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

叶圣陶与梁启超教育思想比较

摘要：在近代教育史上，梁启超可谓新式教育的开山巨匠，而叶圣陶则是苏派教育的先驱领航人，对于二人的教育思想，既有承继趋同的一面，又存在变革差异的一面。本文从下述几个层面对其进行异同辨析：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通过对二人教育思想的比较及二者之间关系的梳理，必然有益于当下教育改革进行借鉴与创新，为现代教育事业提供有力的思想启迪。

关键词：梁启超叶圣陶教育思想

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思想家、学术大师，而且是一位著述丰赡的教育家。自戊戌变法至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论文，在教育宗旨、制度、内容、方法等诸多方面均有论述，形成一套完整的教育主张，不仅有体系严谨的理论以资后人研究，其成功的教育实践更为教育研究者提供了鲜活范本。而作为苏派教育先驱者的叶圣陶，不仅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出版家、文学家，在其70多年教育实践及研究中，更是形成了一种代表我国现代教育实践发展方向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教育思想体大思精，提出诸多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教育命题，影响到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教育。对两位大师关于教育思想的辨析与梳

理，必然有益于现代教育研究及新课程改革进行借鉴与创新，为现代教育事业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与思想启迪。

一、教育目的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在《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中认为，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有思想意识及自主能力，能够有目的有宗旨地进行活动，宗旨是人类活动特有属性，而教育作为一项重要的人类活动，同样需要宗旨；对于教育的宗旨，他认为培养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是关键，独立人格不仅在品行、智识、体力方面皆完备，更要能享有人权，在政治自由方面具有独立的法人意识。可以说，此时的梁启超倾向于将教育的宗旨定格为：培养社会变革所需的政治人才。

在教育理论上提出“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的同时，在教育实践方面，梁启超更是身体力行，培养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著名的有：蔡锷、徐志摩、谢国桢、吴其昌、周恩来等。而在他所培养的十四个子女中，除了早夭的五位外，其余九位全部成才，且每一个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一流专家。其中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三人是1948年中研院院士和

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院士，一门三院士，在中国20世纪，

算是极为罕见的。梁启超正是通过自身的实践验证自己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这一教育宗旨。

关于教育的目的，苏派名师叶圣陶在其教育论述中认为：“教育事业的目标在辅导下一辈人的发育生长。”①“我不

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②叶圣陶不仅将教育的目标定格在传统儒家观念中的“人”，注重身体与人格共同成长，而且提出了具体目标，亦即“合格的公民”、“够格的公民”。“各门学科除了各自的目标之外，有个共通的总目标，就是：教育学生，使成为国家合格的公民”③。叶圣陶是从“五四”走出来的文化人，适逢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中国文化面临新旧转换的时期，进行文化教育反省的价值依据在于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而培养怎样的人？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才逐步形成“以培养现代化的中国人为目的”、“使成为国家合格的公民”这一教育宗旨。

二、教育的内容

虽然二者对于教育的宗旨不谋而合，但对于教育内容不尽相同。梁启超在1902年的《教育政策私议》中，参照日本教育制度，把学校教育分为四个时期：（1）5岁以下为幼儿期，接受家庭教育和幼稚园教育；（2）6岁到13岁为儿童期，接受小学教育；（3）14岁到21岁为少年期，接受中学教育或者实业、陆海军、政治法律、美术、寻常师范等教育；（4）22岁到25岁为成人期，接受大学教育，包括高等师范学校和师范大学④。此外，梁启超参照西方提出儿童教育的主要内容为：天文地学浅理、古今杂事、数国语言、算学、音乐、体操等⑤。

更令同时代人正聋发聩的是，梁启超提出女子接受教育的重要性，并论证提倡女学的重要意义：其一，“凡国之人，必当使之让人各有职业，各能自养，则国大治”⑥。必须让女子接受教育，然后找到一份职业“以自养”。其二，“今夫妇人之所以多蔽于彼者，则以其于天地间之事物，一无所闻，而竭其终生之精神，以争强弱讲交涉于筐箧之间……”⑦女子不受教育则终日困于家庭，为家庭琐事而计较，造成夫妻不谐，家庭不睦，而女子接受教育，则必然“使其人而知有万古，有五洲，与夫生人所以相处之道”⑧。其三，“西人分教学童之事为百课，而由母教者居七十焉……母教善者，其子之成立也易；不善者，其子之成立也难……”其四，女子接受教育后，可以养育有素质的后代，不断“进其种”，即“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在他看来，一个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女子，所生育之子自然是有学识、有修养、有素质的人，这其实正是现代的遗传学和胎教理念。

梁启超对于教育内容的设定已经明显西化，不仅从学科的设置上仿照西方，在教学内容上采用了西方的学科分类法进行教学，最典型的为对以西方遗传学及胎教理论为基础的女子教育观点。但梁启超并非数典忘祖的改革家，处在风云变幻的时代浪尖上，依然对传统文化保有绝对的信心，从国学中寻觅医治现代教育弊病的良方是他始终不渝努力的目

标。

关于教育的内容，如果说梁启超所倡导的更多的是“制度文化”，而五四新文化运动革新者则提出了与此前不同的看法，他们明确指出，“欧美之强……根柢在人”，物质文明、民主政治等，“此特现象之末”⑨。中国新文化运动者们得出结论：中国文化的历史性转换的主攻方向，应该是在主体精神文化方面，即应该注重人自身的精神文化变革。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指向是人的个性意识的自觉和人的精神的张扬，是对人自由、平等、尊严和发展权利的重视，而叶圣陶恰恰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教育家，对新文化所倡导的人文主义理念自然成为其教育理念的核心命题。“教育是附丽于人而后显出它的作用的，离开了人，也就没有教育了”⑩。“我不忘记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11}。因此，在教育内容方面，叶圣陶并不拘泥于学科具体内容本身，而是放在如何培养学生成为独立自主的人，具备创新精神习惯和创新性思维能力，这才是教育内容的根本所在。“教任何功课，最终的目的都在于达到不需要教”{12}。为此，叶圣陶所提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被后人形象地称为“五四式思维”特点：第一，开放性思维。“世界之广大，人类之渺小，赖有想象得以勇往而无所惧怯。儿童的幼年就陶醉于想象的世界，一事一物，都认为有内在的生命，与自己有密切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