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演进与整合(一)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演进与整合(一)

未来国际竞争的主体是什么？答案既不是企业，亦不是国家。当今世界最为根本和最为重要的变化和特征有三个方面，那就是：政治越来越多元化、经济越来越全球化、社会越来越信息化。随着经济的日益全球化，国际间越来越流行的说法是“得城市者得天下”。的确如此。由于现代经济活动绝大部分集中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城市群中进行，因此，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未来的世纪是城市的世纪，一国真正参与国际竞争的，实际上是大城市、是城市群，因为只有它们才具备参与世界分工、合作和交流所需的基础设施，也只有它们才能形成足够的产业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然而单个城市的能量毕竟有限，即使是大城市。可以这样说，城市群已当仁不让地成为未来国际竞争的新主体。

“城市群”的概念是由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于1957年提出的，意指“巨大的多中心城市区域”，戈氏总结其特征包括：以2500万的人口规模和每平方公里250人的人口密度为下限的庞大空间；以国际化大城市为核心，沿海轴线发展形成的枢纽；职能分工合理的多中心城市网络；发达的交通、通讯网络及其基础设施。当今世界五大城市群（大纽约城市群、美加大湖城市群、大东京城市群、英国城市群、西北欧城市群）代表了其本国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力量。大纽约城市群仅占美国版图1/918的面积，却聚集了全美1/11的人口，占去了美国公司500家强的1/3。目前，中国环渤海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初现雏形，不过，相较于前五大都市群，差距尚远。就拿都市群经济总量占其本国的百分比来说，我国三大城市群仅为38%，而美国三大城市群高达67%，日本仅大东京区大阪区就占70%。

在国内，得改革风气之先的珠三角各城市恰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快速崛起在珠江两岸，但由于长时间以来各自为营，明争暗斗，内耗严重，正被已形成合纵连横之势的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日渐抛离。在国内“前有标兵后有追兵”之时，在加入WTO后国门日渐洞开之际，处于内忧外患中的珠三角城市们又该何去何从呢？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珠三角城市群能撤掉藩篱，用同一种声音讲话吗？能抱成团，握成拳，重现昨日辉煌吗？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去探寻现实的答案，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去看看珠三角城市群的前世、今生及未来。

一、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历史演进

历史恰如梁启超所言：“对于中国的中原来讲，地处偏僻的广东是一个边缘，是一个鸡肋，但对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来看，广东是中国和世界的结合部”。因此，要了解位处广东的珠三角城市群的历史发展，就不得不先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说起。珠江三角洲位于广东省中南部，地处珠江出海口，濒临南海，毗邻港澳，历来是华南、中南、西南地区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和我国的南大门，也是我国著名的侨乡。其地理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广州、深圳、佛山、惠州的部分县区（原市辖区、惠阳、惠东县、博罗县）和肇庆的部分县区（市辖区、高要市、四会市），陆地总面积4.17万平方公里，人口按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为4077万人，分别占全省总数的23.2%和47.2%，分别占全国总数的0.4%和3.1%。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实际上珠三角是我国内陆风云与西风欧雨交汇所形成的第一个锋面。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片神奇的土地伴随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几经沉浮，几番起落，既有过耀眼的辉煌，也有过迷茫的失落。总结个中规律就是：一闭关锁国，发展就缓慢；一改革开放，发展就迅猛。自明代实行海禁以来，中国实为闭关锁国，地处东南一隅的珠江三角洲基本上谈不上发展，到了近代，更是饱经屈辱、涤尽沧桑，香港、澳门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因此，除了历史上一直被作为对外通道的广州在建国前有幸成为百万人口的城市外，身处旧中国的珠三角其它地方甚至不能称之为城市，更甭奢谈城市群的发展了。纵观新中国成立后珠三角城市群的发展史，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缓慢发展时期（1949年——1978年）

这一阶段，由于新中国成立伊始即遭帝国主义封锁，因而国家强调珠三角的国防前线地位，

深圳、珠海被列为边防禁区，经济上实行闭关政策，国家投资又少，经济发展不快，广东工农业总产值连续14年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下，导致珠江三角洲城镇发展比较缓慢，在全国城市体系中的地位自然不高。当时国家的中心城市是北京、天津、沈阳、长春、上海、武汉、重庆等地方。1978年，广东的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的5.1%，（即使后来选择粤闽而非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除了这两省地处偏僻外，经济对全国的影响不大不能不说是当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而其中，珠三角经济在广东又居于绝对地位。这期间，城镇人口主要靠自然增长。1978年与1949年相比，城市数量只增加佛山、江门、肇庆、惠州等4个，10-2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只有佛山、江门、肇庆和石岐，而集镇的建设更显萎缩，1978年仅有32座建制镇，当时的深圳只是一个偏僻落后的边陲小镇，整个宝安县只有28万人，其中在78、79年又有约17万人跑到国外，且大部分是偷渡出国的。

（二）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1992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农村经济改革、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实行对外开放三大国策的推行，吹响了珠江三角洲向城市化进军的号角。在这样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珠三角城镇的质量和数量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又地处中国沿海，珠三角得天时地利之便，经济发展飞快，人口也迅速增加，城镇结构和布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深圳、珠海、中山、东莞、顺德、台山、番禺等相继设市，城市个数从5座增至12座，其中9座为省辖地级市，3座为县级市，占全省23座城市的52.2%，建制镇由32座增至374座（不含县城镇），占全省建制镇总数的31.67%.五大经济特区,三个在广东,其中,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更是引人注目,使珠江三角洲由过去的国防前线、边远地区变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区位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粤港“前店后厂”式分工的开始确立，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一时期,广州非农业人口增至280多万，佛山、深圳迈入中等城市行列。小城镇发展迅速，涌现了一批具有专业化职能的新兴工业城镇，如“服装城”九江、“内衣城”盐步、“冰箱城”容奇、“家具城”乐从、“陶瓷城”石湾等，不胜枚举。当然,这一时期，城市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引发了一些问题,如城市功能没有定位和分工,分散建设、重复建设现象严重，马路经济、诸侯经济遍地开花，生态环境恶化等，反过来又损害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三）全面建设阶段（1992年至今）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一对孪生兄弟，总是相伴而生。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珠三角经济发展由重视第一、第二产业转为第二、第三产业并举，城市化水平也不断提高。再加上珠江三角洲已告别贫困步入小康社会甚至成为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先进”，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开始强调改善生活环境，改善居住条件，城市意识空前高涨，城市规划受到空前重视。不仅珠江三角洲城市数目上升很快，而且质量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02年末，广州、深圳、珠海三个中心城市的城市化率分别达到了76%、82.4%、71%，珠三角整体城镇化水平约为72.7%。同时，城市个数增加到23个（包括县级市），小城镇星罗密布，建制镇增加到386个，平均每个市县20多个建制镇，城镇密度达98个/万平方公里，城镇间平均距离仅9.8公里，内圈层城镇建区已联成一片，初步形成大都市连绵区雏形，蔚为壮观。珠三角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从1980年的50%提高到2003年的80%强，占全国的比重也由2.6%提升到10%左右，成为我国乃至亚太、全球最重要、最具发展活力、最有发展潜质的经济区域之一。1980年—2001年珠三角年均增长21.8%，1998年—2001年年均增长12.5%，未来仍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据有关专家测算，未来20年珠三角若能保持年均10%的增长速度，2020年其GDP总量将达到52100亿元。不过，若从横向分析，这一阶段又可以1993年作分水岭，在此之前，珠三角是国家区域战略的重心，但随着上海浦东的大开发，长三角越来越引人注目，相反，罩在珠三角城市群头上的光环正渐渐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