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现状与发展趋向

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现状与发展趋向【作者】王世雄【作者简介】王世雄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内容提要】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内外结合的行政监督体系，发挥了较为全面有效的监督功能。

但还存在一系列明显的缺陷，“漏监”、“虚监”、“难监”比比皆是。

为此，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努力转换薄弱环节，寻求整体优化机制。

在现阶段的实践中，行政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尝试已初见成效，这将成为我国行政监督发展和完善的基础。

【正文】伴随着政府事务规模的增长与行政集权化的发展，行政权力在现代国家政治系统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建立健全行政监督体制的吁求也因此越来越强烈。

从法理上讲，在我国“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体系中，行政机关只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构。

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行政机关发挥着非常活跃的统治和管理功能，承担着大量的行政立法、决策和执行功能。

行政机关在从事大量社会经济活动的同时，行政权也从授权立法、兼行部分准司法权、扩大自由裁量权等方面得到了实质性的扩展，表现出广泛性、主动性的特点。

因此，加大行政监督力度、改善行政监督结构、增强行政监督实效以保障行政机关准确、全面、高效地依法行政，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一、我国现有行政监督体系的基本架构在我国，行政监督一般是指国家机关、政党、社会团体和公民等主体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进行全面的监察、检查、督促和指导。

它是我国社会主义监督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弹纠不法、增进效率、优化政府形象等方面可以起到重要作用，从而有力地推进政府行政管理的廉洁化、法治化和高效化。

中国共产党很早就认识到，“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注：《毛泽东黄炎培当年延安话民主》，《新华文摘》1990年第4期。

）因此，新中国建立伊始，就注意从制度与实践两个层面创设行政监督体制。

但从5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政治体制转入过度集权化阶段，行政监督缺失必要的外部民主环境。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行政监督基本上处于弛废状态。

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而逐步形成的。

目前，我国行政监督已经形成了一个以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及其行政行为为指向中心的全面的约束体系，主要包括主体体系和对象体系两个方面。

第一，从主体体系的内在构成要素看，我国现行的行政监督体制由行政组织外部的异体监督和行政组织内部的同体监督两部分组成。

外部监督是指行政机关以外的权力与非权力主体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其中外部权力监督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行政监督；国家司法机关的监督，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实施的行政监督；中国共产党组织作为执政党实施的行政监督。

外部非权力监督包括：人民政协以及各民主党派的行政监督；社会群众及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各人民团体（工、青、妇等）、群众组织、企事业单位、公民个人以及新闻媒介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监督。

内部监督可以划分为专门监督和非专门监督两类。

内部专门监督，主要是指政府专设的监督机构实施的行政监督以及各类专业性行政监督，包括：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物价监督和质量监督等专业性行政监督。

内部非专门监督，包括：上下层级监督，即各级行政机关及其主管按行政隶属关系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直线监督；平行部门监督，即政府职能部门就其所辖事务，在自身权限与责任范围内对其它相关部门实施监督。

第二，行政监督的对象是与行政主体及其活动相应的一个综合体系，涵盖了政府行政活动的各个方面。

从结构上看，容纳了整个行政组织、行政机关和全部行政人员；从功能上看，涉及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职能的各个领域；从过程上看，包括信息情报、政策抉择、计划规划、指挥协调等所有行政行为及其产品。

在厘定行政监督体制基本架构的基础上，不难发现，现阶段我国行政监督具有面广量大的宏观总体特征，在实践中发挥了“保健”与“治病”的双重功效。

（注：参见浦兴祖、竺乾威：《当代中国行政》，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2页。

）从理论上讲，监督客体的公开性、主体的多元化以及监督内容的广泛性，有利于充分体现监督的人民主权原则、经常监督原则和公开监督原则；外部异体监督和内部同体监督的结合，有利于形成全面复合的监督网络，提高监督的整体效能。

但现实中，由于整个监督体系庞大而杂乱，以及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行政监督体制还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陷，“漏监”、“虚监”、“难监”现象比比皆是。

二、我国行政监督体制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思路我国行政监督的制度化、体系化发展在促进政府依法办事、转变政府职能、提高公务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行政监督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行政管理中凸显出来的政令不畅、机构庞杂、决策失误、人浮于事，以及行政人员寻租腐败、假公济私等现象，都标示监督体制的无能低效，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我国行政监督缺位、滞后和监督不力的问题集中于机制关系和人员素养两个方面，具体包括以下三点：第一，行政监督体制多元无序。

各类行政监督体系在运行机制上缺乏应有的沟通和有机的协调，整个行政监督系统群龙无首，致使监督主体之间的相互推诿或重复监督现象严重。

这使行政监督工作难于真正落实，影响了行政监督的权威信和有效性。

第二，专门监督机构受制于监督客体。

我国行政监察机构和审计机构等专门监督机构的设置，不是独立的和监督客体并列的关系，而是受同级行政机关和上级业务部门的双重领导；其负责人不是由党政领导人兼任，就是由党政机关实质性任命。

