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

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研究甘锋内容提要作为批判的文学传播理论的奠基人，洛文塔尔始终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应用于文学、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在文学理论、通俗文化理论和批判传播理论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

他的文学传播研究不仅揭开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的序幕，而且有效地把批判理论、文学理论和传播理论综合起来，建构了“理论力场”方法论和“理解力场”等独特范畴，这使其文学传播理论形成了鲜明的理论特色和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

关键词洛文塔尔文学传播理论“理论力场”“理解力场”利奥·洛文塔尔(Leo L wenthal，19001993)是在大西洋两岸享有盛誉的批判理论家、文学理论家和传播理论家。

作为社会研究所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在一生的学术研究中，始终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应用于文学、文化和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在文学理论、通俗文化理论和批判传播理论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

他的文学传播研究不仅揭开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的序幕，而且有效地把批判理论、文学理论和传播理论综合起来，“扭转了当时的研究立场，在文化社会学领域发动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1]成为批判的文学传播理论的奠基人。

一文学发展到大众传播时代，大众传播方式成为影响文学发展的主要因素，文学的大众传播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传播现象。

但是直到20世纪中叶还没有学者像洛文塔尔那样把文学传播问题作为思考的焦点，对其进行系统的论述。

洛文塔尔不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注意到了文学传播问题，而且最迟到20世纪40年代就从理论上把握到了传播之于文学的重要作用，尝试着从“传播”入手来解开文学转型之谜，从而揭开了西方文学研究的传播学转向的序幕。

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学呈现出了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与之前的文学有着怎样的区别，原因何在？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研究文学的人文社会科学，又如何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针对印刷传播条件下出现的文学转型现象以及当时各种文学研究方法的不足，通过反思传统文学理论中从再现论、表现论、生产论等角度对文学进行规定的各种文艺学观念的成因，洛文塔尔发现在大众传播时代从传播角度对文学进行研究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因此他试图从“传播”入手来解开文学转型之谜。

洛文塔尔认为，随着印刷传播成为一种普及了的文学传播方式，文学与传播的关系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众传播导致文学在雅俗二分之外，又产生了一个中间地带，即大众文化。

然而当时很多人没能认识到这个问题。

如丢贝尔在采访洛文塔尔时就坦率地承认：“在阅读《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时，才知道大众文化现象根本就不是首先出现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整个问题最初是出现于复制方式在技术上取得革命性飞跃的时刻。

”[2]洛文塔尔通过考察文学发展以及文学传播的知识谱系，通过梳理文学在传播系统中的位置，发现传播是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一部文学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文学传播史。

然而，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西方的文学研究却一直处于实证研究和内部研究的主导下，比如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研究法、新批评研究法等，其研究重点一直在作家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等方面，几乎没有注意到文学传播问题。

诚如埃斯卡皮所说：“这种方法即使抱着最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不足以揭示文学现象的种种奥秘。

”[3]因此洛文塔尔果断地“拒绝了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中采用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并且在1926年率先对19世纪文学采取了“一种新的和比较大胆的分析方式”。

[4]维格斯豪斯指出：“在那个时代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人从事这种研究。

”[5]洛文塔尔当时的研究中包括很多现在看来是传播学的研究，他之所以能够率先从传播角度研究文学，是因为“洛文塔尔认为日益成为流行的传播研究对象的大众文学产品一直以来都被文学研究忽视了”。

[6]霍拉勃在解释洛文塔尔之所以能够开创文学传播研究的缘由时，也提到了这一点：“洛文达尔注意到，人们对这方面的批评兴趣寡然。

事实上，在他看来，缺乏这方面的研究，是文学学状况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7]洛文塔尔指出：“结果正如我们在19世纪所发现的……那种对文学活动的实证主义研究使对文学史对象的孤立和简化达到了极端程度。

作家和作品被从历史环境中抽离出来……实证主义方法根本就不够。

”[8]因此“洛文塔尔反对占据支配地位的唯心主义的和语言学的立场……拒绝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自足的客体来研究”。

[9]他认为研究文学的传统学院学科忽略了包括报纸杂志在内的通俗文学产品，没有意识到畅销书、通俗杂志等诸如此类东西的冲击，他们“对那些想象力水平较低的出版物保持了傲慢的冷漠态度，这就留下了一个挑战性的领域”。

他指出要填补这一领域，就必须调查“所有与艺术作品的激励和传播有关的因素”，[10]因此他“从印刷机的发展及其成为大众媒介的潜力开始讨论”。

[11]“洛文塔尔强烈主张文学社会学必须进行传播研究，他提出了一系列研究计划以加强学科地位，并且力争将文化和传播知识融入到这一学科知识中。

”[12]将文化和传播知识融入到文学社会学学科的尝试，意味着文学研究与传播研究必然会出现交叉，而二者的交融必然会产生文学传播研究这一交叉学科领域，从而使他有可能开拓出文学传播学这一全新的研究领域。

他在发表于1932年的《论文学社会学》一文中指出“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属于许多科学学科……学术界远远没有发展出一种公平对待研究对象复杂性的分析方法”，并且强调“文学研究方法的启蒙不能单凭诗学”。

之后他针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建构了“理论力场”方法论；针对实证主义的弊端，重新引进了狄尔泰的“基于历史语境的结构的概念”和“理解概念”，创设了“传播力场”和“理解力场”等文学传播研究范畴。

