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功能
宋代寺院经济的发展
宋代寺院经济的发展佛教是世界三⼤宗教之⼀，佛教⾃传⼊中国后，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不⾔⽽喻的。
⼀⽅⾯，以佛教的虚幻学说，因果报应说，提倡⾏善积德，在⼀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盾。
另⼀⽅⾯，统治者利⽤它作为重要的精神统治⼯具，教化民众。
⽽作为佛教徒的修⾏地------寺院。
在当时不仅起到了为僧侣提供住宿的作⽤，⽽且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当时整个社会的发展也起到⼀定的作⽤。
⼊宋以后，佛教思想早已深⼊⼈⼼。
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兴建的寺院越来越多，僧侣的数量也逐渐上升。
然⽽，很多僧侣是为了躲避徭役和赋税⽽遁⼊空门的，他们⼀般素质低下。
僧尼冗滥现象⼗分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限制僧⼈、寺院的特权，在经济上控制寺院经济⼒量的⽆限膨胀。
但寺院仍千⽅百计地占有⼟地，壮⼤⾃⼰的实⼒。
这⼀时期的寺院经济在政府的控制下蓬勃发展。
中国古代佛教寺院作为⼀个宗教性的经济实体，在其⾏使功能时，必定会因此产⽣⼀些活动费⽤。
⽽这些费⽤是寺院必须承担的。
那么，佛家寺院需要⽀出哪些费⽤呢？⼀．修建和维护寺庙的费⽤。
由于两宋时期佛教思想的传播影响不断深⼊。
⼤到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到商贾地主，都不惜拿钱财将寺庙修的⾦碧辉煌。
此时的寺院也如⾬后春笋般拔地⽽起，寺院林⽴。
⽽寺院兴建和维护所需经费的很⼤部分来⾃社会各阶层的捐助和施舍。
宋代修建和维护寺院需要巨⼤的资⾦，⽆论如何使⼤⼤加重了封建国家和百姓的经济负担，它对宋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负⾯影响是不⾔⽽喻的。
⼆．僧尼等的⾐⾷之费。
宋朝的寺庙众多，⽽寺院内的僧侣过着集体的⽣活，每个⼈的⾐⾷之费之和也是⼤的惊⼈。
这包括僧侣⾐⾷之资、⽣产⼯具的购买、法事活动、各种合法的及⾮法的赋税、宗教⽤品的置办等。
应该说，宋代僧尼⾐⾷之费不可计数，寺院要养活这些⼈需要付出巨⼤的代价，为了满⾜僧⼈的基本⽣活需求，僧⼈除了出去化缘，还必须跟凡⼈⼀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
正因如此，进⼀步深化了僧尼的世俗化的倾向，是宋代寺院、僧⼈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
中国古代寺院经济︱古时寺观有多富？
中国古代寺院经济︱古时寺观有多富？自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最开始汉人出家者极少。
当时政府规定汉人不许出家，所以寺院的僧人规模并不大，他们的生活主要靠信众的布施为主，所得仅够维持寺院日常开支，也没有形成所谓的寺院经济。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上战争不断，人们纷纷转投到宗教门下，祈盼神灵的保佑。
而统治者也积极推崇佛教，佛教在这一时期得到飞速发展，寺院遍及我国南北各地。
这一时期寺院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国家授予的寺院“荫田”，也就是国家规定，出家人也可以分到土地，从事耕种。
这种荫田“人各三十亩”，这是统治者承认寺院经济的开端。
隋唐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鼎盛时期。
唐代朝廷敕建国家大寺，不仅国家供养，更多有敕赐田庄。
其中西明寺，仅唐高宗赐给的田园就有百顷，并配净人百房，车50辆。
开元年间，金城公主奏请，将范阳某“麦田庄并果园一所及环山林麓”，“永充云居寺山门所用”。
在政治庇护下的寺院，甚至越州跨县，兼并土地，买卖庄园。
洛阳昭成寺在40余年之间，买卖兼并土地1.791.5亩；浙江天童寺有田13000千亩，跨三都五县，有庄园36所；山东长白山醴泉寺有庄园15所。
甚至出现“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的局面。
唐代名相狄仁杰说过：“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绩尽工，宝珠殚于缀饰，瑰材竭于轮奂。
”而根据《旧唐书》的记载，唐代寺院在建造上“务取宏博，竟崇瑰丽。
大则费耗百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余，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百姓何食之矣！”入宋以后，随着城市的繁荣、城乡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禅宗寺院的经济生活也进一步世俗化。
北宋皇家寺院相国寺，在寸土寸金的开封城占地540多亩，中间有万人广场，每月开5次“万姓交易大会”，进行商品展销。
其中生活用品、手工制品、珍禽异兽等应有尽有。
除此之外，许多寺院还以碾房、店铺、仓库等服务性商业项目扩大赢利，甚至以当铺等项目经营盈利。
因此中唐之后，统治者也注意到了寺院经济发展过于庞大，从一些方面对寺院经济进行打压。
佛教广泛传播在六朝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产生
佛教⼴泛传播在六朝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化上产⽣佛教⼴泛传播在六朝时期的经济、政治、思想⽂化上产⽣的影响。
1、经济上，寺院经济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浪费了⼈民的⼤量⾎汗。
2、政治上，寺院经济过度发展，与官府争夺劳动⼈⼿和税收，加重农民负担，不利于封建统治。
于是，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为加强统治两次灭佛。
3、思想⽂化上：
（1）为苦难中挣扎的穷苦百姓找到了⼀条精神解脱的道路。
（2）促进统治者加强对⼈民的思想控制，使⼈民⽢⼼忍受剥削压迫，安于现状。
（3）成为道教改造重要的思想来源；
（4）促进范缜发表《神灭论》，提出“形神统⼀”的反佛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重⼤发展。
（5）促进宗教画、⽯窟艺术等艺术的发展。
中国古代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
中国古代佛教在社会中的地位与影响中国古代佛教曾经在社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从佛教的传入、官方态度、社会地位以及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佛教的传入与官方态度佛教是在东汉时期自印度传入中国的，起初受到了汉朝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
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更多的官方支持，各个皇帝都对佛教抱有崇敬之情，并亲自修建寺庙。
例如，曹操建造的白马寺就成为了当时最为著名的佛教寺院之一。
