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1

浅议董仲舒思想及影响

摘要：董仲舒儒是汉代家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思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产生

深远的影响，他用“天人三策”的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以“天人感应”作为理论依据，这样使儒学融合了阴阳、五行及道家思想，从而锻造了儒学的兼容性和应变能力，使得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他的思想也对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同时也肯定了他在西汉思想史上的意义。

关键词：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罢黜百家，董仲舒

董仲舒是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他的儒学思想和独尊儒术的建议，对儒学的历史性转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从古至今，人们对董仲舒的评价不一，到底他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们不能从单方面来评价，要用辩证的方法。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的功与过。

一、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

针对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在众多对策中，董仲舒的的对策很受汉武帝的欣赏，这就是汉学史上著名的“天人三策”。董仲舒在对策中说“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禁灭先王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而国破亡矣”。又说“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董仲舒建议武帝要实行“更化”，就是肯定“有为”．否定“无为”，同时也就是改变主导思想路线，改变治国主张。在最后一次“对策”中明确建议实行“大一统”的政策。董仲舒的这些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了，班固评述此问题时说“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这可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是接受董伸舒的“对策”而实行的。董仲舒的

这个建议影响了中国自西汉中期以后思想发展的大方向、大格局。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就形成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思想。在这两千多年里，儒学理论虽说有多次变化，但总的儒学精神一直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得到延续，应该说董仲舒的思想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同时，中国文化在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也发生了变化，并形成了新的格局。董仲舒就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的思想来发展儒家，成为后来的容纳百家汉儒。使儒学从先秦孔孟的一元性的“纯儒”向多元性的“汉儒”发展，莫定了的儒学“独尊”的地位，同时也实现了儒家提倡的“学而优则仕”的局面。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举任贤才、广纳儒生。在汉朝初立时，陆贾就经常提出：治天下还需读书人，其中就包含了儒生。但是刘邦并没有采纳。发展到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改革任选吏制的措施。其一，用贤能、量才授官。其二，考绩黜徙。是用“考绩”、“汁事”来对百官实行进退或升降。对于考试办法，上至高官下至士人都得合其爵椽，并其奉秩。由此看出，董仲舒提出的措施一方面克服“侄子制”以及“累日以取贵”的弊端，一方面纠正了单纯的军阀政府，任用贤者，有着重大的意义。董仲舒为后世之儒开辟了仕途，而封建统治者也用此授予官禄，收罗人才以巩固其业。第二，实行教化、兴太学。董仲舒不仅重视全国的教育而且还重视封建官吏的教育，并用德育教化全民，时王道思想在教育领域得到实现，这相对于秦朝用法术刑法治理社会，无意识教育上的改革。改革后博士所授课程是五经或六艺，亦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论语》。这也是在汉武帝时设的“五经”博士，独尊儒术的表现。这样一来儒学经典就作为最高的准则在全国盛行，从而形成了知识分子通过好好读书来获得功名利禄的途径，同时，这样的教育改革使中国传统儒学得到了继承、发扬和传播，儒学思想也弥漫着整个社会。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就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术为“正统”的先河。

二、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

天人感应包括君权神授，这是针对加强君权的需要提出来的。董仲舒认为，“天人感应”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它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人类社会的治乱与天道运行之间的关系上。具体来说，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状况会影响到天道；反过来，天也会通过灾异或祥瑞来体现人间社会治理情况的评判。天地之间除了正常的现象之外，有时还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现象。小的异常称之为“灾”，大的异常称之为

“异”。董仲舒认为，这些“灾”和“异”不是平白无故出现的，它们是天对人间的警告。董仲舒的本意，是借助天对人间帝王起限制，威慑与警示的作用。推而广之，天不仅会降下灾异现象来遣告人间统治的过失，同样会降下祥瑞之兆来预示有德者的兴起。所谓“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同类相动》)天对人间统治的干预是全方位的。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乃是一个人作用于天，天作用于人的循环系统。董仲舒意识上的“天”，类似于本体论意义上的老子的“道”，具有多义性的特点。其神学色彩，主要表现为对天的人格化处理。在他看来，天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但天的意志和愿望都是善良而美好的，是为人类谋幸福的。从表面上看是荒诞不经的宗教呓语，然而如果揭开它的宗教帷幕，我们就会发现董仲舒的真正用意不在于神事而在于人事。董仲舒的谴告说为后来的臣下进谏参政，提供了一个双全的工具。实际上，他所谓的“天意”，其实就是以天的名义表述的“民意”。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自然没有达到无神论的高度，而是自然神论。他提出的天人感应不仅仅是为了论证人君神圣性的，而且也是指向超自然的天命论的。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社会意义来看，虽然他的这一学说有着明显的神学色彩，但是他的实质则是强调人的作用及民本思想。这也就是说，在天人关系上，表面上讲的是“天命”，即天对人的决定作用，而其重点则是讲的人对自身的决定作用。可以看出，董仲舒试图用这些理论推行儒家的仁政、德政，把儒家所提倡的王道思想推上了政治舞台，这样“君权神授”在他的“天人感应”下赋予了合理意义，同时这些理论对于限制君权和各层阶级过分剥夺，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社会生产，安定民心和老百姓的生活等等，都能起一定的作用。

三、“三纲五常”说

“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出做人的基本准则。他提倡孝道，认为统治者应该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仁义礼智信为处事的道德标准。三纲和五常的结合，形成了一体化的严整的道德体系，覆盖了社会生活中的政治关系、家庭关系，从文化深层结构方面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心理状态，从而成为封建道德的总原则。“三纲五常”思想在这一时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化传承，具有极大的文化功能。文化功能也称文化价值，是指文化对社会、群体或个人等不同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力，这种影响体现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正、负向功能，“三纲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