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的时间观

人类学的时间观

——以进化论、民族志、结构主义为对象

[刘晓春]

内容提要：本文以人类学的进化论、民族志、结构主义三大范式为对象，分析人类学的时间观，认为进化论是以空间化的时间作为策略，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民族志的写作否定了人类学家与土著之间的同时共代，结构主义人类学则从野性的思维中发现了一种“可逆的时间”，以此追求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统一。

关键词：人类学时间观

西方人类学家希望从异域社会寻找本土文化正在沦失的道德文明，寻找纯净而没有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异域世界，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希望自己“能活在能够做真正的旅行的时代里，能够真正看到没有被破坏，没有被污染，没有被弄乱的奇观异景的原本面貌。”

[1]（P38）或者从异域原始社会的研究中，揭示人类心智的普遍结构，“我觉得自己处在更为浓郁的智识性里面，不同的世纪，间隔遥远的地方在互相呼唤，最终终于用相同而惟一的声音在说话。”[1](P57)在人类学话语中，时间以隐秘的方式无所不在，时间与其说是标示光阴流逝的度量，毋宁是一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当时间与空间并置的时候，更显其复杂的意味。人类学家跨越空间的阻隔，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异域，跨越的不仅仅是空间的距离，更是时间的距离。本文试图分析人类学的进化论、民族志、结构主义三大范式关于时间的运用，考察人类学的时间运用所蕴藏的复杂的意识形态。

空间化的时间

进化论人类学家通过暗含了空间差异的时间策略，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2](P16)进化论人类学家的研究，都从非西方社会原始部落的材料中获得灵感，以此理解西方古代社会。“他们假定现代未开化民族的状况与欧洲史前原人的状况大致相仿。欧洲先史的发见，似乎予他们以相当的佐证。他们又觉得美洲、非洲、澳洲、南海等地方的初民文化，非但内容大相悬殊，而且发展的程度亦大不相同。于是他们大胆地主张：此等文化，实代表了欧洲当代社会所已经过的种种阶段。”[3](P12)泰勒(EB Taylor)——进化论人类学的代表——试图建构一种区别于广义历史哲学的文化研究，他设想，如果在研究中把整个历史中心的一个领域代替整个历史，这个领域就将局限于历史中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一部分，也就是研究知识发展的历史，宗教、艺术、习俗等等的历史，在一个比较适宜的范围内进行文化的调查研究、分类比较，进而看出文化现象在或然的进化序列中是如何逐阶段地被分类和组合的。[4](P5)在探求世界文明的实际进程的过程中，泰勒发明了一个名词——遗留物，可以通过“遗留物”这个概念来标示世界文明发展的事实。泰勒发现，沿着文化发展的一切道路散布的遗迹，正是那些能够辨认其题铭的人的路标。这些遗迹现在作为原始时代的文物，作为野蛮时期的思想和生活的文物仍然保留在我们中间。对遗迹的研究经常证明，西欧人可以从格陵兰人和毛利人中间找到许多特点，以便来再绘自己原始祖先的生活图画。

以优越的西方文化心态自居，泰勒似乎确立了一个俯瞰整个世界文明的宏阔视野。他将过去的和现在的部落和民族进行分类，分类的标准也是西方文明的标准——有没有工业，各工业部门发展的程度高低，特别是金属加工制造、工具和器皿的制造、农业、建筑术等发展的程度高低，科学知识的普及，道德基础的确定性，宗教和仪式的状况，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复杂性等等。根据文化水平的一般特点的最低限度，可以建立起文化的标度，人类的文明正是