然而，到了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兴盛，官方开始对佛教持更加复杂的态度。
二、佛教的社会地位佛教的传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佛教逐渐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佛教寺庙成为信众们寻求平静心灵、追求智慧的场所。
寺庙除了供信众修行外，也扮演了教育、医疗等社会功能。
佛教也逐渐形成了庙会文化，为人们提供娱乐和参与的机会。
佛教的发展也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佛教强调慈悲、善良、忍让等美德，这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得益彰。
佛教也强调世俗生活与修行的统一，鼓励信众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社会的繁荣与和谐作出贡献。
三、佛教对社会的影响佛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可以从多个方面来看。
首先，佛教对中国文化和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佛教艺术中的雕塑、壁画等精美作品，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让人们更好地了解佛教思想。
其次，佛教对于文学、诗歌、音乐等领域也有着积极的影响，许多古代文人墨客在佛教的启发下创作了许多名篇佳作。
此外，佛教的传播还带动了文化交流和区域发展，成为中印文化交流的桥梁。
对于社会层面而言，佛教对科学、医学、哲学等领域的发展也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佛教讲究观察和分析，这对科学方法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医学方面，佛教寺庙不仅提供了心理上的慰藉，同时也向信众提供了医疗服务，推动了医学知识的传播。
在哲学方面，佛教的思想观念为后来的中国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中国哲学更加开拓和宽广。
浅析唐宋寺院经济
浅析唐宋寺院经济[摘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其影响力扩展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寺院经济。
在唐宋时期，寺院经济达到巅峰。
本文回顾了寺院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了寺院经济兴起到没落的原因。
[关键字]唐宋寺院经济田产来源经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佛教依靠乞食为生的生活模式已被抛弃。
到唐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立寺制度提出，摆脱佛教经济依附地位，僧人自食其力。
这一制度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寺院经济成为支持佛教发展一个重要基础。
其中寺田又为寺院经济的核心和一个主要财源。
隋唐以来，由于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富庶，社会稳定，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与此相适应的，中国佛教在历经几百年的长途跋涉后，也终于登上了它辉煌的颠峰，与那个时代一起享受着无尚的崇拜。
即使在五代时经历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可到宋代，它又重放光彩，只是那光彩不再如从前般灿烂夺目了。
它的辉煌与经济的繁荣是同时存在的，而经济的繁荣又得益其拥有土地。
在此，我们只简单的分析一下其在田产一方面的问题，其余方面还待进一步研究。
一、田产的来源从诸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田产的来源是多样性的，下面我们就通过几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来分析田产的来源。
（一）国家政权的赐予国家政权的赏赐几乎是各国的庙宇最初获得土地的基本手段，在中国，皇室对寺院赏赐土地的现象普遍出现在南北朝以后，这是佛教发展的结果。
无论唐朝还是宋代，几乎都有皇帝布施田地的记录。
由于皇室身份的高贵，因此，这种方式称为“赐田”。
唐初，李世民与王世充决战中原，少林寺僧俘虏了王世充的侄儿献给李世民，李世民遂“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1] “志德二年，玄宗避乱于益州，赐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
”[2]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是赏赐制度存在的基础。
唐中叶后，由于土地明显减少，这种赏赐现象也随之减少。
两宋时期最早的赐田记载大概是建隆元年，“诏于广陵站地造寺，额曰见隆，赐田四顷，拔荐战亡军士”[3]。
明清关中的寺庙与地方社会共3篇
明清关中的寺庙与地方社会共3篇明清关中的寺庙与地方社会1明清关中的寺庙与地方社会明清时期，关中地区的寺庙在地方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
这些寺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场所，也是汇聚社会资源和促进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
本文将从建筑与规模、文化与教育、社会服务等方面分析明清关中寺庙对地方社会的作用。
一、建筑与规模明清关中的寺庙建筑和规模不尽相同。
大型的寺庙往往占地广阔，建筑宏大，如陕西咸阳市的嵯峨禅寺、陕西宝鸡市的法门寺、陕西西安市的大雁塔等，这些寺庙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场所，也是游人观光的热门景点。
而一些小型的寺庙则建筑简单，往往只是一间小屋子，这类寺庙往往是为了方便居民祈福而设立的。
相比于城市里寺庙的繁华，农村地区的寺庙数量较多，规模则相对较小，但是它们在地方社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文化与教育明清关中的寺庙是文化和教育的宝库。
寺庙中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经典知识，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
在寺庙中，僧侣们将佛教教义进行解释和普及，向信众传授佛法知识。
同时，寺庙还是地方社会的重要教育场所。
在明清时期，寺庙中开设的私塾是地方农民接受教育的主要场所。
在私塾中，学生能够学习基础的汉字、诗词和经典知识。
寺庙与私塾的存在为普及教育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有助于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地位。
