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理学家刘克庄传

南宋理学家刘克庄传真德秀门生刘克庄（1187—1269），初名灼，字潜夫，号后村居士。

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

嘉定二年（1209）以郊祀恩奏补将仕郎（阶官）入仕，任靖安县（今属江西）主簿。

嘉定六年七月，父刘弥正（吏部侍郎）死，刘克庄辞官守丧。

起复后任福州（今属福建）司理参军，改任真州（今江苏仪征）录事参军，应江淮制置使李珏召入幕。

嘉定十二年，因持论不合，辞官，得请宫观闲差。

嘉定十七年（1224）任建阳（今属福建）知县。

宝庆元年（1225）十一月，真德秀罢官回家乡浦城闲居。

浦城为建阳邻县，刘克庄投入真德秀门下，“以师事（真德秀），自此学问益新矣”③，成为真德秀的门生，从此大力宣扬理学。

宝庆三年，刘克庄在建阳重修朱熹祠，以其大弟子黄榦配祀；又在建阳县学建四君子祠，祭祀朱熹的父亲朱松及朱熹的师友。

刘克庄祖父刘夙从学于理学创始人程颐的再传弟子林光朝，真德秀因而称刘克庄“世以正学（理学）传其家”①。

刘克庄后因所作《落梅》诗，为史弥远鹰犬李知孝、梁成大攻击为谤讪朝政，幸得郑清之排解，改任潮州（今属广东）通判，但终于因此而降领宫观闲差。

绍定六年末（1233），起用为吉州（今江西吉安）通判，未及赴任。

端平元年（1234）正月，真德秀任福州知州、福建安抚使，刘克庄以将作监主簿任安抚使司参议官。

同年六月，真德秀被召任户部尚书，刘克庄援例辞官，奉诏回京任将作监主簿本职，同年九月到临安（今浙江杭州）后改任宗正寺主簿。

端平二年六月，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官兼权吏部侍右郎官，在理宗召见时抨击故相史弥远擅权误国，劝导理宗近君子远小人，虽为理学家魏了翁等称许，然而得罪了史弥远的党羽。

同年十一月，曾从龙任枢密使兼督视江淮军马，拟辟刘克庄任督府参议官，后因曾从龙死而未及赴任。

次年，中书舍人吴泳传闻刘克庄当初曾遏制他晋升之事，指使其弟御史吴昌裔攻击刘克庄，刘克庄遂被罢官降授宫观闲差。

不久，又改为出任漳州（今属福建）知州。

嘉熙元年（1237），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知州，御史蒋岘攻击刘克庄任枢密院编修时，与方大琮、王迈三人抨击朝廷处理前皇位继承人济王赵竑事欠妥，刘克庄因而又改授宫观闲差，方、王二人也被贬降，时称“三贤”，徐鹿卿因向他们赠诗也被贬降，太学生为此作《四贤诗》称颂。

嘉熙三年，刘克庄被起用为江西提举常平公事；同年，改任广东提举常平公事，嘉熙四年初到任；八月，升任广东转运使。

淳祐元年（1241），诏令回临安奏事，但受御史金渊攻击而罢召回之命，并再次降授宫观闲差。

①《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69《真公（德秀）神道碑》。

②参见《宋元学案》卷80《鹤山学案》、卷81《西山真氏学案》。

③林希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4《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又刘克庄《宋史》中无传，故这里叙述其经历稍详。

①《真文忠公文集》卷26《建阳县学四君子祠记》。

淳祐三年初，一度出任为吏部侍右郎官，又受到濮斗南的攻击而仍领宫观闲差。

次年，起用为江东提举常平公事（一作提点刑狱），同年十一月，曾被任为将作监，又改直华文阁，但因“岁旱民饥，艰于择代”而留任原职①。

淳祐六年七月，召回临安，改任太府寺少卿。

八月，宋理宗召见刘克庄，赐进士出身，改任秘书省少监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崇政殿说书，不久又暂兼中书舍人，参与奏罢宰相史嵩之。

