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三个里程碑式版本

《鲁迅全集》三个里程碑式版本●58年版10卷本全集在没有先例可以依傍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地草创出一条注释鲁迅著作的路子，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原拟赠其一套《鲁迅全集》，鉴于10卷本此时已被视为“禁书”，于是改而寻觅一套珍贵的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因年代久远，几经周折，真是谈何容易！●至1977年8月5日，在出版局新领导向中央作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后，中央决定派胡乔木、林默涵前来领导与主持这项重点文化建设工程，同年底又聘请郭沫若、周建人等8位作顾问，至此一切步入正轨，速度加快。

1958年10卷本和1981年16卷本《鲁迅全集》深受千百万读者景仰，并被国人誉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不仅是五四新文化的卓越代表，现代文学的主要奠基人，同时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

他辛勤笔耕一生，撰写了数百万字的著译，为我们民族留下了一座绚丽璀璨的文学宝库。

自他1936年10月辞世，迄今近70年间，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曾编辑出版过许多卷数不同，版本相异的《鲁迅全集》，但就编校内容质量与流传影响而言，在鲁迅著作出版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首推以下三种各具特色的全集版本：即1938年20卷本；1958年10卷本；1981年16卷本。

鲁迅逝世后不久，成立了以蔡元培、宋庆龄为正、副主席的纪念委员会，该会筹备之初就曾考虑应尽早出版《鲁迅全集》。

许广平早在1936年11月就将编好的全集目录，报送国民党内政部审核登记。

翌年4月30日和6月8日，内政部先后下发两个批件，不仅强令将《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改名为“短评七集”与“短评八集”，并开列篇目，点名要将鲁迅所写《十四年的谈经》、《铲共大观》等许多杂文统统删去……。

显然，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与专制统治下，要想完整地、公开地出版《鲁迅全集》是根本不可能的。

同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成为“孤岛”。

胡愈之、郑振铎、许广平等组织的复社，共同集资，成功地出版了《西行漫记》等一些进步书籍。

留在上海的纪念委员会成员决定，拟由复社出版全集。

这一设想得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赞同与支持，并经陕北中共中央同意。

经过一番细致筹划和艰苦努力，仅以短短三、四个月时间，就将600万字皇皇二十巨册的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的三种版式，于1938年在上海“孤岛”奇迹般地全部出齐。

这套全集前10卷收创作、学术专著与部分古籍辑校，后10卷为翻译作品。

卷前有蔡元培序，各卷卷首均有鲁迅各个时期的照片和墨迹，卷末附鲁迅自传，许寿裳编“鲁迅年谱”以及许广平撰“编校后记”等。

这部内容博大装帧精美的全集的问世，不仅对于保存和流传鲁迅先生遗著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于弘扬鲁迅思想，振奋民族精神，激励全民抗战以及其后反对国民党统治，均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因此，其后十余年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国统区，它均曾被多次再版并很快售罄，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与欢迎！但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其缺点与不足也显而易见。

一是收录作品很不完备，如数十年的鲁迅日记和上千封书信以及许许多多佚文均未收集，所以其后又有唐弢、许广平等分别编辑的《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鲁迅书简》等相继问世。

二是校勘欠精，错讹不少。

三是没有必要的注释，使其难以广泛流传普及到大众中去！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鲁迅著作的出版。

1950年11月上海成立了由冯雪峰任社长的“鲁迅著作编刊社”，很快调集了孙用、林辰、杨霁云、王士菁等几位全国闻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专门从事有关鲁迅著作的整理出版。

翌年，冯雪峰被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刊社随之迁京，作为人文社下属的鲁迅著作编辑室开展工作。

经过数年辛勤编纂，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第一部附有注释的10卷本《鲁迅全集》终于在1958年10月诞生了！此版各卷卷首均有卷说明，并附鲁迅各个时期照片和相关墨迹，末卷附简略的《鲁迅著译年表》。

全书经细心校勘，纠正了38年版许多印错的文字和标点。

与20卷本全集最大不同则在于，它“专收鲁迅的创作、评论和文学史著作”及部分书信。

而翻译作品和古籍辑校则另行整理编辑。

故以后又有10卷本《鲁迅译文集》与4卷本《鲁迅辑录古籍丛编》由人文社于1958年12月和1999年7月分别出版。

鲁迅生前致友人信中说过：“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1936年4月5日致王冶秋）因此10卷本全集在没有先例可以依傍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地草创出一条注释鲁迅著作的路子，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它对鲁迅著作，特别是大量杂文所加一些必要注释共约5800余条，这对广大读者读懂和加深理解鲁迅原著思想内涵，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是一次具有开创意义的尝试，的确功不可没。

然而，10卷本的缺陷与不足，也很明显。

首先是仍旧未收1912年至1936年的鲁迅日记；其次，1956年第一卷《出版说明》原曾明确写道，将收入至那时为止“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约1100多封。

在全集出版过程中，因发生反右斗争，冯雪峰被错划右派，结果待到1958年第九、十两卷出版时，鲁迅书信中凡涉及两个口号论争以及批评30年代周扬等人宗派主义、关门主义错误的信函，均被当权者统统砍去；不仅如此，就连牵涉30年代文坛重要论争的某些关键注释，也被掌管意识形态和文艺界领导大权者，利用权势作了手脚：他们歪曲历史，嫁祸雪峰，贬低鲁迅，从而开脱自己。

