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工作中的权益保护

公安工作中的权益保护高速发展，社会治安秩序变得日渐复杂，人民警察肩负着依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和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的历史使命，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

人民警察在依法保护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同时，自身的执法权益也应当得到相应的保障。

公安民警的执法权益是公安民警在执法活动中，由其承担执法义务和责任而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

权利来源于国家赋予人民警察的执法权，人民警察因为行使执法权而享有被保护的权利。

对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保护方式有多种，最具权威的应当是法律形式的保护。

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应当体现在事前、事中、事后的保护。

这三者结合的目的首先是由立法预防危害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发生，其次是在人民警察执法过程中有法可依，保护人民警察执法权益，最后是在危害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行为发生以后，对人民警察的执法权益进行救济。

一、警察的执法权益（一）警察的执法权益的内容权益是法制社会所要维护的重要领域，具体而言，权益就是指公民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一种权利。

公安民警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权益也应当受到重视。

人民警察身份具有双重性。

首先，警察是公民，所以，法律必然赋予其一般公民的权利，保护其作为一般公民的权益。

其次，警察是特殊的国家公务人员，肩负着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大政治和社会责任，是行使刑事执法权和行政执法权的主体。

所以，法律也会赋予人民警察为了履行法定职责所必需权利。

可见，警察权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警察的执法权益从内涵上讲有两层含义，其一，警察的执法权益是警察在依法执行警察公务过程中及其结束后依法享有的特定权利。

其二，警察的执法权益是警察作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

警察的执法权益是警察在执法中其自身及其家属不容侵犯的权益。

研究公安民警执法权益，就必须将民警置于警察职业、执行警察公务这种特定背景下进行研究。

在这种背景、前提下，我们很容易知道，所谓公安民警执法权益就是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时所享有的不容侵犯的权利。

具体包括：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在依法履行职责，进行行政执法活动（如治安管理、户籍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边防管理、出入境管理检查、纠正违章、办证、执行行政处罚、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等）和刑事司法活动（如实施刑事强制措施和执行刑罚等) 的过程中享有的权益；还包括与执法活动密切联系的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其他合法权益，如财物装备等财产权、健康权、休息权、名誉权、生命权、劳动保障和报酬权以及抚恤优待权等1。

另外，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公务中和执法后，家庭和亲属不容受到侵扰或打击报复也应属于该范畴。

公安民警执法权益是由法律规定的，与公安机关及人民警察的职权密切联系。

（二）警察权益保护的含义公安民警维权，受到公安理论和实践研究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是民警维权的含义则没有一致的意见，从理论研究上看，专家学者多对之做扩大解释，将非警务活动、警察心理健康、警察休息权、警察抚恤优待等问题也列入维权范围。

而在公安机关维权实践中，则往往将民警维权解释为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维护。

这实际上就是民警维权的广义和狭义的区别，从广义的角度看，民警的一切正当权益都在民警维权范围之列，即警察作为执法人员的权益和其自身作为公民的权益都在其中。

从狭义的角度看，民警维权仅限于民警正当执法权益的维护，即只有民警在执法中权益受到侵害才是民警维权机构的受理范畴。

目前公安机关维权机构工作中，只能以狭义的角度为工作范围。

否则，本来人员和精力就捉襟见肘的公安机关维权机构将疲于奔命，难于完成其使命。

而且，很多问题是设在公安机关内部的维权机构难以承受也无法解决的。

二、警察执法权益受侵害的现状（一）暴力侵害现象日趋严重警察与罪犯天生就是一对矛盾，随着犯罪暴力化的倾向越来越突出，犯罪分子在被盘查、强制传唤、抓捕中逃避打击，甚至不惜以暴力袭警也是必然。

（1）暴力袭警的对象主要集中于派出所民警、交警、巡警和刑事警察，他们身处一线，在执法中受侵害比例较高。

公安部通报2005年全国公安民警因公牺牲负伤情况称：2005 年全国公安民警（含公安边防、消防、警卫部队）因公伤亡4548人。

主要集中在基层一线警种。

派出所民警牺牲107人，负伤1542人；交警牺牲56人，负伤561人；刑警牺牲44人，负伤498人；治安警牺牲43人，负伤584人。

上述四个警种伤亡人数占全部伤亡民警的75.5%，其中牺牲人数占全部牺牲民警的60.4% 2。

（2）突发性暴力袭警突出。

2005年5月26日至5月31日，西安六天之内连续发生五起袭警案件。

分析这些袭警行为，西安市公安局法制处处长张卫说：“大部分并不是很恶性的、蓄意的行为，绝大部分都是突发的、产生在小型治安事件或者交通执法中，多是犯罪嫌疑人在与他人发生争执、民警予以制止时，犯罪嫌疑人转而攻击民警。

所涉及的也几乎都是普通老百姓。

”3（3）群体性暴力袭警占相当比例。

在群体性事件中，许多人往往有“法不责众”心理和从众心理及责任分散心理。

例如，2006年7月4日，海南儋州兰洋镇上番开村发生一起暴力袭警案。

因该村搞封建迷信，驱鬼洗村，不满外人进村，目无法纪，非法扣留外来人车辆并勒索钱，有关单位多次做工作未果。

为将车辆取回，4日中午，儋州警方出动33人协调取车，在警方执法返回途中突遭不法分子袭击，造成20名公安干警和7名边防官兵受伤。

其中，2名干警致残4。

2006年5月17日，成都一少妇仅因工作人员阻止她带宠物狗进入春熙路某广场，即开车将一地下停车场进出口堵塞，尔后又通过其丈夫召集近百余人“扎场子”，对附近一家商场的出入口进行封堵，并将一名处理此事的民警打伤5。