三、社会服务明清关中的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和文化教育场所，更是地方社会的公益服务机构。
寺庙中的僧侣经常向贫困的人们提供救助，捐献食物和衣物，向他们提供医疗帮助。
在明清时期，寺庙中经常开展一些地方性的公益活动，如举办义演、解救灾民等。
这些公益活动不仅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人民的福祉和社会待遇。
总之，明清关中的寺庙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多方面的作用，它们不仅是宗教信仰的场所，也是文化教育的场所，更是地方社会的公益服务机构。
由于寺庙的普及推动了地方文化和教育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文化素质和福祉待遇。
因此，我们无论从哪方面看待明清关中的寺庙，都可以看出它们对于地方社会的巨大贡献总之，明清关中的寺庙不仅是具有宗教信仰意义的地方，更是地方社会的文化、教育和公益服务机构。
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对策
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及对策引言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的自然风景而闻名于世。
其中，寺庙是西藏文化和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寺庙不仅是佛教信仰的场所，也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将探讨西藏寺庙经济的历史、现状以及可能的对策。
寺庙经济的历史西藏寺庙经济可以追溯到古代。
在古代，寺庙不仅是宗教场所，也是政治和经济中心。
当时，寺庙拥有大量土地和财富，通过农业、牧业、商业和手工业等经济活动获得收入。
此外，寺庙还接收信徒的捐赠，这些捐赠被用于维护寺庙及供养僧侣。
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西藏寺庙经济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
在中国解放前，寺庙经济受到封建制度的影响，寺庙的土地、财富以及其他资源被剥夺，导致寺庙经济的衰落。
这段历史时期，寺庙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
寺庙经济的现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西藏寺庙经济逐渐复苏。
政府恢复了寺庙的宗教功能，保护了其文化遗产，并鼓励寺庙参与经济活动。
目前，寺庙可以通过开展经济合作社、旅游业、手工艺品制作和出售等方式获得收入。
此外，政府还提供补贴和福利，以支持寺庙的运营。
然而，西藏寺庙经济仍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
首先，寺庙经济的发展不平衡，部分寺庙在经济活动方面具有竞争优势，而其他寺庙则面临较大的困难。
其次，寺庙经济受制于西藏地理环境的限制，交通不便、设施简陋、市场有限等问题制约了寺庙经济的发展。
此外，寺庙管理和经营能力相对薄弱也是一个问题。
对策为了促进西藏寺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采取以下对策：1.加强寺庙管理和经营能力的培养。
政府可以提供培训、指导和支持，帮助寺庙提高管理和经营能力，使其更好地利用资源和开展经济活动。
2.提升寺庙的文化旅游价值。
西藏拥有独特的文化和自然资源，政府可以鼓励寺庙保护和展示其文化遗产，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参观。
同时，政府可以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提升游客的体验。
3.加强寺庙间的合作与交流。
政府可以组织寺庙间的合作交流活动，促进资源共享和互助合作。
寺院经济
魏晋南北朝寺院经济状况及原因分析通常意义上，人们把东汉明帝遣使者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1]。
事实上，佛教传入年代应早于此，《三国志·魏志·东夷传》评注引《魏略·西戎传》：“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伊存口授《浮屠经》”[2]，说明西汉末年，佛教就已经传入内地。
但在佛教内传后的几百年间，佛教并未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它只是在人们的社会和精神生活中，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
“虽然在东汉末已有人信仰佛教，但开始还只准西域人奉祀，汉人要出家为僧，政府是明令禁止的。
”[3]佛教作为一种“夷狄之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受到汉族正统思想观念的偏见与排斥。
如当时人言：“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祀奉，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
魏承汉制，亦循前规。
”[4]又“佛者夷狄之俗，非经典之制。
”[5]“佛陀乃千年前一外夷，……佛教经典亦彼外夷之糟粕。
”[6]然而，在魏晋南北朝短短三百余年之际，佛教取得了爆破性的发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外来小教成为中国当时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并且由此确立其在思想界的支柱地位，影响了中国文化几千年！单从一系列的数字中，我们就可以窥见当时佛教迅猛发展之大势：“据公元477年的人口统计，北魏帝国估计有6478座寺院，僧尼共67258人。
公元512-515年之间，寺院增长一倍多，到了北魏王朝末年，寺院达30000座之多，僧尼总数200万人。
”[7]“东、西魏分裂，周、齐对峙时，两国僧尼总数几达三百万左右，占当时北方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
”[8]与此同时的南方，“寺院数字约在1768-2846座之间，僧尼数目约在24000-82700人之间。
”[9]同样，佛经也大量的被翻译和传播开来，“据开元释教录，三国下至隋前，……译经一千六百二十一部，四千一百八十六卷，……若据隋志，乃有二千三百二十九部，七千四百一十四卷。
唐代小说中的佛教寺院功能浅析
唐代小说中的佛教寺院功能浅析朱 杰（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云南 昆明：６５０５００）摘 要 在唐代小说中，佛教寺院经常出现于各个情节中，但不同小说中的佛教寺院具有不同的功能。
宗教功能是寺院本身所具有的，上至皇家祈祝迎佛骨，下至平民百姓的祈求佑护，都是与佛教经义等直接相关。
而佛教寺院的社会功能却是社会发展所给予，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使佛教寺院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包括慈善救助、医疗、殡葬、教育、娱乐、商品交换，这些功能在在唐代小说中都有具体的体现，而也正是这些功能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