次年二月，出为漳州知州，刘克庄以母亲年高力辞，改为提举宫观闲差。

淳祐八年，又起用为宗正少卿，再辞后改任福建提刑，九月赴任，母死，遂辞官守丧。

淳祐十一年初，起复回朝，以秘书监兼太常少卿、直学士院，但建议多不被采纳，叹道：“千辛万苦唤得来，又向那边去。

”但仍不断升迁官职，十月升起居舍人，又兼侍读。

刘克庄纵论国内外形势，批评朝政，认为蒙古军攻占四川，致使“五十四州遂成荡覆，岂非外重而不能御，内虚而无以守”②，以致受到御史郑发的攻击。

次年正月，出为建宁（今属福建）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副使，但郑发认为责轻而再次论奏，同年六月，再次以宫观回乡闲居。

开庆元年（1259）贾似道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暗中向蒙古军乞降求和，而以战胜蒙古军闻奏，理宗“以其有再造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

但是，“通国皆不知所谓和也”③。

南宋中期以后，经历了长期对金朝、蒙古乞降、战败之后，对贾似道谎报战胜蒙古，迫使蒙古退兵，由于蒙古忽必烈汗一时忙于内部事务而无暇南顾，使得贾似道制造的假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迷惑着南宋朝野，举国上下并不知道贾似道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

景定元年（1260）贾似道自鄂州入朝任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年过七十的一代文宗刘克庄再次被起用。

同年十一月到临安后，以起居郎兼权中书舍人，随后又升为兵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直学士院，次年升为权工部尚书仍兼两制，日夜为草诏而忙碌。

后人不理解当“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情况下人们的欢快心情，当群臣对时相贾似道歌功颂德时，不明真相的刘克庄也参与其中，因此受到后人责难，其情形与当年陆游与权相韩侂胄的关系受后人责难类似。

这年（景定二年）八月，回朝不到一年的刘克庄急流勇退，请求致仕，这也许是他对贾似道的面目有所认识以后决定的。

同年外调回家乡建宁府（今福建建瓯）任知府，实际是告老还乡，“优游觞咏”①，并不多过问府事。

景定五年秋，以“目眚”（白内障）致仕。

咸淳五年（1269）病逝，享年83 岁，谥文定。

积官至龙图阁学士（职）、正议大夫（阶）、莆田县伯（爵），世称后村先生，有《后村先生大全集》传世。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参见洪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5。

②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③《宋史》卷474《贾似道传》。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

南宋末年的文坛宗主刘克庄是南宋陆游、辛弃疾之后最著名的爱国诗人、词人。

南宋林希逸称：“西山（真德秀）诸老既没，公（刘克庄）独岿然为大宗工”。

洪天锡亦称：“过江号大家，数无虑六七公”，刘克庄为其中之一，其诗词“流布海内，岿然为一代宗工”。

刘克庄的诗早年就受到叶适的称许，“水心（叶适）评公（刘克庄）诗曰：是当建大将旗鼓者”①。

刘克庄推崇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陆游，称许他的“诗倍太白（李白）、子美（杜甫）”，而且是“三百篇（《诗经》）寂寂久，（陆游诗）九千首句句新，譬宗门中初祖，自过江后一人”②。

刘克庄是个多产作家，作诗约4500 首，数量之多在宋代仅次于陆游，是南宋末年，也是当时江湖诗派中最著名的。

他所处正是南宋末年的危亡之际，爱国之情溢为诗词，“忧时元是诗人职，莫怪吟中感慨多”，正是他的自我表白。

当史弥远杀害主张抗金的权相韩侂胄向金乞降求和，于嘉定元年（戊辰年，1208）完全按照金朝的要求，增加岁币并出“犒军银”300 万两订立“嘉定和议”后，当时还未入仕的刘克庄在《戊辰即事》诗中写道：“诗人安得有青衫，今岁和戎百万缣。

从此西湖休插柳，剩栽桑树养吴蚕。

”在《梦丰宅之》诗中更对爱国人士称颂：“老犹奋笔排和议，病尚登陴募救兵”，“残胡仍在王师老，宝剑虽埋愤不平”③。

刘克庄还是南宋后期最有成就的豪放派词人，他也推崇爱国词人辛弃疾，称赞辛词“横绝六合，扫空万古，自有苍生以来所无”①。

刘克庄不仅与辛弃疾词风相似，而且同样充满爱国主义与忧国情怀，如在《沁园春·梦孚石》词中叹道：“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

