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开辟及启示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开辟及启示

【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多年流血牺牲、历尽千难万险探索出来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一条革命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与道路理论的形成有着一个逐渐认识和提高的过程,其中毛泽东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一理论的诞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标志,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型。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道路；武装斗争；农村根据地

一、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与开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性质没有改变。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国民党统治集团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革命的工会、农民协会等也被查禁或解散，工农运动走向低潮，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在这种严酷的背景下，怎样继续坚持革命？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怎样走？毛泽东等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先警醒，开始了长期的艰苦的探索。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1927年7月中共中央临时决定了三件大事：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召集中央会议。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清算了大革命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必须依靠农民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会议还提出改编革命队伍的任务。八七会议是中国革命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的转折。

大革命的失败，以血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使党对掌握革命武装的极端重要性有了刻骨铭心的认识。1927年8月7日，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论断。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9月9日，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起义军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在攻打长沙失败后，起义部队南下，

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2月11日，中共广州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从大革命失败到1928年初中共先后在各地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

党虽然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但是由于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的性质等问题还缺乏充分认识，上述武装斗争的方向没有指向广大的农村，而是主要在城市进行武装暴动。在根深蒂固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大小百余次起义，都以攻打和占领大中城市为中心，都失败了。

实践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反革命势力控制全国政权，掌握强大的反动武装并占据中心城市的情况下，城市无产阶级没有条件发展和壮大自己，从而改变敌强我弱的局面。在无产阶级的力量没有发展起来之前，通过在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不可能成功的。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对的。但在这个基本原则下，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形式、具体道路，则基于各国条件的不同，而不应强求一致，应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而定。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时，毅然率领起义部队向湘赣边界地区的井冈山进军，从而迈出了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第一步，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逐渐向农村转移。在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就在毛泽东探索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同时，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仍在发展并不断左右着党的指导思想。由于受共产国际和我们党内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影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仍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对于党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吸收大量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加入红军，共产国际认为，“大部分党员不是工人阶级成分，而是农民。……是十分不正常的”。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也认为，“党的组织成分是农民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是我党的绝大危机”！共产国际这种脱离中国实际，教条主义地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对适合中国特的革命道路的探索。

大革命失败后，党仍然坚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表明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仍缺乏正确的认识。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问题，“不断革命论”影响了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瞿秋白在《中国革命是什么样的革命？》中指出，中国革命“首先便是……土地革命。彻底的土地革命……才是真正的国民革命”。但他同时又指出，“中国革命要推翻豪绅地主阶级，便不能不同时推翻资产阶级”，并进一步指出，“城市之中这种工人的斗争不能胜利，乡村中农民的斗争始终不能超出游击战争的限度而得到巩固的胜利，乃因为单是农民暴动而没有暴动的城市做他的中心和指导者，便不能团结集中而形成伟大的胜利的革命权力。”瞿秋白一方面认为土地革命是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但另一方面却又把依靠城市工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作为工作的中心，并十分强调城市工人斗争的重要性。在这种不间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党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在强调城市工作的同时，党对组织和领导农民，发挥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则不够重视。

虽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党在农村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左”倾教条主义者仍然坚持以城市为中心，忽视农村工作，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严重阻碍着党对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探索。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但“城市中心论”又以新的形态对党和革命事业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继续主张红军占领大城市，并主张红军和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并最终导致红军被迫进行长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客观上宣告了“城市中心论”的最终破产。实践证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才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的环境中，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论述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9年9月，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