同样受当时国内外政治大气候影响，鲁迅的个别文章也遭被删改的厄运，如第4卷《〈竖琴〉前记》一文在介绍苏联“绥拉比翁的兄弟们”这一文学团体时，就将鲁迅原文中“托罗茨基也是支持者之一”这至关重要的一句给悄悄地不留痕迹地删除了。

在“文革”浩劫期间，10卷本全集被作为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曾一度禁止出版。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周总理原拟赠其一套《鲁迅全集》，鉴于10卷本此时已被视为“禁书”，于是改而寻觅一套珍贵的38年版《鲁迅全集》纪念本，因年代久远，几经周折，真是谈何容易！有鉴于此，人民文学出版社为解燃眉之急以适应国内外需要，曾打报告请示，并经周总理同意，在1973年12月重版了一次没有注释的20卷本《鲁迅全集》，全书一律改为简化字排版。

这套全集除请孙用仔细校勘，改正原版错讹外，它与38年版还有两点重要不同之处：一是蔡元培原序的落款“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删去了；二是由于瞿秋白当时已被诬为“叛徒”，故在第四卷《伪自由书·王道诗话》的文末煞费苦心地增写一条新注，对鲁迅、瞿秋白合作的12篇杂文撰写经过作了“说明”。

毋庸讳言，这是囿于当时的特殊历史条件与政治气候，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历经种种曲折磨难，1981年3月新版注释16卷本《鲁迅全集》第一卷问世，至8月全套出齐。

此版的编注出版过程相当漫长，曾受到“四人帮”的干扰破坏。

至1977年8月5日，在出版局新领导向中央作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后，中央决定派胡乔木、林默涵前来领导与主持这项重点文化建设工程，同年底又聘请郭沫若、周建人等8位作顾问，至此一切步入正轨，速度加快。

经过多方协作，群体奋战，终于赶在1981年鲁迅先生百年诞辰前夕全部出齐，作为一份厚礼献给鲁迅。

全集分普精装本、特精装本、特精装纪念本、平装本四种装帧。

81年版16卷的编注实际上是以58年版10卷本为基础进行充实完善的。

由于众多专家和编注人员，经长年累月艰辛劳动，广泛吸收了文化学术界、特别是鲁研界20多年来大量新发现新成果，所以从总体上说，当时确是一个收集较完备、校勘较精细、注释较科学的崭新版本，其编校质量和学术水平又是10卷本全集所远不及的，确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概括比较，81年版有两大特点。

从内容上说，篇幅大大扩展，不仅新增收两卷日记，补收书信1100多封，恢复了《集外集》、《〈集外集〉拾遗》两书的初版原貌，而且还增添了《集外集拾遗补编》和《译文序跋集》、《古籍序跋集》。

此三集合计比10卷本又多出约200篇文章，使全集文本扩编至15卷；最后另加“附集”一卷收《鲁迅著译年表》、《全集篇目索引》、《全集注释索引》等，以便于广大读者研究学习、查检、研究！从注释上说，10卷本全集虽已作了开创性的工作，就翔实、准确、精炼等方面来说尚远远不够；况且《中国小说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两部学术性很强的专著，当年因赶时间还未及加注。

新版16卷本，对原有注释条目作了细致的修订和增补，从原有的5800余条，扩充为23000余条，总字数约200多万字。

其中许多注释条目，关涉的人与事都非常敏感，波及面既广，影响也很大，如有关“革命文学论争”、“左联”，“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注释。

尤其是《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注更为复杂棘手。

前面谈及58年版在经历反右斗争风暴的特殊政治气候下，由于文艺界某些领导下达“指示”并直接作了手脚，所以该题注尽管长达约500字，却有悖于历史真实，并将已被错打成右派的冯雪峰、徐懋庸进一步落井下石，变成了“历史的罪人”。

新版的此注虽仅增加百余字，却恢复了历史原貌：将此文写作背景、定稿经过，左联自动解散缘由，“文艺家协会”的诞生，两个口号论争的原因、性质以及鲁迅的鲜明态度表达得客观、准确、清晰。

此注的定稿过程相当“难产”，它不仅是在胡乔木的直接关注指导下进行，还向相关当事人周扬、夏衍、茅盾等征求意见，又经鲁编室同仁上书“抗争”，最后终由胡乔木拍板，一锤定音！倘非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这一成果是难以取得的。

又如当年革命文学论争时，避居东京的郭沫若曾化名杜荃撰写《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刊于1928年8月《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文中攻击鲁迅为“封建余孽”、“棒喝主义者”等等。

敢于坚持真理的鲁迅在《三闲集·序言》等文中曾予以反击。

58年版对此未注，留下空白；81年版经该卷责编陈早春详加考证，本着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不为贤者讳的精神，曾先后五次注明杜荃即郭沫若，并上书据理力争，最后乔木同志表态，证据确凿，应予注明，并又批送周扬、夏衍、成仿吾、冯乃超等审阅，均表同意。

这桩被历史烟雾尘封多年的文坛公案终于真相大白于天下。

这同样是历史不断进步，思想日渐解放的成果。

由于新版16卷本上述这些突破和特点，使它成为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鲁迅全集版本，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重版，很快售缺，深受中国内地读者欢迎，享有很高声誉，而且台湾的谷风出版社也据此出版了繁体字的《鲁迅全集》；日本东京的学刀研究社还与我国有关方面洽谈签约，以16卷本为底本，吸收新版《鲁迅全集》诞生后鲁研界的各种新成果，进行翻译编辑，于1984—1986年（昭和五十九年至六十一年）出版了日文版20卷本《鲁迅全集》，强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学术界对鲁迅进一步深入开展研究，也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传为佳话的又一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