监督机构附属型的隶属关系体制，使监督主体在人事、财政等方面受制于监督客体，使监督人员往往受制于长官意志，严重削弱了行政监督的权威性。

现阶段行政监察部门与同级纪委合署办公，进一步限制了行政监察权的行使。

监察机构缺乏实施监督职能所必需的权力与权威，在实践中较少发挥监督作用，较多履行办案职能。

第三，行政监督法治程度低，弹性因素强。

从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关系看，上级对下级的执法监督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及部门的抽象行政行为监督不够，很少真正撤消或改变下级不适当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上级政府对下级具体行政行为的审查，仍处于不告不理的阶段。

从行政系统的外部监督关系看，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威尚未归位，社会群众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还非常不够。

依法监督才是有效的监督，行政监督主体监督职能的行使，必须有法定的方式和程序。

目前我国行政监督法律体系很不完备，缺乏明确的监督标准和监督方法，这就容易导致监督的随意性，不利于准确判断和及时纠正监督客体的越轨行为，追究其违法乱纪责任，从而损害了行政监督的科学性与严肃性。

此外，我国行政监督的问题还体现为行政监督活动单一化，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忽略了行政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进行中的控制；行政监督的思想认识不到位，有关行政人员和行政领导监督意识淡薄，疏于监督或被监督，等等。

对于上述行政监督中的许多现存问题，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积极加以改革和完善，其中最主要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应加强总体协调，充分发挥整体监督效能。

要使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和职务行为切实受到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有效监督，使不同主体的监督体系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使整个行政监督体制坚强有力，就必须明确规定各种监督体系之间的职能界限和层次关系，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不同监督机制间的重叠、冲突和制肘，增强和突出行政监督的整体合力和效能。

有学者提出可以设立“全国监督联席机构”，以共产党为首，形成纪委、人大、政协和国家监察部门四大监督机构的合力，并领导和协调全国行政监督工作。

第二，有效的监督必须以监督客体切实处于监督主体的监督之下为前提，并且监督主体的监督活动不受监督客体的直接制约和干扰，以保证监督主体能充分行使监督权，保证监督的独立性与权威性。

“从世界各国已有的监督机构及其发展趋势来看，监察机构的特点是其享有广泛的授权并具有独立性，它只向最高权力机关或立法机关负责，接受它们的领导，而不从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其编制也不纳入公务员系列。

”（注：刘长江：《论建立预防性的监督机制》，《理论文萃》1999年3月。

）因此，必须重视实施独立的行政监察制度，可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内设一个最高专门监督机构以替代监察部，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并在此最高专门监督机构下设立地方各级监督机构，受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上级监督机构的双重领导。

这样有利于把宪法规定的各级人大（常委会）对于同级政府的监督权落到实处，同时可以保证国家监督机构的独立性。

虽然在各级人大法定权力进一步归位之前，这一新的监督建制不可能有非常理想的效果，但至少可以使行政监督机关（监察机关）在组织上不再隶属于同级行政部门及其领导人员。

第三，加强行政监督的法治化，尽快制定《党政领导干部监督工作条例》、《新闻法》、《国家公务员监督法》、《反腐败法》和《公职人员个人财产申报法》等法律和规范性文件，使各类行政监督具有明确具体的主体权限、法律依据、程序和手段。

目前，《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和《国家赔偿法》的制定和贯彻，在规范政府和国家公务员的行为，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推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等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从现实情况看，还有大量的行政法规，尤其是行政监督法规急需制定。

在八届人大期间，共有29个议案、1100多名人大代表先后呼吁制定《监督法》。

在1998年“两会”期间，共有11个要求制定《监督法》的议案。

（注：刘卫东：《他们的提案：与舆论监督有关》，《南方周末》2000年3月3日。

）2000年“两会”期间，也有不少要求制定《舆论监督法》、《举报法》和要求实行领导干部储蓄实名制的议案。

这表明进一步推进行政监督的法治化已成为民意所向。

此外，行政监督体制的改进，需要进一步加强人大的监督权威。

虽然我国人大的实际地位在近年有所提升，但离法定权力还有较大的差距。

应该继续完善人大各种形式的监督机制，发挥质询、弹劾、审查、撤消等监督形式的作用。

要加强行政人员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提高政府行政行为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创造条件使社会各界能切实参与行政监督活动。

应进一步提倡媒介舆论监督，努力发挥大众传媒监督时效性强、威慑力大和辐射面广的优势。

三、我国近期行政监督的重要制度创新及其价值任何一个政治——行政体系，都不仅要把民主与效率作为一种必须尊重的基本价值，而且要承担如何实践民主与效率的现实问题。

我国行政监督体制存在许多积弊，改革和完善的目的就在于克服薄弱环节，优化制约机制，努力推进政府行为的民主化、法治化与高效化。

虽然我们尚未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行政监督中的主要问题，但在现阶段的改革实践中，中央和各地行政监督机制的创新与尝试已初见成效，这将成为我国行政监督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