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功能定位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北京的功能定位未来产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一、要正确认识北京的功能定位

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要在开放条件下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正确认识北京的功能定位，并以此来确定北京未来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和主导产业，这样才能取得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效果。

回顾历史，北京的功能定位，从建国以来曾发生过多次变化。刚解放时，北京有200万人，是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生产力水平低下，工业发展水平落后，上百人的企业只有几十家，且大多数企业是手工业户，1949年北京全年的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人民币1亿元。在这样的城市基础上，怎样建设首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有很大难度。难怪毛泽东曾提出首都是否要搬到上海去的问题。因此，为推进首都的建设，北京当时提出要大力发展工业，并以一种革命的或创新的精神来理解北京工业的发展。因为，当时有人援引美国华盛顿和德国波恩的例子，反对在北京搞工业，甚至声称在北京搞工业是“扰民”、是触犯“天条”。1956年北京提出的要把首都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意见得到中央的肯定，1958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北京是我国的政治中心、文化教育中心、科学技术中心和经济中心”。这里北京经济中心的功能定位，本质上是把北京定位于工业发展中心。按照这种功能定位，北京在建国初期就搞了一些无线电、棉纺织、机械、化工、钢铁和建材等工业项目。

1961年在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北京虽然提出今后工业发展不求大而求高，要符合“高、精、尖、吃、穿、用、质量第一”的10字方针，但这一方针并没有坚持贯彻下去。以后，北京又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设三线和发展地方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搞了一大批工业特别是重工业项目。到1979年，北京重工业总产值的比例高达63.7%，仅次于辽宁居全国第二位，北京因此成为重工业占主导地位的首都。

改革开放以后，1980年中央书记处对首都建设方针作了四项指示。在指示中，中央提出：首都有什么特点？至少有两条：第一，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不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第二，首都是对外窗口，全世界通过北京看中国。因此，要把北京建成全中国、全世界社会秩序、社会治安、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的城市；要把北京变成全国环境最清洁、最卫生、最优美的第一流城市；要把北京建成全国科学、文化、技术最发达，教育程度最高的第一流的城市；要使北京经济上不断繁荣，要着重发展旅游业、服务行业、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工业，下决心基本上不发展重工业。这些指示，标志着北京的功能定位发生了重大改变，

即中央不再提北京的经济中心定位，不主张在北京发展重工业。1983年中央对《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服从和充分体现这一城市性质的要求。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1995年以后，中央领导提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要更好地为党、政、军首脑机关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教育、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亦即“四个服务”。1997年北京正式提出首都经济的概念，并强调北京是国内外交往的中心。这样，北京的功能定位，实际上涵盖了三大中心，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国内外交往的中心。

现在人们对北京的三大中心定位已无异议。但对北京是否要成为经济中心仍有一定的争议。这种争议的核心或关键，是首都经济怎样定位以及首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导产业是什么？具体而言，争议的焦点：一是北京应以发展工业为主，还是以发展服务业为主；二是北京应重点或优先发展哪一类工业和哪一类服务业。有人认为，北京应以发展工业为主；有人认为北京应以发展服务业为主；有人认为北京的工业和服务业同等重要都应大力发展；有人认为首都经济的本质是知识经济、核心是高新技术产业，因而北京应重点发展高科技的工业，并以电子信息产业为龙头；有人认为高科技工业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取代北京制造业、钢铁业和石化业的发展，因而北京也应大力发展现代制造业、钢铁业和石化业；有人认为北京应全面发展各类服务业；有人认为北京服务业发展的优势是现代服务业，因而北京应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主。由于这些争议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所以在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新提法，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振兴北京现代制造业、发展北京总部经济等。这种情况的出现，往往使首都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和结构调整方向发生摇摆，并最终导致北京的功能定位难以有效落实。

事实上，单纯从北京三大中心的功能定位角度分析，北京是不应该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否则，为什么自1980年以来中央就不再提北京是经济中心的功能定位，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二、北京缺乏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比较优势

自1980年中央书记做出北京不一定要成为经济中心、下决心基本上不发展重工业的指示以来，北京工业发展的步伐并没有因此而减缓，反倒是大幅度提升了。1981年北京工业总产值为238.2亿元，其中轻工业为105亿元，重工业为133.2亿元，轻重工业比例为1：1.3。到2003年北京工业总产值（年收入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上升到3677.2亿元，比1981年增长了14.4倍，年均增长率为13.3%；其中轻工业为792.2亿元，重工业为2880

亿元，轻重工业比例扩大到1：3.6。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工业结构已作了很大调整，特别是以电子与信息工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已在北京工业中占有很大比重，2003年北京电子与信息工业实现产值909.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24.8%，但从总体上说，北京现时工业的发展仍然是“重型化”的，而非“轻型化”的。

应当承认，北京发展工业在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方面是具有一定优势的。因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需要有高智力人才系统和国内外信息系统作支撑，而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功能定位，实际赋予了北京作为全国教育中心和科技中心的定位，使北京在全国具有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其产品的比较优势，而北京作为国内外交往中心的功能定位，又为北京发挥这种优势提供了信息平台。但是，人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此类问题的另一面。按照美国学者弗农提出的关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产品周期理论，在产品的创新阶段，产品的区域生产成本因素不会对产品的技术垄断构成威胁，但在产品的标准化生产阶段，产品的技术优势将会让位于产品的区域生产成本优势。即，在此阶段产品的技术已经成熟了、标准化了、很容易模仿了，故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便大规模对外投资，将产品生产转移到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以取得比国内生产更多的利润和占领更广阔的市场。按照弗农的理论，可以充分解释，为什么美国企业发明和最早生产了电视机，而现在美国为何又不再生产电视机了。同样道理，北京尽管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产品方面具有人才、研发、信息等方面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是属于产品创新阶段的优势，到了产品标准化生产阶段，这种优势就可能不存在了。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2》的研究表明：在43个样本城市的加工制造竞争力的综合排名中，北京列43位，即最后一位，这或许可以作为北京缺乏工业产品标准化生产阶段优势的佐证。

研究北京工业发展，人们可以发现两个基本情况：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京工业发展的总体水平已经落后于东部地区一些重要的沿海城市。1981年天津工业总产值为206.5亿元，比北京少31.7亿元；上海工业总产值为647.5亿元，是北京的2.7倍；广州工业总产值为98.9亿元，仅相当于北京的41.5%。但到了2003年，天津工业总产值为4049.6亿元，比北京多372.4亿元；上海工业总产值为1034.2亿元，是北京的2.8倍；广州工业总产值为4017.8亿元，比北京多340.6亿元。二是北京原有的工业主导地位已经让位于服务业或第三产业。1992年北京工业增加值为293亿元，占GDP的比例为41.3%，服务业增加值为314.5亿元，占GDP的比例为44.4%；2003年北京工业增加值为1017.3亿元，占GDP的比例降为28.2%，服务业增加值为2218.2亿元，占GDP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到61.4%。这两个基本情况，突出说明北京缺乏大规模发展工业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