（4）袭警人员中普通民众占多数。

从实践中暴力袭警的主体看，有犯罪分子，但以非因犯罪行为而袭警的普通民众居多数。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2006年6月下发的《关于交通民警执勤执法遭受暴力伤害情况的通报》称：年初到发文时，全国共发生76起交警执勤执法时遭受暴力伤害案件，造成1人牺牲、6人重伤、93人轻伤。

认为发生暴力伤害交警案件的主要原因是行为人不服从交警管理、不接受交警处罚，甚至逃避检查6。

可见，袭警者基本是普通民众。

上述西安警方的分析也与此结论同。

普通群众随意侵害执法警察更凸现了警察执法环境的恶劣。

（二）威胁、恐吓、谩骂、诬陷报复现象基层民警在执法和值勤中经常遇到软磨硬缠、威胁恐吓。

让一线民警伤心的是，很多侵害案并不是由犯罪分子发起的，特别是巡警和社区民警，他们身上的伤痕多是由普通群众造成的。

然而，民警受到伤害后，除了国家财政予以医治以外，他们很少能得到当事人事后的赔礼道歉，他们的心灵备受伤害。

“一般‘出了事’，我们都不愿被人家闹来闹去。

而涉案民警一般都得接受督察部门的调查，有的还得去纪检部门说明情况。

虽然绝大多数也没啥问题，但让人心里很受伤。

下次再遇到同样的案子，许多人由于害怕犯错误，干起工作来束手束脚。

”7威胁、恐吓、漫骂、诬陷报复虽然比之暴力袭警，没有轰动性和典型性，没有明显的后果，也往往为人忽视，但已比较普遍且给民警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伤害，挫伤了民警的工作积极性。

一些官员权势凌人，侵害警察执法权益。

按理说，政府官员理应成为遵法守纪的模范，恪守道德的标杆，但事实上，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官本位意识，流毒至今，有的官员不是以守法为荣，而是以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为荣，在他们面前，警察也成了“弱者”。

交警要熟记本地领导的车牌号以及基本上是领导特权独占的小牌号，查检高档车时，也要注意该车是否有背景，这已经形成了不成文的规矩8。

三、公安工作中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当前，公安工作中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日益增多，笔者根据实践调查研究和查阅大量相关文献资料归纳为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外部原因1、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保持了年均9.6%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增长了11倍。

但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转型时期的社会处于各阶层利益大调整时期，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积聚时期。

刑事犯罪是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社会消极因素的集中反映，犯罪率持续上升即是表象之一。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20世纪80年代，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年立案仅仅80万起左右，进入本世纪，公安机关刑事案件年立案突破400万件大关，2006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各类刑事犯罪案件465.3万起9。

由于影响社会治安的贫富差距加大、部分地区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外来人口流动增大、社会防范管理控制机制弱化等诸多因素影响，导致刑事案件依然呈高发态势。

公安民警自然首当其冲成为易受伤害群体。

加之群体性事件的增多，非警务活动难以遏止，更将长年处于疲惫状态的一线民警置于风口浪尖之上。

对于严重刑事犯罪，即我们以往称之为敌我矛盾，可以坚决打击，但对于下岗工人、上访人员、打工人员、失地农民等群体的过激行为，这些被称之为人民内部矛盾者，民警受到袭击，往往难以应对。

2、警民关系中的不良因素警察正当执法权益被侵害事件多集中于派出所民警、交警、巡警，民警伤亡原因多为处理治安案件、交通违章、执勤查缉，袭警者多为普通群众。

袭警案件多发，警察正当执法被阻，甚至警察执法时，特别是在公共场所执法，受到群众阻碍，或者围观起哄，或者无一人相助，也昭示一定程度的警民关系紧张，警察执法环境的恶化，究其原因，警民关系中的不良因素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条。

其表现就是部分民众从内心对警察的不信任感。

他们或者在警察暴力频发的曝光中，或者在警察平时执法的“冷、硬、横”中，失去了对警察的信任，因此，袭警频发、警察违法和滥用职权两个看似不沾边的问题实际上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警民关系存在一定的消极因素。

警察在公众中形象下降，甚至个别警察不爱人民，反过来严重伤害人民感情，必然使人民难以爱警察，公众对警察工作支持率下降，甚至与警察执法发生冲突、矛盾也必然增加。

3、公众片面的法制意识自党的15 大以来，国家实行“以法治国”，并将之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社会公众的法治意识也逐步提高，特别是2003年孙志刚案件发生后，人权意识凸起，保护人权最终载入《宪法》。

公众的人权意识迅速高涨，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进步的表现，而且，应该说，公民的人权意识还有待于提高。

但在公安机关提倡执法“人性化”的同时，一部分人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之上，只能享受权利——法律的服务与保护，不能履行义务——服从民警为维护社会秩序进行的管理。

更有少数违法犯罪分子把警察作为法律秩序的象征，以袭击警察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

这部分人轻则辱骂、围攻民警，重则殴打、扣留民警，采取暴力手段对抗公安机关。

同时，社会正气不足，路遇不平袖手旁观甚至起哄添乱现象屡见不鲜，使警察执法难度加大，顾虑增多。

4、警力不足和装备落后在群体性事件和暴力犯罪以及街面处置突发案件、突发事件中，适量的警力威慑作用必定降低袭警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