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任研究(20110614)

政治信任研究——北京初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府信任的衰落成为西方国家公共治理和政治生活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最近世界经济论坛对47个国家的调查显示:全球41亿民众对诚信问题存在忧虑,对各类机构的信任程度下降,对政府机构表示不信任的人占到47%。

政府信任缺失问题已经对各国政治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经济的增长速度，2011年初北非各国所发生的政治动荡便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于我国而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济社会得到了快速发展，政府在诸多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可。

但在经济体制转轨，政治制度转型过程中，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因素。

经济发展与制度革新间的差距逐步拉开，有些制度不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加的物质文化需求，再加上政府贪污腐败等现象的出现，民众质疑精神开始浮出水面，质疑的声音愈发增多，政府的信任水平和权威性日益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各种形式的政府信任危机事件不断发生，从孙志刚案、SARS爆发初期政府公布疫情不实事件、陕西虎照门事件、贵州瓮安事件、云南“躲猫猫”事件、巴东邓玉娇案到听信谣言抢购食盐事件等此起彼伏，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

其发展态势基本可以概括为：数量迅速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涉及面不断延展。

而这均反映了公众对政府质疑感和不信任感的增强，积极的一面是它彰显了公民意识和社会参与意识的觉醒，是对政府的有效监督，为社会进步的体现。

而消极的一面是它对政府权威性产生了极大的损害，从而增加了社会风险，使得社会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显著下降，于2011年3月发生的抢购食盐事件便是例证。

基于上述考虑，对政治信任流失这一现象进行综合审视，归纳其形态和特点，分析其内在机制和演变趋势，对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和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意义，值得我们进一步对其进行探究。

一、概念界定政治信任这个概念由于使用层次的不同，不同的学者给出的定义也有不同的侧重，不少西方学者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中国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并且其研究的范式是参照西方政治学研究范式。

因此首先梳理了西方政治学领域学者的观点，对研究问题和维度作了基本界分，并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参考了我国学者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

综合一些著名学者的观点，政治信任更多地被定义为公民对于政府或者政治系统将运作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心或信念(Easton,1965;Miller,1974;Hetherington,1998;Citrin,1974)。

政治信任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它指公民对待整个政治共同体的态度（公民所属国家），此可以由对国家政治理念的信任体现出来；第二层次，它指公民对诸如民主等政治制度的态度；第三层次，它指公民对政治行动者（政府公务员）的态度(Norris,1999)。

另外一些学者将其分为公民对政府职责上、政权上和制度上的信任（Craig, Niemi, and Silver,1990），认为政治信任是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基础（Easton,1965:273）。

由此可以看出，通常按照抽象程度划分政治信任的维度，并着重强调了政治信任在一国政治系统中的重要性。

在此基础上把政治认为是一个从价值观念到实践结果的连续过程，根据从抽象价值到具体实践的顺序，政治信任可以划分为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公务员、政府政策、政府信息权威性四个维度。

其中对政治理念的信任属于对政治价值的信任；对政治制度和公务员的信任属于对政治主体的信任；而对政策政府信息真实性的信任则属于对政治实践的信任。

其基本关系如下所示：结合中国国情，有学者指出中国百姓常常视国家为统一的国家，而视政府为两个体系的政府，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若按中央、省、市、县、村五级来划分，可以将市及以下的政府看做地方政府，而省级以上的政府则可以视作中央政府，因为其已不与百姓直接接触。

李连江（Li，2004）通过对中国四省农民政治信任状况的定量研究发现，中国农民能够直接面对的政府是乡镇两级政府，后者的表现会直接影响到农民对其政治信任的高低。

而对于中央政府，大多数农民不知道其运作机制和政策始末(Tong Weijun，1999)，而倾向于把中央政府看做是一个儒家式的理想政府，即能判定大是大非的道德模范，因而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普遍较高。

史天健的政治文化理论也支持这一论点（Shi，2001）。

由此可以发现，公民对于可接触到的也即具体的政府往往持有较低的信任感，而对于无法接触到相对抽象的政府往往持有较高的信任感。

在对政治信任的研究框架中增加了对抽象和具体这两个层次的考量，区分了对价值理念本身与价值实践状况的信任；对抽象的根本政治制度与具体规章办事程序的信任；对抽象不易接触的中央公务员与具体较易接触的地方公务员的信任；对抽象政策与具体政策的信任。

以期在研究中发现，在抽象和具体这两个层次上，公民政治信任感的区别。

影响政治信任的因素，除了之前提到的中国公民对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的不同态度，还包括：（1）人口特征。

这一点西方的实证研究发现其对政治信任并没有太多的影响。

而我国的实证研究（Shi，2001）发现党员和性别的影响均不显著，只是男性在对最低的三级地方政府的信任上要比女性低。

（2）教育程度。

西方的学者发现教育程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呈反相关（Agger,Goldstein,1961）。