沿着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生活的一般进程演变。泰勒认为，文化的进步或衰退，不是按照想象的善和恶的标准来衡量，而是按照那种依据野蛮状态、野蛮时期和文明时期的阶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运动来衡量的。[4](P31)泰勒将文明的发展阶段置于时间发展的序列之中，不同地域的民族、文明便在他的文明发展编年史中排定座次。在这文明发展的序列座次中，欧洲和美洲是拥有高度文化的世界，它们位于社会序列的一端，而蒙昧部落则在另一端。[4](P26)从蒙昧人开始到西欧人自身，人类是向着繁荣幸福发展的，虽然他承认允许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例外，但他断然地肯定这些例外很少能够推翻普遍的规律。他甚至调侃道，即便英国人不像蒙昧的澳大利亚人那样会爬树，也不像巴西的蒙昧人那样会追赶猎物，更不像相互竞赛象牙等手工艺品之精美的中国人那样玩物丧志，但是，英国人仍然能够自居于那种比上述任何一种社会的文化水平更高的文化水平之上。[4](P27)很显然，泰勒对于非西方民族存在明显的偏见，这种偏见是基于他对文明发展的进化论认识，人类从蒙昧、野蛮到文明的发展，也是人类发展聪明才智、获得幸福生活的过程，一般文明人不只比蒙昧人、野蛮人更聪明、更富有才智，而且过得比他们更好、更幸福。[4](P31)因此，泰勒无一例外地指出，大量关于非西方民族的彬彬有礼、热情好客、温和、勇敢、笃敬宗教的描述，这些人们想当然的野蛮人的美德，其背后却是极端的残酷、暴怒的性情以及荒诞和毫无意义的宗教信仰仪式。[4](P30)

应该承认，泰勒建构人类文化历史的原初目的，并不是纯粹为了贬低非西方文化，而任意地抬高西方文明，他的意图在于证明世界越来越理性化，文明进步的方向也越来越理性。他的错误恰恰来源于他的良好初衷，为了证明这点，在泰勒看来，尚未发展到理性的人类文明阶段是蒙昧、野蛮的，而这些蒙昧、野蛮的民族却是位于远离西方文明中心的边缘地带，也就是非西方世界。当泰勒极力证明西方文化位于文化发展序列的高端，而非西方文化处于文化发展序列的低端的时候，泰勒的认识论局限，因此也就有了道德的、种族的、政治的悲哀。关于文化发展序列的时间意义的考察，也就转换成了西方/非西方之对立的的地理空间，这种空间的对立实际上成了一种道德、种族和政治的隐喻。

关于进化论人类学家的时空转换之隐喻，人类学家费边（Johannes Fabian）曾经有过深入的考察。费边发现，我们能够接受的所有特定的人类学知识，都受到人类学家的社会及其研究的社会之间历史以来建立的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影响，因此，人类学知识本质上都是政治的。[2](P28)人类学家关于时间的距离，创造了人类学的对象。进化论的后果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实践，创造了一个总体的能够适应所有社会的参考框架。但是基于自然历史的认识论，他们建立了距离和分立。原始人生活在另外的时间里，使原始人对于进化论的时间具有了重大意义。殖民实践中的距离与分立，从启蒙思想和随后的进化论中吸收了意识形态的合理性。[2](P26-27)

同样地，泰勒关于人类文明的理性化进程之理想，是在18、19世纪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产生的。西方的18世纪被称为是启蒙运动的世纪，尊重人类理性和人权，无情地抨击迷信和教会的统治，推崇知识、科学、艺术、文明和进步，夸耀人类的成就。[5](P421-430)19世纪的西方，其精神生活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精神生活都要复杂，针对思想、政治和经济中的传统体系，哲学和政治上出现了深沉的反抗，引起了对向来看成是颠扑不破的许多信念和制度的攻击。这种反抗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形式，一个是浪漫主义的，一个是理性主义的[6](P263)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张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根除泛灵论（Animismus），并用知识替代幻想，坚持理性与进步是全人类的美好未来。西方启蒙理性在祛魅的同时，也树立了理性的神话。1进化论的人类学受到了启蒙理性的深刻影响，19世纪的“单线进化论”是普遍理性的的启蒙观念的一种人类学延续。从整体论的角度，泰勒的《原始文化》开宗明义地建构了一种关于“文化”或“文明”的体系，“文化”或“文明”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