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性与罗蒂新实用主义

第37卷第1期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月

V ol137,N o11Journal of East China N ormal University(Phil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January,2005

偶然性与罗蒂新实用主义

潘德荣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上海　200062)

摘　要:罗蒂是当代西方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其哲学基础就是被绝对化了的“偶然性”概

念。它包含了三个方面,即语言的偶然性、自我的偶然性和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性。罗蒂全面地

解构了传统的认识论,坚持以我们的信念与愿望作为真理的标准,将人的想象力视为历史发展的

真正动力。如果说罗蒂新实用主义之弊在于强化偶然而无视于必然,那么传统的知识论则是强调

了必然而或多或少淡化了偶然,因而两者应当是互补的。就此而言,他高扬偶然性,注重实践与

未来的理论精神,对于我们的启迪意义远胜于被人们不断重复的“真理”。

关键词:罗蒂;新实用主义;偶然性;反认识论中心主义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79(2005)01-0034-07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 orty)是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赞赏者如卡维尔(Stanley Cavell)称他为“自詹姆斯和杜威以来最著名的美国哲学家”。在中国学者中,张国清也盛赞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像休谟的《人性论》打破了康德的形而上学之梦那样打破了未来青年哲学家们之梦”,不惟如此,他的《后形而上学希望》又给未来青年哲学家带来了新的梦想①。黄勇认为罗蒂新实用主义既继承了美国哲学的主流传统,又体现了当代世界哲学主流,尤其兼收并蓄了欧洲大陆哲学诸要素,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合流”趋势②。罗蒂自己则坦言,他的哲学对于哲学圈子以外的人更具有吸引力。而在哲学圈子以内,他却受到左派与右派的夹击。右派指责他提倡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以及“愤世嫉俗和虚无主义的观点”,促使美国大学生更加“傻头傻脑”;左派则认为他是一个“自鸣得意”之人,“只关心自己所属的悠闲的有教养的精英的思想界的势利小人”,美国社会的阿谀奉迎者[1](pp1389—392)。他的《哲学与自然之镜》甚至被一家保守的英文杂志Intercol2 legiate Review评为20世纪最糟糕的50本著作之一。③

罗蒂的新实用主义涉猎领域甚广,本文拟对他的哲学基础作一反思,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学说、甚至他的哲学有一个可以被称为“哲学基础”的东西。在我看来,在罗蒂哲学中,有几个相互呼应的支撑点,如反本质主义、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认识论、反方法论与

收稿日期:2004-09-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3BZX038)

作者简介:潘德荣(1951—　),男,浙江长兴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体论等等,而其根本的枢纽点,就是被绝对化了的“偶然性”概念④。根据罗蒂,正是偶然性的彰扬,才使人们扬弃了传统哲学而进入了“后”哲学文化时代,一种无根基、无本质、无核心的多元化时代。

一、三重“偶然性”(C ontingencise)

罗蒂提出的第一种偶然性就是语言的偶然性(the contingency of language):“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文化,跟兰花及类人猿一样,都只是一个偶然,只是千万个找到定位的小突变(以及其他无数个没有定位的突变)的一个结果。”[2](p128)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就像达尔文所见到的珊瑚礁的形成历史,是纯粹偶然的结果。亚里士多德曾将语言定义为心灵、思想的符号,以为语言能够表达心灵、再现所观察的事物,这是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误解。语言的使用(use of language)与其产生(the formation of language)一样,都是偶然的,他人所说的语言,只是他所做出的记号和杂音,可以拿来和我们的记号相互对照,这对于预测和控制他的行为是一种有用的技巧[2](p127)至于心灵,也只是自然演化过程中偶然发生的事件,当我们说到心灵时,其目的也同样是为了有效的预测。从根本上说,语言本身与世界及其所谓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关联,是语言使用者纯粹的记号与杂音。在这种情况下,语言究竟是什么呢?它只是一种与描述的对象之本质毫无关联的“隐喻”。隐喻不是隐射一个需要我们去猜测的本义,它本身也不具有意义,并且不可转述(unparaphrasability),不可化约,而是一种不同于通常语言的新的描述方式,它根源于人们的想象力。隐喻本身就是一套新的语汇。按照罗蒂,“每一个特殊的理论观点都被视为只是另一套语汇、另一个描述”,因而真正重要的恰恰是语汇的改变,而非信念的改变。在罗蒂看来,所谓思想史就是隐喻史,是从一种隐喻领域转向另一种隐喻的历史。如果我们“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接着一个隐喻的历史,会让我们了解到诗人———广义而言,新字词的创制者,新语言的构成者———乃是人类的前卫先锋。”[2](p133)第二种偶然性是自我的偶然性(the contingency of self):德国观念论者追寻人类必然的实在本性,认为一旦人们把握了这一点,也就是认识了真理,这样,他们就“突破了时间、现象、个人意见的世界,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永恒的真理世界”,达到了生命的极致与永恒。而罗蒂则追随尼采,以为柏拉图的“真实世界”实属子虚乌有,人的自我认识就是自我创造。人们用语言描述自己,也就是建构了自己的心灵,而创造自己的心灵,也就是创造自己的语言。换言之,我们对自己的偶然、对自己的原因追根究底是与创造一个新的语言的、新的隐喻同一的过程。一般人缺乏这种创造力或曰想象力,使自己的心灵范围局限于他人所遗留下来的语言界限,只能成为一个语言的、某种意识形态的标本之复制品。惟有诗人才能真正体悟其偶然性,有能力使用前所未用的文字诉说自己。他们是天才,是“强健的创造者”,而强与弱的分野,就是使用惯常而普通的语言与制造新的语言两者之分野[2](pp142—45)弗洛伊德的研究也为罗蒂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打从精子与卵子交会的一刹那开始,与我们生命有关的每一件事物,事实上都是机缘”[2](p147),所以“自我”乃是纯粹由偶然所构成的机体组织。

最后是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据罗蒂所述:“自由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是:若只涉及言论而不涉及行动,只用说服而不用暴力,则一切都行。……所谓自由主义社会,就是不论这种自由开放的对抗的结果是什么,它都赞成称之为‘真理’。”[2](p177)之所以要培养这样一种开放的胸襟,并不是因为相信伟大的真理或神意必将战胜一切,而是因为这种胸襟本身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