关键词 唐代小说；佛教；寺院；社会功能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３５２４（２０１９）０１－００３７－０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２－２０ 作者简介：朱 杰（１９９２～），女，在读硕士生．Ｅ－ｍａｉｌ：ｚｈｕｊｉｅｓｈｉｚｈｕｊｉｅ＠１６３．ｃｏｍ 佛教是公元前６世纪－公元前５世纪产生于印度的一种宗教，寺院则是在传教的过程中形成的固定的宗教场所，以供僧伽共同演习佛法。
佛教传入中国，具记载最早为东汉，而中土立寺，则是始于永平七年（６４年），汉明帝刘庄因夜梦金人，遂遣使西行往天竺求取佛经。
三年后，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以白马驮经随汉使来到洛阳，在官方的支持下建立白马寺。
佛教的发展状况，对寺院建筑数量，规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汉魏时期佛教初传，人们对这种宗教知之甚少，只有少数西来僧人和部分中低阶层的知识分子对佛教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时在中土的佛寺建筑就非常有限。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南北双方的皇帝皆不乏佛教奉法者。
鸠摩罗什等高僧入中原，翻译佛经，更是加强了佛教的发展。
因此所建造的寺院数量就非常巨大。
晚唐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虽然不是确指，但也反映出当时寺院处处，香烟漫漫的情景。
隋唐是佛教发展的高峰期，海内出现统一的佛寺群系，道宣《续高僧传》说隋文帝“道化天下，三分其二”，既是指隋所置州的三分之二已经建寺起塔。
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
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杨联陞国史上有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分别起源于佛教的庙宇和寺院，要不然也与它们有着密切的关系[1]。
这就是当铺、合会、拍卖以及出售彩券等四种办法。
佛教寺院所拥有并经营的当铺可以远溯到5世纪。
合会至迟到了唐代就已和寺院密不可分。
圆寂僧侣的私人所有物在唐、宋、元各朝已在寺院中拍卖，而其起源也许更早。
元朝时代寺院也已发行彩券来筹取基金。
典当与合会，在寺院团体之外早已是普遍的方式，而且也被急需金钱以筹措基金者用作重要的手段。
不过，另外的两种办法就似乎没有这般既显著而又无间断的记录了。
虽然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多种不同形式的拈阄[2]，然而它们主要是用来赌博或占卜。
租税的包办，在中国也是一件拥有长期盛名的惯例，其间竞争性的叫价也曾为人大书特书，然而它实际上和拍卖扯不上关系。
拍卖与出售彩券，从明代以来几乎已不再为人用来作为筹款的手段，就是在寺院里也如此。
它们在19世纪时重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很可能还是从西方再次引介过来的。
宋代以来，竟价包税的术语为“买扑”或“扑买”。
元朝时，尽管贤明的政治家耶律楚材大力反对，可是由于租税承包者竞价的结果，某些税收遂由1238年(元太宗窝阔台汗十年)的银一百一十万两提高到这个数额的两倍。
(《元史》卷146，页9上)。
《清史稿》卷129，页18下—19上把租税承包者叫作“朴户”。
“朴”字可能是“扑”的误刻或者异写。
《夷坚志》(涵芬楼本)“补”卷7，页3上中有“酒拍户”一词。
此指酒税的包办者；酒在宋代是由官府专卖的。
(见《宋会要稿》册130，“食货”19，页1上—19上)“拍”字是同页中“扑买”之“扑”字的异写形式。
这段文字所提到的年代是淳熙(1174—1189)初年。
“扑”宇的相关意义见页199注[3]及页200注[4]。
《南开社会经济季刊》第8卷第4期(1936年)，页824—852，有一篇很有用的文章，张纯明所撰“华北的包税制度——河北省静海县税收拍卖制度的个案研究”，不过张氏说：“包税的史料不会早过清朝。
佛教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
佛教寺院经济及其影响初探＊何 蓉提要:本文以宗教与经济生活的关系为基本视角,考察了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内容、规模和经营方式,指出在其物质化的外表之下包含着宗教的理念,而且,通过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寺院经济在宗教上的正当性得到了保障,体现并传播了佛教的基本伦理原则。
本文以中古佛教的经济经营与社会影响为核心,剖析了其宗教性的特征,为进一步综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演进提供了初步的框架。
关键词:佛教寺院经济 社会的宗教 布施—功德观 吕先生在论及中国佛教诸宗派的演变时指出,唐武宗会昌灭佛之后,“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义学”衰落(吕,1979:242),其中包含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解,即中国佛学乃至佛教的发展与演变,是与一定的供养方式或经济模式直接相关的。
证诸史籍,则晚唐、五代之前的千年与北宋以降的千年间,中国佛教经历了以讲求义理辞章的庙堂之学为突出特征到以民俗化的佛事实践为主的转变,其供养方式也经历了从世俗供养为主到僧侣自我供养为主的变化。
换言之,佛学讲论最为兴盛的年代,正是佛教寺院经济蒸蒸日上之时,而唐武宗灭佛在相当程度上截去了当时佛教赖以依托的经济根基,并昭示着中国佛教将由新的方向而去。
宗教与经济在现象上的这种契合方式并非偶然,但却与佛教留给人们的印象不相侔:何以一种宣扬弃世苦修的宗教,其发展会受到寺院的经济模式的制约,且出现义学与财富同盛共衰的情况?近年来对于佛教物质文化的研究亦表明,历史上,佛教的确呈现出冥想入定与经济经营并存的现象:一方面认为“钱、财、宝”是修行的障碍,强调少欲知足是修行的基本条件之一;另一方面广占田宅,产生了势力强大的寺院经济,从而产生了与一切皆空、制欲苦修的基本教条不甚一致的、以雄厚财力为支撑的金碧辉煌、庄严具足的外表(柯嘉豪,2003)。
由此产生的＊ 本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项目的前期成果,项目批准号06JJ D840001。
一个问题是,佛教的寺院经济是否具有宗教上的正当性,又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呢?历来对寺院经济的研究(如:陶希圣,1979;何兹全编,1986;黄敏枝,1977b ,1989;道端良秀,1977),主要是从社会史、经济史的内部,关注作为经济部门之一的寺院经济的特征、规模、种类等内容,较少讨论寺院经济的宗教特质以及它如何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演化,而在这一视角下,兰道尔·柯林斯与谢和耐的见解颇为引人注目。
最新整理佛教寺院经济的收入与支出管理.docx
最新整理佛教寺院经济的收入与支出管理佛教寺院经济的收入与支出管理一、寺院经济中的收入管理佛教组织作为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要确保佛教事业的健康发展，在寺院经济的开展中就必须有健全的收支管理制度，以保证有限资金和经济资源的合理使用。
