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静的顿河与白鹿原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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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的顿河》与《白鹿原》

摘要:《静静的顿河》与《白鹿原》均以史诗般的气魄和规模分别再现了哥萨克民族和中华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风云变幻、人的命运的升降沉浮,它们沉重、厚实、悲壮、哀怨,像两支庞大的交响乐,其旋律在人们心头久久萦绕回荡,令人不能忘怀,那挥之不去、抹之不尽的感触所蕴含的到底是何种神秘的力量?

关键词:哥萨克名族、中华名族、力量

《静静的顿河》是苏联作家肖邦霍夫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叙述了前苏联1912年至1922年间重大的历史事件: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苏联国内战争等。重点表现了顿河两岸哥萨克人在动荡岁月里苦难的生活状态,反映了以葛利高里为代表的哥萨克人在战争中的彷徨、困惑的苦境。作品以战争为主线,在前台位置予以正面书写。《白鹿原》是我国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以清末维新运动到“文革”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讲述了渭河平原白鹿村白、鹿两个家族明争暗斗、互相较劲的曲折历史。作品以两个家族成员之间的争斗、纠结为重点,对革命斗争事件没有作太多的直接描写。细读《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便会发现这两部小说都带有史诗般的悲剧色彩,都有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事件,围绕具体的地域环境,展现世事的变幻不定以及人性在残酷的现实中反反复复的变形和扭曲,二者在主题和人物塑造等方面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叙述的视野超然于冲突双方的立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出发,充满对生命的悲悯意识和对民族苦难的深切忧患,引发读者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反思。陈忠实曾自述在少年时期便拜读了《静静的顿河》,他曾以《静静的顿河》为例,说明“民族间的最广泛也是最深刻的交流的最好手段,便是文学”。由此可见,《静静的顿河》对陈忠实的文学创作确实有过影响,因此使得这两部作品具有可比性。关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已有许多学者进行了尝试:有从人物对比的角度入手,将葛利高里与黑娃比较,葛利高里与白嘉轩比较,阿克西妮亚与小娥比较等;也有从景物描写入手的,将《静静的顿河》与《白鹿原》的景以黑和白概括对比;还有从悲剧的角度进行分析等等。本文仅从自身的阅读感受出发,从历史和人性的角度对两部作品作简要的分析。

一.历史的反思

《静静的顿河》和《白鹿原》两部作品都选择国家民族经历的动乱年代作为时代背景,既有对外族的战争,亦有国内的党派之争。《静静的顿河》以战争、革命的历史作为主线再现哥萨克民族的精神和生活困境;而《白鹿原》则是以白鹿两大家族的争斗为主线,将其投射到历史的画卷中,两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人在战乱岁月的夹缝中挣扎生存的状态,个体命运在历史的浪潮中随波逐流,人性与残酷的现实搏击,无论战争的胜利属于谁,带给人类的都是无尽的苦难与创伤。这就是历史留给人类永久的记忆———战争永远是残酷的。

《静静的顿河》卷首的哥萨克古歌:“我们的光荣的土地不用犁铧耕耘……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耕耘,光荣的土地上播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静静的顿河上装饰着守寡的青年妇人,到处是孤儿,静静的顿河,我们的父亲,父母的眼泪随着你的波浪翻滚。哎呀,静静的顿河,你是我们的父亲!哎呀,静静的顿河,你的水流为什么这样浑?啊呀,我的水,怎么能不浑!寒泉从我的河底向外奔流,白色的鱼儿在我的中流乱滚。”古歌再现了顿河哥萨克父老乡亲在两次革命和战争中的艰难命运。他们与命运搏击,在生与死之间痛苦挣扎。顿河的水是用血和泪汇成的,无论战争正义与否、人类都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头颅、尸骨、寡妇、孤儿装饰着顿河,诉说着战争的残酷。无论白军还是红军都残忍地杀害对方的俘虏,都以哥萨克人的性命为代价争取胜利。作品主人公葛利高里也为此陷入苦恼、困惑之中,在革命斗争中处于飘忽状态。作者在卷首引用古歌,使人感到尽管历史风起云涌,顿河水依旧静静流淌,似乎在低吟、哀叹,所有的是非功过都消融在静静的顿河水中,从中感受到民族苦难与历史的沉重和悲壮。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如果从辛亥革命算起,到新中国成立,其革命道路显得尤为曲折与复杂。辛亥革命由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领导,是在城市发动和进行的,由于种种原因尤其是因为没有深入农村而半途夭折。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探索,走上