[13]不久后，他制定了一项研究大纲，其中包括许多文学传播研究的建议。

“尽管指向的是文学社会学，但是洛文塔尔在伊利诺斯大学传播研究所的演讲，仍然规划了批判传播研究的蓝图，并且提出了跨学科研究的要求。

”[14]在对大众传播语境中的文学传播方式、文学传播主体、文学传播对象等文学“传播力场”构成要素的历史变迁进行分析之后，洛文塔尔发现“创造艺术和评判艺术的社会体制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15]并且敏锐地指出：“文学传播世界在17世纪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其实质是：从私人捐赠和有限的观众转向公众捐赠和潜在的无限的观众。

这种改变在美学领域和伦理领域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影响到了文学实体和文学形式，更不必说这对作家本人的日常习惯和所关心问题的影响。

一项较早的研究试图详细地描绘由这种改变引发形成的文学类型和文学制度，这种文学类型和文学制度反过来也促进了这种改变。

”[16]在明确提出“文学传播世界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的观点后，他进一步分析了这一改变对文学内容、文学形式、文学观念、文学功能等的影响。

这是目前在文学研究中所能看到的最早明确地从传播角度提出文学转型观点的论述。

二霍克海默曾经这样谈到法兰克福学派获得成功的原因：“这个事业的成功仅仅是因为……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考察。

”[17]作为批判理论家，洛文塔尔的文学传播研究也绝非单纯的理论研究，不仅仅是为了把握文学的本质和传播的规律，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这种理解有助于“人类的自由和解放”。

从其一生的研究主题看，“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是洛文塔尔及其所属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主题，也是他们的美学和文论的基本理论主题。

他的文学研究、传播研究和通俗文化研究都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特别是他的文学传播研究与他对“人性的传播”、“真正的理解”和“交融共享”理念的追求须臾不可分离。

事实上，“关于美学、艺术、文化的问题始终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他们所有的艺术理论都建立在这样一个问题的基础上：即艺术如何体现它的社会批判的姿态，如何成为解放意识、否定社会压抑的因素”。

[18]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因为洛文塔尔屡次强调他“继承了黑格尔特别的否定形式的传统……我所尝试作的工作就是在完整地继承欧洲文学遗产的同时不间断地批评为了被操纵的大众市场而生产的商品”。

他因而将文学传播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关系作为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视域，从这一理论主题和问题视域出发，他认为“艺术是抵抗的信息，是创造性反抗社会灾难的伟大的蓄水池”，并且“只有艺术传达了人类生活和人类经验中真正好的东西；它是对尚未实现的幸福的允诺”。

[19]洛文塔尔对上述主题的切入点主要是对转型问题的研究。

他在探讨文学转型问题之前，首先分析了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所引发的社会转型。

他指出：“到19世纪初，蒙田时代还仅仅处于萌芽阶段的改变都发生了：封建制度的所有残余几乎都被摧毁了，至少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被消灭了，工业化及其导致的劳动分工在中产阶级社会中都占据了优势地位。

”[20]封建社会解体，中产阶级社会形成，作为西方社会的一次巨变，导致西方的社会生活开始全面步入转型期。

权力、资本和印刷传播技术共同形成一种强大的制约力量，使西方社会的高雅文化日益衰落，通俗文化迅速崛起，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艺术”与通俗文学的深刻对立似乎无法弥补。

对于作为一名文学理论家的洛文塔尔而言，对前述问题的研究，更多地是通过对文学转型问题的研究进行的。

而他之所以能够敏锐地揭示出文学转型的历史发展趋势，又与其文学传播研究密不可分。

他是从社会变革和传播技术革新的角度出发，来阐发文学转型的根本原因的，这可以说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层建筑的研究框架中来分析文学的典范性研究。

洛文塔尔在接受丢贝尔采访时说：“杂志的主要合作者把他们采取的立场——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聚焦于并且应用在他们理解的最好的领域上。

霍克海默写了哲学部分，阿多诺写了音乐部分……我写了文学部分。

我向已经确定了的文学体制——唯心主义的傲慢态度，特殊的政治反动功能——发起挑战。

”[21]由此他开创了“一种对文学进行马克思主义解读的阅读方法，解释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经济的和阶级的结构如何得到表达”；[22]从而为那些试图从传播学视角对文学作品进行分析的学者树立了典范。

洛文塔尔的批判理论、文学社会学和文学传播理论犹如鼎之三足，一起支撑起了他的文艺理论大厦。

从洛文塔尔三大理论的内部逻辑上来看，他的文学传播研究可谓是他全部理论研究的关节点，就如同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是其前两大批判的中介一样，洛文塔尔的文学传播理论则是沟通他的批判理论和文学社会学的中介。

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当时在美国“文学社会学对艺术分析持有怀疑态度”；而在欧洲却“把艺术作品仅仅看作意识形态的表现，剥去了它特殊的完整性”，[23]这使“具有美国背景的人和具有欧洲背景的人在学术交流中遇到困难”。

[24]如此一来，在具有批判理论色彩的文学理论和具有美国实证主义色彩的传播理论之间，“就留下一条仿佛不可跨越的鸿沟”，“因此在理论上就必须找到一个沟通二者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