从历史来看，佛教寺院早期一般实行“三纲制”，即设立寺主、上座、维那具体负责僧团与寺院的管理，也包括寺院的财物管理。
唐宋以降，佛教丛林制度形成，建立了以住持为核心、东西两序为弼辅的管理制度。
寺院财产的管理也变为主要由东序知事负责。
寺院丛林制度发展至近代，虽然寺院所需要处理的各种事务越来越复杂，但寺院的财产管理基本还是沿用了唐宋以来的管理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寺院农林业、工商业以及寺院服务等经济的日益发展，加之香火、捐赠等收入，寺院的收入也日益多样化，所以，之前与丛林制度相对应的司库制度已远不能满足当前寺院经济的运作和管理了。
因此，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才能保证当前寺院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根据当前寺院的主要收入，笔者把寺院经济的收入管理分为寺院自养经济收入管理和捐赠收入管理两个方面。
1.寺院自养经济的收入管理这方面的财务管理主要包括寺院从事农林业生产、工商业经营和宗教服务等收入的管理。
当前，大部分佛教寺院都建立了完整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制度，并且对寺院经济中的每一项收入管理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比如，寺院经济中所有经营所得的现金和支票收入都必须按照规定及时入账，由寺院设立的财务处统一管理，并且要建立银行存款、现金等账户，做到逐笔登记，日清月结，严格管理账户。
另外，所有实物如旅游纪念品等经营所得收入须先由寺院库房清点核对，然后确认入账价值并填写缴款凭证，最后交财务处核收入账，进行统一管理。
有的寺院如xxxx真如寺在完善寺院财务管理制度同时，对各项收入管理还做了具体规定：其一，门票收入管理。
门票要编号印制，售出要按编号顺序，售出款项每天当日交出纳，由出纳出具收据，月终结算，售出总金额减去成本，得利润作为收入中之一。
浅析南朝佛教的寺院经济
浅析南朝佛教的寺院经济摘要：寺院经济是伴随着中国佛教发展, 以及当时经济重心的南移而产生的。
在南方，当时正值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而寺院经济的出现充实了当时的经济结构，也体现了当时经济的多样性，发展了南朝的社会经济。
而且寺院经济必然也对当时民众生活，社会经济，国家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南朝；寺院经济；寺院地主；社会救济；僧官制度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and the center of Chinese economy moving to the south, the temple economy appeared. In the south, economy was developing rapidly at that tim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temple economy enriched the economic structure as well as reflected the diversity of economy, which made the social econom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develop. What's more, temple economy also had produced inevitable effect on public life, social economy, and national politics at that time.Key words: the Southern Dynasties: temple economy; temple landlord; social relief; SengGuan system二、寺院经济在南朝时期兴盛的原因（一）佛教的兴盛推动寺院经济的发展（二）全国经济重心的南移带动寺院经济的发展三、寺院经济的来源（一）封建统治者及门阀世族的恩赐和施舍（二）寺院地主有政治特权后对于土地的大肆兼并和掠夺（三）贵族富民对家寺的创立四、寺院经济的表现形式（一）寺院的钱物方面的体现（二）寺院的土地方面的体现（三）依附民及赋税方面的体现五、寺院经济对南朝社会的影响（一）寺院经济对江南的社会经济的影响。
试论南北朝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_历史师范
试论南北朝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_历史师范
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其中佛教在社会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佛教寺院在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发展对当时社会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的流行导致了佛教寺院数量的激增。
这些寺院除了起到宗教崇拜的作用之外，还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
寺院经济的发展与宗教信仰、修行、文化教育、官渡云游等密切相关。
佛教寺院将经济收入用于修建寺庙、佛像、塔和经堂等建筑，
以及提供教育、医疗等公益服务，同时也用于维持佛教僧侣的生活
开销。
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首先，佛
教寺院的建立和经济发展促进了当时农村、城市的发展，为周边地
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其次，寺院经济为佛教信众提供了信仰
场所和文化教育场所。
因为佛教信仰是无神论的，寺庙成为信仰人
群与修行者交流互动的场所，也成为普及文化、教育人民的重要场所。
最后，佛教寺院经济还有助于缓和当时国家政治上的矛盾和社
会上的危机，为当时社会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总之，在南北朝时期，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对当时社会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古代寺庙产业发展趋势
古代寺庙产业发展趋势古代寺庙在中国历史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既是信仰的场所，也是社会与经济的中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寺庙产业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
寺庙的产业发展趋势涵盖了多个方面，包括物质资产、经济收入、文化影响力等。
一、物质资产的积累与管理古代寺庙的产业发展趋势首先表现在物质资产的积累和管理上。
寺庙作为宗教机构，往往会有大量的土地、房产和财物，这些资产都需要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利用。
在古代，寺庙常常通过修建寺庙、扩建寺内建筑、修缮佛像等方式来扩大寺庙的物质资产。