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渭河流域的白鹿原就是一个重要的农村根据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关系更加微妙、复杂,或合作或敌对或貌合神离,这都在当地白、鹿两大家族中有着相应的体现和反应。从中国历史演进看,《白鹿原》这部具有史诗性的作品更多的是一部中国农业社会的文明史。它所描写的主要是以农村宗族为社会基础、以儒家理学为理论体系、以伦理纲常为道德准则、以宗族祠堂祖宗为图腾崇拜的古老农业文明在二十世纪中国近五十年的历史遭遇。在《白鹿原》里小说展现了从清末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到土地改革、“文革”这一翻云覆雨的历史时期内,渭河平原白鹿村的人世沧桑,白鹿两家的世代恩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黑娃的死、鹿兆鹏的失踪、白灵的活埋都给我们提出了深沉的历史反思,正义和真理,人性的善恶与美丑等都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两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揭示了战争的毁灭性,无论正义与否都必得以人的生命为代价,以人的苦难为依托。历史已经成为过去,留给我们无尽的思考,无论战争对错,尊重生命是我们永恒的启示!

二.人性的反思

《静静的顿河》与《白鹿原》都塑造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极为关注人性中的善与恶,展现了人间百态。尽管个体生命在历史的漩涡中显得极其渺小,但人性的光辉在扭曲变形中却彰显出他的灿烂辉煌,这就是作品人道主义的立场所在。

静静的顿河》描写了顿河两岸的哥萨克人在战争中的迷茫、困惑以及内心的痛苦煎熬,人的善与恶,人性与兽性都得以充分地揭示。其中的彭楚克在革命法庭工作负责处决犯人,尽管他一再告诫自己枪毙的是革命的敌人,但仍为此事精疲力竭,感觉心都被掏空了,这种兽性的行为使他作为人的天性受到伤害,因此精神承受着极大的痛苦;“锅圈儿”无故砍杀俘虏兵,米哈伊尔·科舍沃伊与米特里·科尔舒诺夫相互残杀家人;当娜塔莉娅不能忍受葛利高里与阿克西妮亚的私奔而回到娘家时,她的兄弟米特里·科尔舒诺夫的同情心被潜藏的兽性取代,竟不顾兄妹之情想乘机侮辱她;妲丽亚原本是个美丽可人的女人,战争毁灭了她善良的人性,当她听到彼得罗的死讯后,对生活彻底失望,兽性在她的心中膨胀,亲手打死了苏维埃领导人伊万,获得了白军的奖金。这都是失去理智的兽性行为,是战争导致了兽性的狂热、人性的沉沦。作品中葛利高里是其中最具自我意识的人物,也正是这种意识觉醒,使他在红军和白军之间摇摆不定,两次参加红军,两次参加白军,两次参加匪帮,试图找到一条属于哥萨克的中间道路,可以像哥萨克祖宗那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生活。葛利高里的内心始终处于人性与兽性不断挣扎的状态,当他在军队里目睹了哥萨克轮奸福兰妮亚的情景,“几乎是第一次差点哭出来”。他一想起就感到心被刺痛;当他第一次砍死奥地利兵以后,“他的脚步又沉又乱,就想肩上扛着一种不能胜任的重负似的;憎恶和疑惑的心情揉碎了他的灵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心的痛苦都沉重地折磨着他,无论醒着还是梦中都时常忆起当时的情景。当“锅圈儿”无故砍杀俘虏兵后,葛利高里被激怒了,他甚至拿起枪要同他决斗。当葛利高里成为红军军官时,他看到波乔尔科夫残害被俘的哥萨克军官并处死全部俘虏,他深为不满,于是离开队伍回到家乡。他在人性的急流中挣扎,几番沉浮,一次次地回归人性,又被卷入兽性的旋涡中。在顿河叛乱中,他被推举为叛军师长,“他变得冷酷无情,铁石心肠……他怀着冷漠、蔑视的心情拿别人和自己的生命当儿戏”,尤其是他的哥哥彼得罗被红军打死后,他杀人如麻,变得凶狠残暴。在一次战斗中,他砍死了4个红军,突然倒在雪地上哭泣起来,喊叫着:“我杀死的是什么人呀?弟兄们,不能饶恕我!为了上帝,砍死我吧……”此后,他带着负罪心理,释放了被关押的200 多名红军家属,营救被俘的红军,并用酗酒和放荡来驱逐自己沉重的精神负担。他怀着负罪感再次加入红军,奋勇杀敌,屡建战功,企图洗心革面,然而命运再次与他失之交臂,他害怕红军算他的旧帐,最后落入福明的匪窝。葛利高里的命运不能仅从历史的角度去评判,而应该更多从人的本性出发,看到人的复杂性,既有人性的善良一面,也有兽性的残忍的一面。作为人的个体在战争中显得尤为弱小,命运在历史的激流中飘忽不定,有人的本性在岁月的长河中投射出奇异的光彩。

与哥萨克民族不同,中华民族受儒家传统影响,人被强大的伦理道德所束缚,但仍不乏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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