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之研究》

《行政学之研究》一、威尔逊其人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T．W．Wilson，1856-1924），西方行政学的创始人。

1856年12月28日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187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884年毕业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85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国会政体》，这本书被他用作哲学博土学位论文，并在1886年使他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1886年至1902年，他是政治学教授，此间发表了《国家》（1889年）、《分裂和重新统一（1829～1889》（1893年）、《一位大师及其政治论文）（1892年）、<纯粹的文献及其它论文）（1886年》、《乔治·华盛顿》（1896年）以及《美国人民的历史》（1902年）等六部著作和一些论文。

1902年至1910年间，他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并在1908年出版《美国的宪法政府》一书，1910年，他当选为美国新泽西州州长，1913年被选为美国总统，1924年去世。

威尔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教授、行政学者、历史学家、教育家、改革家和政治家。

他1887年6月在美国《政治科学季刊》第二期发表了其精华论文《行政学研究》（《The Study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在这篇论文里，威尔逊概述了研究的历史，提出要研究国家行政管理，建立行政科学，同时非常令人信服地提出了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和价值，并对行政学研究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提出了设想，指出了应该继续坚持下去的研究方法。

这篇文章标志着理论界自觉研究探索公共行政的开端，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和一个被人认可的政府研究领域得以建立起来，是从威尔逊，或者严格地说，是从威尔逊的这篇文章开始的。

二、威尔逊的行政学思想（一）创立行政科学的必要性威尔逊针对政治学的研究状况，提出应从行政学的角度来研究政府管理，论证了创立行政科学的必要性。

在19世纪以前，政治学家都忙于就宪法、国家性质、主权的实质和地位、民权和合法特权及政府目的等政治学与法学领域的内容进行著书立说。

这一方面表现在“政府构成方式、国家性质、主权的本质和地位、人民的权力和君主的特权、属于政府核心内容的最深的含义及根据人性和人的目的摆在政府目标之前的更高目标”几乎就是所有的政治学论著者进行思考、争辩和论证的全部问题，其中君主制与民主制问题更是存在激烈论战的中心地区，”另一方面表现在政治哲学对“由谁制定法律以及制定什么法律”进行着理论原则上喋喋不休的讨论，却将“如何有启发性的、公平的、迅速而又没有摩擦地实施法律”这种行政执行问题看作是只需由办事人员进行处理的“实际工作中的细节问题”。

13）正如威尔逊所言：“在本世纪度过它最初的青春年华，并开始吐放它在系统知识方面独特的花朵之前，谁也没有从作为政府科学的一个分支的角度来系统地撰写过行政学著作。

”威尔逊认为，这种情况存在的原因，在于“早期时代”社会生活和政府职能的简单性。

而行政研究之提上议事日程，也是社会逐渐增加的复杂性、国家正在发展的功能和民主路线上政府职能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早期时代”，全体居民只不过是一些很容易被管理的社会成员，国家的政治管理中并没有那么多让政府头疼的既得利益集团；财政方面，也没有股票、债券、公共收入和复杂的公债制度等来麻烦国家财政人员。

从政府职能来看，当时政府靠行政命令驱使着容易被管理的人们，在行政管理方面很少或完全没有遇到麻烦问题，麻烦的事情几乎都出在政府结构方面，因此，结构问题就成为吸引人们思考的焦点。

所有掌握权力与关注权力的人思考的惟一重大问题就是：谁将掌握权力?而对于怎样运用权力，这对任何一个掌握权力的人员来说，都不是一个会长期茫然不解的问题。

威尔逊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19世纪，贸易上的复杂性、使人困惑的商业投机行为、国家公债的产生和管理等问题一一凸现，大大拓展了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领域和工作数量，并使得任何一种政府职责都变得更加复杂和更加困难。

政府活动方面的这种困难不断集聚，最终累积到顶点时，政府“如何执行”和“在哪些方面执行”这些持续增长的一系列职能，就迫切地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予以指导。

同时，关于国家以及随之而来的关于国家职责的观念也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而“关于国家的观念正是行政管理的灵魂”，摆在学者们面前的问题同样是：国家应该“如何执行”这些职能。

在此种情况下，行政学研究的春天姗姗来迟。

威尔逊认为，行政学研究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揭示政府能够适当地和成功地进行什么工作，以及政府怎样才能以尽可能高的效率及在费用或能源方面用尽可能少的成本去完成这些适当的工作；15j另一方面在于从经验性实验的混乱和浪费中总结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并将这些方法深深地植根于稳定的原则之上。

16j威尔逊此处强调的“适当”，是对政府职能行使范围的理论界定，即政府只须管好应该由政府管理、其他社会组织不能承担的公共事务。

如果政府统管包揽一切社会事务，或对应该由政府承担的任务不管不问，均为不“适当”。

因此，对政府行政职能的研究，成为行政学研究的首要目的和起点，在此基础上，对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方式、方法进行研究，以帮助政府有效完成任务、提高管理效率，这是行政学各部分理论应研究的内容。

将这些理论用于指导政府行政管理的实践，才能使政府做到专心处理公务以减少闲杂事务，加强和纯洁政府的组织机构，为政府的尽职尽责带来美誉。

（二）法国、德国行政管理的“本土化”威尔逊考察了欧洲各国，尤其是法国、德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历史，以此反观英、美自身的情况，从中为美国指出了一条“拿来主义”的道路，即要借鉴法国、德国在行政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但须将其“本土化”以坚持美国自己的政治道路。

