这是一本值得阅读的史学经典书籍，在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需要学习茅海建先生对待历史观点的严谨态度和队历史人物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