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音乐的文化探索

贵州民族音乐的文化探索

我确信，这一套以民族分列为7卷、近200万言丛书的出版，对于贵州民族音乐研究而言，无疑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标志性、拓展性成果。

在研究中是否形成多元的文化视野，在我看来，是判断某一研究领域在学术层面上是否已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是否显示出所具时代性和前沿性特征的重要标识之一。在科学地认识和理解各民族多种音乐文化来源和多种音乐文化构

成的基础上，正确估量自身音乐文化的地位和价值，既“各美其美”，又“美人之美”，应当是当代民族音乐研究的题中要义。

多民族的贵州，是民族民间音乐的宝库，这大约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是，这宝库中到底有什么宝，有多少宝，它们何以为宝，价值几何……又有几人能够如数家珍？

8年前，我在为《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张中笑、杨方刚主编，贵州民族出版社2003年出版）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许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贵州民族音乐学者，年复一年地去到侗乡，到侗寨的歌班中，到歌师的家中，搜集、学习、整理、研究侗族音乐，特别是侗族音乐中的瑰宝‘大歌’。正事在他们与侗族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侗族音乐、侗族

大歌才得以走出侗乡，为人所识，成为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明珠，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如果说，那还只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单一民歌歌种（侗族大歌）的研究成果荟萃的话，如今，在贵州民族音乐学者多年孜孜不倦的共同努力下，更加丰富璀璨的宝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一面翻读着文字谱例、一面聆听着随书所附歌碟中的乐音时，我在想，许多年过去了，为什么这座宝库，只能是在今天，才得以向世人展示出它相对完整的面貌？时耶？运耶？人耶？……或许，从编者的总序、前言和编后的文字中，可以领会到其中的种种。

但对我来说，那还不够。我希望明白，我们的“阿里巴巴”打开宝库的神奇“咒语”，是不是“芝麻开门”？

事实上，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经有一批寻“宝”者，如费孝通、林惠祥、凌纯声、芮逸夫、吴泽霖、陈国钧、刘咸、杨成志等学者，开展了全国范围包括西南“诸族”在内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社会学、民族学考察，其中就包含有相关民族的传统音乐生活、音乐类型的描述和乐器的专项研究。或许，这就是现代意义的贵州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滥觞？而发表于1951年《人民音乐》第2卷（4）上李?缑竦摹豆笾菝缱宓穆?笙》，当时新中国成立后对贵州民族芦笙研究的最早成果。此后，诸如《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方暨申，《音乐研究》，1958年第4期）、《侗族大歌》（萧家驹、

龙廷恩、毛家乐、钱名政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苗族芦笙》（何芸、简其华、张淑珍著，音乐出版社1959年出版）等，无疑是当代贵州民族音乐研究早期的重要成果……如此或疾或徐、左顾右盼，一路走来。终于，今天，在这套丛书上，赫然亮出了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标识。

这，正是我心目中的那句开启宝库的神秘“咒语”！

不是有人说贵州“没有文化”吗？不是也有贵州人自卑地认为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没有文化”吗?这套丛书在说――且慢！看看我们的音乐文化！

虽然“音乐文化”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已经出现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在我们贵州，何曾把它如此响亮地标榜过？

把“音乐”与“文化”合成为“音乐文化”，并连缀于主语“贵州”之后，这并不仅仅是两个词语简单的复合，而是我们――贵州民族音乐的主体和民族音乐学者――认识

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回归自我的过程。它代表了我们对于贵州音乐研究的发展真正进入了质的飞跃。当然，这个“质”的变化，是经历了相当长的“量”的积累过程才得以实现，“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在这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中，我们对于贵州少数民族音乐的观念和认识，否定，否定之否定……终于被重新审视和“发现”。我们终于明白，

在贵州，在生活于这篇土地上的各民族中，音乐不仅只是娱乐、消遣，不仅只是物理、技艺和形式，不仅只是审美或教化，而是文化，是民族的文化记忆，是我们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总和中的重要部分。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少数民族音乐，是特定文化生态或文化语境中的音乐；我们所做的研究，是“文化中的音乐研究”，是“作为文化的音乐研究”。

在粗略的读着与听着的时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自己正在直接面对活态的音乐文化（包括物质和非物质两种形态），这与我自己多年间在民族地区做“田野作业”时的所见所闻十分相似。在我的体验中，音乐，在少数民族社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几乎所有的文化事象都有音乐和音乐行为伴随。特别是联系人与神的音乐行为与宗教活动，这种被马克思称为“人类童年时代”产生的音乐文化，在今天尚有遗存。他们的音乐内容，涉及到不同发展阶段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时间跨度大、空间范围广的特征，反映了各民族对自然、社会、神、人及其相互关系的评价和调整。语言、历史、宗教信仰、经济生活的差异，造就了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多样性，并表现为各民族特有的心理及习惯方式，成为本民族约定俗成并具传承性的共同行为。我甚至能够大致体会到，丛书的编著者们对研究对象作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观察、体验和理解，以及相应的记录、整理、描述和阐释时的种种努力

和艰辛。显然，他们所关注的重点，已经不仅仅是音乐本身，还包括了音乐和其他各种共生的条件（如自然环境、历史过程、社会变迁等），音乐与各文化要素相互间的内在关系……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依托自己研究的适当支撑点，文化生态不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民族音乐不再是一个个单纯的、孤立的纯艺术现象，而是依托于民族特定文化生态或文化语境的、实在的活态存在。

这样的感受，直接把我的思绪“驱赶”到了另一个“极端”。用时下的观念看，音乐是“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不错，从某种意义来讲，“音乐”本体是“非物质”的，“物质的”乐器、乐谱、磁带、唱片，都不是“音乐”，而只是音乐某种形式的载体。但是，侗族大歌、苗族古歌、侗族琵琶歌、铜鼓十二调、八音座唱等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难道仅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会是物质文化的对立物？如是，那么，在这套丛书中随处可见的、各民族音乐（或音声）中的有声响物性、仪式和仪式化的音乐行为，不是也同样具备有形性和物象基础，又该如何认识？怎么就会没有物质性了呢？它们能分割得开吗？再如，产生于人类早期的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艺术形式，至今仍普遍存留在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活中，并随时对其他的文化发生着功能作用。男吹女舞的节日跳芦笙活动，就是以歌、舞、乐为媒的典型，没有男子的吹笙行为，则无女子踏乐而舞或旁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