威尔逊分析了行政科学首先是在欧洲而不是在美国引起重视的原因，认为这与欧洲政府长期属于垄断性质，而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只是享有一种公共性质的授权有关。

按照威尔逊的观点，行政研究在欧洲土壤上成长发展的原因有两点：首先，欧洲国家这种垄断性质的政府不受民意的支配，它所要做的更多的工作就是统治，因此便能行使更多的管制。

其次，想使政府保持这种垄断地位的愿望，又使得那些垄断者对于发现尽可能不激怒民众的统治方法深感兴趣。

因此，欧洲大陆各国长期以来拼命反抗一切改革，而一直致力于通过缓和专制政府的粗暴程度，以及对被统治者利益的关心，来使政府的措施变得温和，从而使一切起阻碍作用的仇恨得到和解。

他们还殷勤而及时地通过这种做法来向一切经营事业的阶层提供帮助，从而使国家本身变成一切勤劳人民所不可缺少的东西。

最后，他们还给予人民以宪法和公民权利，并使自己变得极有效率，从而变得不可缺少；工作极其稳妥，从而不引入注意；极端开明，从而不会受到轻率的质询；极端仁慈，从而不会引起怀疑；极端强大，从而难以对付……在威尔逊看来，所有这一切都需要进行研究，而行政科学首先在欧洲发展起来，就是欧洲学者对此进行认真研究的结果。

这些学者对处理政府事务的方式和手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艰苦的考察。

相反，美国作为一个历史很短的、没有多少专制历史的新兴国家，在政府工作方面没有碰到重大的困难，政府也一贯奉行自由主义原则，长期以来，在行政计划和行政手段方面也并没有感到需要特别给以注意，甚至也就对欧洲政府的这些成果很少在意。

鉴于此种情况，威尔逊指出，对美国而言，行政科学是一门“外来的科学”，它是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们发展起来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与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的，并且是为了适应高度集权的政府形式而建立起来的。

如果要在美国使用欧洲行政管理的概念，必须彻底改造欧洲行政学的目的、思想和原理，使之适合于美国权力高度分散的政府形式。

这事实上是一个“外来经验”与“本土化”的问题。

威尔逊认为，如果美国要应用这门科学，必须对它进行“美国化”，而且不仅仅只是从形式上或仅仅从语言上美国化，而是必须在思想、原则和目标方面从根本上加以美国化。

’威尔逊将政府发展的经历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是绝对统治者时期，是行政系统与绝对统治相适应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制定宪法废除绝对统治者并用人民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中，由于对这些高级目标的关切，因而对行政管理有所忽视；第三个时期是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民在使他们掌握权力的新宪法的保障下，着手发展行政管理工作的时期。

进一步，威尔逊以普鲁士和由拿破仑建立的法国行政管理为代表，阐述其在行政实践中堪为表率的方面。

在普鲁士，斐特烈大帝是专断的统治者，享有绝对的权力，但同时又很开明。

他在父亲所奠定的基础上，开始建立普鲁士的公共办事机构，并且使之成为极其认真为公众服务的机构。

在普鲁士行政学家斯坦因的鼓励下，其继承人威廉·斐特烈三世设计了许多内容更广泛的组织特征，把这一工作往前推进了一步，从而奠定了今天普鲁士行政管理工作的坚实基础和具体形式。

在拿破仑统治期间的法国，其行政机制也是通过极权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达到完善的。

在威尔逊看来，这种行政制度也许是很严厉无情的，但却又是彻底和完备的。

考虑到这些行政管理成果的取得都是在宪政时代到来之前，威尔逊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归功于仅仅完成单一意志所规定的任务才可能具有的一种简便和效率。

相较而言，美国与其以前的宗主国——英国，则因其在它们的行政管理受到自由理论的影响之前，就已经跨人了制定宪法和进行民众改革的时期，因而行政管理的改进就处于迟滞和半途而废的状态。

威尔逊认为，一旦某个国家开始从事制定宪法的事业，就很难从对宪法进行修修补补的工作中停止下来，因而也就很难再致力于为公众建立一个能干而又经济的行政管理机关的工作。

在英国，行政管理的发展长期被有关宪法的斗争所取代，英国民族在更多的程度上是训练自己去控制而不是去加强政府，他们较关心的是使政府变得公正、温和而不是使它变得简捷、有秩序和高效率。

美国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其目标与结果也是如此。

从这一角度讲，英国与美国的政治史都不是一部发展行政管理的历史，而是一部关心立法工作的历史——不是改进政府组织，而是制定法律和政治评论的历史。

通过比较，威尔逊指出，美国现在已经到达了政府发展时期中的第三阶段，即美国人民经过与专制权力的斗争，已经为自己赢得·了宪法，目前首要的工作就是发展行政管理以与这种宪法相适应。

然而，威尔逊指出，遗憾的是，虽然美国在政治自由、政治实践的艺术和才干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在机构发展的顺利和健康状况方面也有很大的优越性，但在行政组织和行政艺术方面却落在了很多欧洲国家的后面。

美国政府“如同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一样，其机能已经得到发展，身材已经长大，但在动作方面却变得笨拙”，“它得到了力量，但却不具备相应的行为”，因此，美国政府亟需进行更加仔细的行政调整，为此目的，也急需具有更加丰富的行政知识。

当时，行政学实用科学正在进入美国高等学校课程的事实，以及正在进行的文官制度改革运动，都表明了这一需求的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