而中国学者在印证了前者结论的实证研究中，又进一步认为教育程度高的公民对中央政府持更多的批判态度（Yu Jianrong，Duan Xianju, Tan Jian, and Chen Bin,2000；）。

（3）收入水平，李连江（2004）发现最高和最低收入的人群都对省级以上的政府有较低的信任感。

二、北京的政治信任状况（问同学要到的部分数据）（一）价值观信任民主政治成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是其价值追求的深化和发展，不同的民主价值催生不同的民主实践。

对政治价值的信任是构成政治信任的基石。

为了衡量北京市民的政治价值信任情况，选取了现今较有代表性的政治价值观，即“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及“建设服务型政府”。

其中，“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了政治个体本位的特征；“建设和谐社会”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矛盾调和作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和“建设服务型政府（透明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则是政府在实际执政中所遵循的宗旨和追求。

通过被访者关于这四项政治理念评价的调查，我们得到结果如下：在这四项政治理念本身价值的认同程度上，多数人对此“非常认可”，表示非常认可的人数分别占调查总人数的59.4%、56.5%、48.4%、57.8%。

仅有1.6%、2.8%、4.9%和3.6%的人表示“非常不认可”。

但对于这些政治理念在执行中的落实情况，受访者的认可度明显减少，多数人表示“比较认可”或持中立态度，而表明“非常认可”的人只有10%、12.1%、9.6%、9.3%。

为了进行理念价值和实践落实的差异的比较，首先计算出受访者对于两者认可度的平均值。

计算方法是首先给每道选择题赋值，赋值的方法即从1到5分，例如“非常认可、比较认可、持中立态度、比较不认可、非常不认可分别计为1-5分”，然后再计算出这两方面题目的平均得分。

平均分越高的认可度越低，反正则越高。

计算得出，对于四项理念价值的平均得分为1.72，时间落实得分为2.41。

由此可见，受访者对于价值本身认可度较高，但对于其在实践中的落实情况的认可度低于对价值本身的认可度。

结果显示，被访者对政治价值内容的认同感普遍较高。

这反映出我国所构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较大支持。

只有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下，国家的各种政策、制度等才有可能进一步获得民主的支持。

另一方面，被访者对政治价值的落实情况信任感偏低，反映出政府在贯彻这些政治理念的过程中还有所欠缺。

“政府诚信”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体现为政府对自身执政理念的落实程度。

政府是否严于律己，言出必行，对公民的政治信任感起到了极大的影响作用。

造成目前这种“政治诚信”缺失的原因，既有思想政治和道德建设上的欠缺，也市场经济中政府行为取向趋于利益化的原因。

监督机制的薄弱，诚信制度的缺失，使得国政府构建的价值体系在具体制度和实际中，得不到充分的体现，从而对公民的政治信任产生负面影响。

（二）制度信任社会学家卢曼曾区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信任——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

所谓制度信任是指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建立在法规制度的基础上,而不是以关系、人情为基础。

政治制度在政治系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将其划分为抽象层次的政治体制和具体层次的政治制度，前者主要指与百姓日常生活接触较少的宏观抽象的政治体制，后者主要指与百姓日常生活结合紧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办事程序。

1. 抽象层次的政治体制信任对于这一维度，主要使用四个指标予以测量：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信任、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的信任、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信任以及对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信任。

原因有二，其一是因为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上述制度均为基本政治制度，从范围上基本包涵了我国所有重要政治制度。

其二是因为这些制度均规定的是我国的根本政治方向，对于普通公民来说具有较高的抽象性，不是日常生活中所经常接触的，符合我们对于抽象层次政治体制的定义。

多数被调查者对抽象政治体制均有着较高的信任感。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仅有5.60%人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的说法持负面态度（即选择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选项，以下略）；仅有9.6%的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我国民主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说法持负面态度；仅有4.8%的人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解决我国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说法持负面态度；仅有11.29%的人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的说法持负面看法。

对五种说法的不同回答：非常同意、同意、一般、不同意、非常不同意进行了1-5分的赋值，粗略计算出了各个指标的“信任指数”，该指数越高表明对政治的信任感越低，该指数越低说明对政治的信任感越高。

由此用以粗略反映被调查者对于抽象政治体制的信任状况。

诚然这种分类可能比较笼统且有诸多局限性,但为了调查与分析的需要,必须采用一种相对量化的标准,否则很难有效区分公民对与各个指标的信任状况。

由此可以看出，被调查者从总体上是十分认可和信任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的，他们对于抽象政治体制的信任感较高，其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信任感最高，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信任感最低。

对政治制度的信任是政治信任的基石和根本。

当民众相信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制度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公平、合理、正义、进步的制度,并且这种制度在实践中没有偏离自己的终极目标和价值，即使政府的某些具体政策、公职人员的某些行为损害到自己的暂时利益,仍会选择宽容的态度并支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