这些资产的积累和管理往往需要依靠僧侣的努力，他们负责管理寺庙的资产，确保其能够满足寺庙的日常开支和运作需要。
同时，在物质资产的管理上，寺庙往往会积极参与商业活动。
古代寺庙常常设立经济部门，通过开设庙坊、贾市等商业设施来进行贸易活动。
寺庙的商业活动并非仅仅为了牟利，更多的是为了维持寺庙的生存和发展。
通过商业活动，寺庙可以获得额外的收入，用于修缮寺庙、供养僧侣和贫病人等慈善事业。
同时，寺庙的商业活动也能够促进经济的繁荣和交流的发展。
二、寺庙经济收入的多元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寺庙的经济收入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在古代，寺庙的主要经济来源往往是土地和财物，崇祀者通过土地租赁、祭祀捐赠等方式向寺庙提供财务支持。
这些财务支持来源不仅能够满足寺庙日常的开支需求，还可以用于祭祀活动和僧侣的供养。
古代寺庙的经济收入也与宗教仪式和信仰活动密切相关。
例如，崇拜者常常会向寺庙捐赠金银财宝和物品，作为宗教仪式和祈愿的一部分。
此外，寺庙还通过印刷佛经、制作佛像等宗教用品进行销售，从而获得额外的收入。
另外，一些寺庙也会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以增加寺庙的经济收入。
例如，一些庙宇会在寺庙周围的土地上种植作物或养殖牲畜，收益用于寺庙的运作和发展。
同时，一些庙宇也会利用僧侣的手工技艺，制作手工艺品进行出售，以增加经济收入。
三、寺庙文化的影响力扩大古代寺庙的产业发展趋势还表现在寺庙文化的影响力扩大上。
资源配置视角下的北朝佛教经济及其制度分析样本
资源配备视角下北朝佛教经济及其制度分析摘要：北朝时期寺院经济迅速扩张。
无论是对于土地、劳动力人口以及各种浮财等资源获取，抑或是各种生产经营活动，都体现出北朝寺院经济发展多样性。
尽管受制于种种制度规则约束，北朝佛教寺院在经济资源配备方面还是显示了其积极自主特点。
而王权国家对寺院经济有着强大干预能力，两次废佛对北朝寺院经济资源配备状况导致了一定破坏和打击，影响了寺院经济发展途径。
核心词：资源配备；北朝；佛教经济；制度分析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获得了较大发展，寺院经济也随之呈现出扩张局面。
关于这一时期佛教寺院经济发展状况，学界多有考论，此不赘述。
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而言，经济资源在其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作为独立经济实体，寺院经济亦不例外。
本文重要立足于经济资源配备角度，就北朝寺院经济及其与国家关系予以讨论，以期能对北朝社会经济特别佛教寺院经济发展有更深结识。
南北朝时期佛教发展势头强劲，北朝寺院经济也随之兴盛起来。
早在十六国时期，佛教就已受到统治者注重，百姓“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竟出家”。
而在凉州，自张轨之后，“世信佛教”，“村坞相属，多有塔寺。
”北朝之时，佛教经济继续发展，寺院对于经济资源占有亦是不断膨胀。
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生产资料，是老式经济形态依赖基本物质条件。
寺院除去建寺造庙寺院自身空间需要土地外，重要是超过寺院存在空间而占有大量土地，并以此作为寺院经济田产基本载体。
北朝社会佞佛之风，使得寺院很容易获得大量田地。
《唐文续拾》所录石刻碑文专门记载了北魏一座寺院庄园四至，充分阐明了在此基本上形成寺院私有田产。
在国家赏赐之外，各阶层捐施数量也颇为庞大。
据西魏大统三年（537）《造中兴寺石像》碑文记载，中兴寺仅从布施一项就得到多达两百八十四亩土地。
在所占土地上，寺院进行各种生产，并形成规模庞大寺庄，园、林、山、池，尽在其中。
加之各种经营方式，使得寺院获利丰厚，经济实力渐趋膨胀，这就更加刺激了寺院对于土地占有。
旧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对农牧民经济生活的影响分析
旧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对农牧民经济生活的影响分析作者：席蒙蒙裴儒弟来源：《中外企业家·下半月》 2013年第5期席蒙蒙裴儒弟（西藏民族学院，陕西咸阳712000）摘要：旧时期的西藏（本文指和平解放前）长期实行“政教合一”的领主专权，上层僧侣和寺院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并以此作为对农牧民进行剥削的经济基础。
本文通过分析旧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在旧社会对贫困农牧民经济生活产生的影响，试图寻找一条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寺院经济发展之路，引导寺院经济带动农牧业经济发展，对解决农牧民贫困问题有所帮助。
关键词：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农牧民中图分类号：B9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一、关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概念界定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随着藏传佛教寺院及其僧侣的经济活动日益活跃。
目前，关于这种经济现象的研究逐渐完善，但学术界对这一现象的用语不尽相同。
如，“藏族寺院经济”“藏区寺院经济”“喇嘛教寺院经济”等，诸多概念很难一致，再加上笔者占有的资料有限，这里以才让加老师在《“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正义》一文中提出的概念——“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为分析标准，如有不妥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其次，仍需强调的是：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内涵比较广泛。
所谓“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是指以藏传佛教寺院为主体，以寺院僧侣为核心，并与政府、社会团体、社会各界人士发生经济往来而进行经济活动的总称。
在藏族经济史中，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曾是青藏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时至今日仍对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着重要作用。
在这里，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以藏传佛教集团（包括寺院集团和僧侣集团）为中心而发生的经济关系和所进行的经济活动，其中经济活动是研究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最基本内容，而经济关系是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研究的核心。
