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澶渊之盟的认识和评价

对澶渊之盟的认识和评价

历史系04级本科一班张芷瑜宋景德元年，即公元1004年十二月七日，真宗从澶州城内(今河南淮阳市西)

遣使持盟约，与辽朝使者一同赴城外的辽营报聘;五天之后，辽向宋回致盟约，因媾和条款业已事先商议确定，故回书格式主要是在引述宋方文字后发誓遵守。至此，宋、辽便以这种古典的方式完成两国间和平条约的签订，史称擅渊之盟。

澶渊之盟是宋、辽双方历史上的一重大事件。自盟约签订之后，批评和肯定两种意见就一直持续不断，今之学术界对此的研究，也是连篇累犊。肯定者如富弼在庆历四年六月《上仁宗河北守御十三策》中认为“未为失策”，今人有的甚至赞扬这是一个平等的盟约。而批评最激烈的多借用当时土钦若低毁寇准的话，谓之为屈辱的城下之盟。由于着眼点不同，所处立场或历史时期各异，因此自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而这种全称肯定或否定式的判断，甚至影响对历史事实客观准确的叙述。全面客观地揭示历史事实的真相，是对其正确评价的最基本的前提。通过对有关史料的梳理和叙述，可归纳出这样两点结论:

一、澶渊之盟是一个不完全平等但又值得肯定的妥协和约。

按照今天处理国与国之间纠纷的理想标准来审视澶渊之盟，它的不平等性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在宋输辽岁币这一条上。因为，既然包括关南地区在内的整个燕云十六州都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属于有争议的领土，那就应该在维持既存疆界现实的基础上通过外交谈判以实现两国的和平，就像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年)辽使耶律琼与宋使孙全兴达成的和约协议一样。尽管当时两国都出于权宜之计，因而给次年正式签署的和约笼罩上些许不稳定的带有变数的阴影，但和约的本身毕竟树立了古代国与国正常交往的范例，也符合当今国际外交仲裁的基本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宋朝用岁币去换取辽对宋关南地区的承认，就构成了该盟约的不平等性。

但是，宋真宗全面地权衡利弊得失，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在坚持和维护领土主权的前提下，对辽所作出有限度的妥协和让步，是非常明智的，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这就是宋争取到辽对关南地区为宋领土的承认。站在辽国的角度看，这一结果无疑包含着他原未曾意料到的无奈和委屈。因为，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及以南的莫、浪州等地即所谓的关南地区原包括在后唐石敬塘主动割让与辽的燕云十六州之内，为周世宗第二次北伐时占领，辽国从未承认放弃其主权;而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之后，宋朝事实上已经决定放弃对辽现管辖的燕云地区的主权以讲和，也再没有收复“汉唐旧疆”之类文字见诸官方正式与非正式文件。尽管宋太宗两次遣使赴辽求和的具体内容已不得而知，但绝不会再向辽提出领土要求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前引真宗赐何承矩的诏书，已经明白向辽传递出宋朝的这一愿望，就是维持两国现存疆界以讲和。辽国拒绝宋朝的求和，不外乎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既然宋要承认辽对燕云的主权，那么，关南地区也应交还于辽以维持原有的完整性;假使辽对宋仅限于岁币上的要求，就用不着如此兴师动众，可能单靠外交谈判就能够办到。其次是宋朝首先挑起战端，两度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北伐燕云，既然真宗已经承认为“疆臣贪地，为国生事”的错误之举而向辽道歉，如果要辽停止报复以讲和，宋朝就不能不付出这一代价。第三，辽从宋朝对其西北地区的党项羌首领李继迁的妥协中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公元997年，继迁遣使求和，刚继位的宋真宗采纳王禹假的建议，任命他为定难军节度使，业赐与夏、绥、银、

有、静五州[。这使已经归属宋朝版图达15年以上的五州领土又落到李氏之手。清王夫之已分析到契丹的这一心理，他说:“其(按指契丹)人寇也，闻李继迁以幕尔之小丑，陷朔方，胁朝廷，而羁糜弗绝。辽认为自己较党项羌更为强大，宋朝似理当一例对待。因此，在澶渊之盟中辽最终放弃这一领土要求的妥协，在宋人眼中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胜利。

王夫之又认为辽的目的在索贿，关南之地得与不得都无所谓，今之学术界大都承述此说。事实是，辽人对关南之地一直是念念不忘，到后来的辽兴宗，仍旧想“谋取三关”。因此，这一看法恐不符合史实而多带有主观猜测的成分。

站在宋朝的立场看，李继迁向宋称臣，赐与他的五州虽为自治，名义上仍在宋的版图之内，属宋的内部问题，赐地不损朝廷尊严;宋与辽则是国与国的对等关系，承认关南以外的燕云领土属辽，已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再与辽三关，宋廷势必威信扫地，无法面对天下百姓，且三关在军事上属咽喉重地，一旦归属于辽，将后患无穷。因此。宋廷始终都寸步不让，关南久属朝廷，不可拟议。必若邀求，联当决战，在这个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

今天，我们站在超越民族主义的高度，按照战争是否正义的标准来判断其是非，应该肯定宋太宗北伐的非正义性，而辽国对宋朝的报复性进攻，向宋提出领土要求，也缺乏足够的理据基础。宋真宗能始终坚持住这一原则立场，说明他不是一个没有胆识的帝王。至于岁给辽国物资，为宋主动提出，也不失为审时度势的正确决策。这不只是宋两度北伐燕云对辽的一种补偿，也是中原朝廷对付游牧邻邦的传统办法。

例如，汉武帝之于匈奴，征伐奋击，武功赫赫，在能与匈奴保持和平共处时，除和亲外，亦岁给其丰厚物资，并形之盟约，宋朝在地利和军事上都无法与汉代相比，特别是宋太宗两度北伐损兵折将业已打破两国军事实力的平衡，辽长期处于攻势，而宋只能消极防御，宋在整体军事实力不及辽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这种灵活的外交措施，则兵连祸结，永无宁日，国家利益将遭到更大的损害。还有，宋除给予辽一定的物资外，在其他方面都保持了与辽的平等地位，而且辽圣宗以“兄事南朝”，因而这样的盟约应视为当时最佳的解决方案。如果仅仅就权宜之计看，宋为了赢得休养生息的机会，赢得重振军备的时间，暂时的委屈求全，与辽有限的岁币，也确不失为明智之举。

在宋代，大多数具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对此盟约都予以肯定和歌颂。如王安石《擅州诗》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南城草木不受兵，北城楼槽如边城。城中老人为予语，契丹此地经抄虏。黄崖亲乘矢石间，胡马欲路河冰渡。大发一矢胡无首，河冰亦破沙水流。欢盟从此至今日，垂相莱公功第一。

抗金英雄李纲，在《喜迁莺—真宗幸澶渊》一词中，对真宗的亲征和盟约带来的和平亦赞叹有加：边城寒早，患骄虏、远枚甘泉丰草。铁马晰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缥缈，妻格动，觅放龙筛，遥指渲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擞，径渡大河清晓。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首难保。虏情警，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但同样是王安石，也写过《河北民》诗反映边对宋向辽输岁币的不满，中有“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之句，苏东坡也斥之为“最下之策”。这些批判的矛头所指，主要就宋廷在澶渊之盟后的苟安而言。宋王朝在盟约之后不吸取教训而振作起来，卧薪尝胆，利用和平局面积极进取，以图改变现状，却是“武备皆废”，使军力愈加衰弱，在宋仁宗庆历二年时又向辽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次年又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