而反映抗战的《贺新郎》（实之三和，有忧边之语，走笔答之）词中，更惊呼国势危急，“国脉微如缕”，激励友人投笔从戎，“闻说北风吹面急，边上冲梯屡舞”；“快投笔，莫题柱”②。

即使被后人称为阿谀贾似道的诗词，也多出于爱国忧民的情怀，如《凯歌十首呈贾枢使》诗中，歌颂抗蒙将士，“残党分兵尽扑除，游魂多不返穷庐，肃清执至龙颜喜，又奏淮西有捷书”。

《汉宫春》（丞相生日，乙丑）词中也说：“但管取三边无警，活他百万生灵。

”这些都是在“时海内顺轨，边患浸舒”③，而不知道贾似道暗中向蒙古乞降求和的真实情况下写出的。

刘克庄还是南宋最有成就的诗词评论家，所著《后村诗话》论诗兼评词，“论诗则具有条理”，“采摘菁华，品题优劣”，“迥在南宋诸家诗话上也”④。

①林希逸：《后村先生刘公（克庄）行状》、洗天锡《（后村先生）墓志铭》。

又本目参考孙望、常国武：《宋代文学史》，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36《题放翁像》。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戊辰即事》，卷3《有感》、《梦丰宅之》。

①《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8《辛稼轩集序》。

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87、190。

③《后村先生大全集》卷2、188、194。

④《四库全书总目》卷195《后村诗话》。

抛弃理学偏见的爱国者刘克庄不仅祖父刘夙是理学创始人程颐的三传弟子，而且其父刘弥正也是家传理学人士，对于理学崇尚备至，尤其称颂朱熹集理学大成之功。

嘉定三年（1210）十二月，在为朱嘉赐谥时，考功郎中刘弥正反对谥文忠的太常寺初议，而大谈儒学自“孟轲之死，此道几熄，及本朝而又明，濂溪、横渠、二程子发其微，程氏之徒阐其光，至公（朱熹）而圣道灿然矣”。

进而提出谥以和唐代韩愈相同的“文”，被朝廷采纳①。

刘克庄不仅少得家传，后又师从儒学宗师真德秀而且备受器重。

但是，作为理学人士的刘克庄，在他思想中占首位的是爱国，而不像其他理学人士那样，对理学一味盲从。

他对于朝廷不顾国家安危，热衷于打击新学等其他学派，盲目推崇理学，深为不满。

淳祐六年（1246）八月，刘克庄在《召对札子》中指出：宋理宗首要的失误是，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打击新学等学派，树立理学为统治思想。

宋理宗的有关活动，被刘克庄讥讽为“薄物细故”，而群臣“纷争不已”；但对涉及国家安危的“急政要务”，即“谦逊未遑”，以致使得人们觉得“未免有不言‘防秋’，而言《春秋》；不言‘炮石’，而言（王）安石之讥”。

接着他还不点名地指出，北宋末年以二程弟子杨时为首的理学家们不顾国家安危，致力于攻击王安石及新学派，于是，宋钦宗在金军兵临城下之际忙于罢王安石配享孔庙、重设《春秋》博士等，因而受到当时有识之士的批评。

刘克庄进而认为，罢斥新学等学派及崇奉理学派的举动，“于时（北宋末）尚以为不急，况今之不急有甚于此者乎”②。

刘克庄还借元祐之初，副相刘挚提出调和新旧两党关系但被太皇太后高氏所拒绝，终于引发新旧党争的不断加剧，从而导致奸臣蔡京擅权后北宋走向灭亡的悲剧。

随即指出“今庙谟暌异”，只重用理学人士，排斥其他学派人士，以致遭到“邪党（当是指新学派等人士）挪（揶）揄”，实在不知道今后将如何发展，以此作为宋理宗的第二个重大失误。

刘克庄并提出，理宗是想把图存之权托付给像秦桧那样乞降求和的人呢，还是托付给像张浚那样始终坚持抗战的人？刘克庄早在端平二年（1235）时，就将（把宋理宗扶上皇帝宝座的）权相史弥远毫不客气地比作奸臣秦桧那样的小人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