二、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对农牧民经济生活的剥削在西藏约2%的僧俗领主，几乎垄断了西藏整个耕地和绝大部分牧场，他们以对土地的占有权为前提，控制了依赖土地为生的劳动者的基本人权，使其成为依附于他们的贫困农奴。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影响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影响
杨晨
【期刊名称】《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07(033)002
【摘要】寺院经济是藏传佛教寺院在藏区发展的产物.历史上,寺院经济曾是藏族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其初期和中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到晚期则逐步走向没落.【总页数】3页(P115-117)
【作者】杨晨
【作者单位】青海民族学院,青海,西宁,810007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B947
【相关文献】
1.文化圈边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兴与衰 [J], 鲁顺元
2.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 [J], 覃江
3.经营特征与内在本质:川甘青结合部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特征研究——以四川省阿坝县的实地调研为例 [J], 杨明洪;涂开均
4.旧时期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对农牧民经济生活的影响分析 [J], 席蒙蒙;裴儒弟
5.规范藏传佛教寺院经济活动是依法治藏的关键切入点 [J], 刘航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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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功能摘要：寺院经济不是佛教与生俱来的产物。
佛教寺院经济在中国从无到有的过程，是适应中国的生存环境和长期制度变迁的结果，期间受到了国家权力、文化习俗与佛教本身戒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文章回顾了寺院经济在中土形成产生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寺院经济在当时历史情境中的社会功能。
关键词：佛教；寺院经济；社会功能寺院经济不是佛教与生俱来的产物，依据佛教教义的解释，僧人是不为世俗所累而志在解脱的出家人。
《大毗婆沙论》中说：“家者，是烦恼因缘。
夫出家者，为灭垢累故，宜远离家也。
”依佛教戒律，僧人除了三衣、六物可以作为蓄物保留外，其余的钱财等物都被视为不净物予以拒斥，免得因生烦恼。
此外，僧尼也不参加生产劳动，以免劳动时伤及地土中的虫子，导致杀生。
故佛陀在世时制有相应的“掘地戒”，和针对女尼的“纺织戒”，释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中记载：“佛在舍卫，六群尼手自纺织，居士笑言如我妇无异。
白佛，因制：若比丘尼自手纺织者，波逸提。
”此外，在佛教教团当中，寺院财产属于僧伽集体共有，经律中称为三宝财物。
戒律严格规定佛教的经济活动只有在增进僧伽集体利益的名义下才能够进行。
《四分律》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是佛教排斥商品经济而专注于精神究竟解脱的一个说明：“佛尔时以此因缘，集比丘僧，为诸比丘说大小持戒犍度，……不把持金银七宝，不娶妻妾童女，不蓄养奴婢、象、马、车乘、鸡、狗、猪、羊、田宅、园观，蓄积蓄养一切诸物，不欺诈，轻秤小斗，不合和恶物，不治生贩卖。
……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取足而已。
”但是，佛教自西汉末期传入我国后，由于中国的环境与印度有很大差别，加之其他种种原因，原始佛教的一些戒律难以遵行。
如在印度佛教普遍实行的托钵乞食、结夏安居和过午不食的做法，到了中国难以坚持。
僧侣们要想修行弘法，就必须适应中国的特殊性，依佛所说根本法，走本土化发展之路。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佛教寺院经济在中国从无到有的过程，是适应中国的生存环境和长期的制度变迁的结果，期间受到了国家权力、文化习俗与佛教本身戒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一、寺院经济的形成与其制度形式寺院经济是佛教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
早期寺院经济的出现与历史上封建君王和官僚阶层对佛教的特殊照顾有直接的关系，他们或出于个人真诚的信仰，或出于对佛教的利用，给予僧人很多的特权和利益，如免除僧人役调、赐予寺院大量的土地和钱财、甚至允许寺院拥有“浮屠户”和“僧祇户”来供养寺庙僧侣等。
佛教与世俗权力之间的制度性同构关系成为寺院经济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的社会性格。
据史籍记载，佛教初传时期僧人数量有限，僧人的寺院生活也未定型，而且这一时期的佛教混同神仙方术，并以此获得统治者的支持。
如佛图澄为了取得暴虐成性的石虎石勒的信任，曾利用种种“神异”之术使之折服。
汤用彤先生也曾对佛教初传时在社会民众中的巫术化现象予以了考证：“乱世福祸，至无定轨，人民常存侥幸之心，占卜之术，易于动听。
”但方术化的佛教也可能因此而被统治者视为有祸乱民心引起社会动乱的潜在威胁而被严禁随意向社会流传。
《晋书•佛图澄传》记载：“汉代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得出家。
魏承汉制，亦循前例。
”因此，佛教初传中土时社会影响很小，局限于统治阶层，还谈不上出现寺院经济。
而这种限制的突破则与汉代末期贵族阶层不断增长的佛教信仰需求有关。
《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丹阳笮融：“……乃大起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磐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
”笮融为招揽佛教信众而许以“复其他役”的条件，不仅突破了原先不许汉人信教的禁令，而且也成为僧尼拥有免除役调特权的先例——这成为佛教寺院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先例一开，遂成习尚。
不仅帝王贵族“性好释典，崇修佛寺，供给沙王，以数百靡费巨亿而不吝也”，典型的如梁武帝、北魏文帝。
不少富贵之家亦热衷“舍宅为寺”，而民间老百姓也因躲避繁苛的捐税以及严酷的“贱民身份制度”而“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竟出家”，甘愿舍身为寺院的僧祇户和佛图户，以寺院作为庇护之所，成为寺院经济的另一重要来源。
此外，寺院也有自己的经营性收入，如碾硙、无尽藏等。
碾硙是一种将谷物粮食加工磨粉的用具，它或是王公豪强的捐施，或是寺院通过兼并购置而获得。
在隋唐五代时期，拥有碾硙意味着一种社会地位和拥有特权。
无尽藏是在隋唐时产生的一种寺院金融储备制度。
受佛教因果报应之说及功德思想的影响，王公贵戚以及百姓向寺院大量布施财物，使布施具有了一种赎减自己罪孽和获取功德的象征意义。
寺院所获布施远远超出了寺院日常开支所需，于是便累积而为寺库的资财储备，并建立无尽藏开展借贷业务。
寺院经济经魏晋南北朝的形成和发展，隋唐时期已很繁荣，但至宋元时寺院经济已渐趋于衰落。
二、寺院经济的社会功能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寺院作为一个宗教性的社会组织，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开展宗教活动的需要，必然会与社会形成一定的交往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同时展现其宗教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因此，寺院经济的功能大体上可以有“宗教性的”功能和“社会性的”功能两个方面。
此处着重讨论寺院经济的社会性功能。
史籍中记载了大量关于佛教寺院借发展寺院经济以行弘法利生事业的例子。
第一，济贫赈灾。
如在僧祇户上交寺院的收入中专门留出一部分用于赈灾，《魏书•释老志》记载：“……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
至于俭岁，赈给饥民。
”北齐XX六年灾害连连，寺院成为了政府的赈灾机构，《北齐书•后主纪》：“七年春正月壬辰诏：去秋已来水旱，人饥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富户济其性命。
”第二，开办社会慈善事业。
在当时的社会，由于国家没有专门的孤儿院、养老院等社会性的慈善福利机构，而寺院僧人往往出于佛教慈航普度、济世度人的悲悯心，在寺院里设立悲田院、养病坊，容留这些孤寡贫病无依者。
如《唐会要》记载，在会昌法难时期，宰相李德裕奏请武宗拨给寺院一定田亩，并希望地方州镇“有羡余官钱，量予置本收利”以使寺院保留原有的悲田坊。
至宋代，这类机构名称虽改为“安济坊”“居养院”，但仍多设于寺院之中，并有僧人管理。
第三，支持农事生产。
在农事生产季节寺院的寺户常常会向寺院租借谷物稻种以播种。
如一段敦煌文书记载：“子年二月六日，普光寺人户李私私为种子及粮用，遂于灵图寺常住处，便麦肆汉硕，粟八硕。
典贰升铛壹口。
其麦粟并限至秋八月内送纳足。
如违限不还，其麦粟。
仍任掣夺家资等物，用充麦直。
如身不在，一仰保人等代还。
恐人无信，故立此契，用为后验。
”第四，维持寺院日常供给。
《台州金石录》中记载：“本院诸殿堂虽殿主执干，尚缺长明灯。
遂募众缘，得钱叁拾叁贯，入长生库。
置灯油司，逐年存本，所转利息买油。
”第五，治病除疫。
当发生疾疫流行病的时候，佛教徒往往担负起了义务拯救施治的责任。
佛教大药藏即因此而设。
史载南朝末年沙门慧达闻说“又疠疫大行于扬都，修大药藏以济之。
”第六，应急借贷。
隋唐时期，信行法师依据佛经中“无尽藏”的思想，建立了作为布施的修行法则，而急需钱用的大众百姓则可以向寺院的“无尽藏”院借贷。
借贷手续当时很简单，也不收利息，到期偿还即可。
“亦不作文约，但往至期，还送而已。
”完全是一种社会慈善事业。
第七，为过往客商提供住宿和饮食方便。
寺院在古时交通不方便的时代，由于其或建于交通要道，或建于深山幽谷人迹罕至之处，往往成为商旅、赴京应世举子等人寄宿栖身之所。
第八，对民众的保护和劝化。
实际上，在中国中古时期严酷的“贱民身份制度”下，委身寺院的僧祇户与寺院之间构成了一种庇护与被庇护的关系。
“5世纪建立起来的僧祇户制度，在原则上来说是一种从事社会救济的慈善机构。
”寺院在当时似乎充当了一个附属于帝制政治体系中作为社会减压阀或减震器的角色。
另外，寺院当家和尚中不乏饱读诗书之人，他们一方面与当时的社会名士常相往来问学。
另一方面也在寺院附设一些读书的地方以教育一方的儿童。
而寺院清幽的环境也很能吸引文士以为习业之所。
实际上，受佛教苦行济世度人思想的影响，佛教僧人的社会慈善事业不胜枚举，但由于这些事例往往出于个人或个别所为而没有能够形成一种群体化的效应，没有能够在整体上影响社会。
三、结束语史籍中所记载的大量有关佛教寺院经济及其社会活动的例子，诸如支持农事生产、设立社会慈善机构从事慈善福利事业、济贫赈灾、治病除疫等社会性活动，一方面反映了古代佛教僧人悲悯精进的高尚宗教情怀，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窗口。
寺院参与这些社会性活动当然是缘于寺院的宗教性本身。
寺院根据佛教因果报应和布施-功德的教义解释，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行为伦理和修行准则。
例如，隋唐时期流行的无尽藏院，原本即是三阶教的信行法师根据大藏经中关于“无尽藏”的思想而建立的一种合布施与苦修于一体的修行方式，是为了修善离恶。
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僧祇户制度，它不但被统治者有意用作灾荒时要求寺院赈灾的理由和手段，而且也成为寺院开展慈善活动、践行佛教普度众生、慈悲为怀教义的经济基础。
实际上，在当时的僧侣们看来，寺院的经济范畴和宗教范畴之间，并不存在彼此间的本质区别。
寺院经济的合法性与弘法利生的宗教精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
此外，历史的经验也说明，寺院经济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寺院经济的形成发展与世俗权力、更与寺院的宗教性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从中国佛教寺院经济发展的历程来看，寺院经济是一个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环境和不断制度化的过程。
受中国强势的国家权力的影响，佛教初传中国时曾不得不作为国家权力运作体系中的一个功能设置而发挥作用。
与统治权力体系结成一种制度性同构关系有利于寺院经济初期的发展，也有利于佛教初传中国时获得一种安全保障。
然而这种制度性的同构关系也易使佛教因世俗政权的动荡和变化而受影响。
实际上，世俗权力既可以影响寺院经济制度的设置，也可以直接干预寺院以废除之。
如“养病坊”以及无尽藏院的兴起与废止。
而“三武一宗”的法难也揭示出皇权与寺院之间所存在的尖锐的利益冲突。
唐代“农禅合一”寺院丛林制度的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因应这种政教冲突的反映，也是佛教对来自教外的各种指责批判的回答。
其产生的深远意义是使佛教逐步摆脱了对封建王权和官僚阶层的依赖，有利于佛教的经济独立和自主性的发展。
事实上，从托钵乞食、私人布施到国家供养，从唐代以后农禅合一的丛林制度的产生到现代社会里“工禅”和“商禅”的出现，佛教正是在逐渐趋向“自养”、“自立”的过程中，其社会适应的能力和社会参与的影响力不断地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M].中华书局,1983.2、何兹全.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M].XX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谢和耐,耿升译.中国五世纪的寺院经济[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本文得到上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课题名称：菩萨公民：佛教僧人的社会身份及其近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