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庆砚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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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砚台,每个文化人都有着如晤中国传统文化的景仰之情。今天,现代社会正处在转型的巨变和更新,砚台无论在其种类、数量、形式等方面都较古代丰富多彩,昔日难得一见的名贵砚台,今天也能轻易遇目、上手和拥有,但令人费解的是,能让人们感动与关注的砚台却似乎稀有。有时候我们一边欣赏着被誉为“精品”的砚台,心里却在感叹,“砚台究竟怎么了”。石材品质良莠参差、雕刻争细斗精,砚之为砚的符号模糊,虽然有不少制砚大师、名师常有优秀的作品面世,但往往被淹没于浩瀚的砚海中而难露光芒。关于砚台的材质、砚台的工艺与艺术,砚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既是历朝历代制砚者和使用者、收藏者、鉴赏者关注的问题,也是今天砚研究者和专家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本文在首届中华砚文化研讨会上提出关于当代砚文化的定位,这个有点学术味的题目,虽有点附庸风雅,其终目的是希望探讨怎样使砚台这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意象符号能够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本文作者亦深知此课题之重之大,只期作投石于湖之功,引起各路专家学者的共同关注,以便将其引向深入,广而大之。
砚台的定位研究,似乎可以从多个方面去探索,从砚材、形制、雕刻、铭文和风格、文化和艺术等各个方面进行,以及由此而展开的更深入、更广泛的研究。我们认为,首要的是把握砚是什么的问题,否则难以入其奥堂,难以得其精义,更无以说发展了,这是一个朔源的问题。然后探索面对二十一世纪科技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我们应以什么眼光去看砚台,这才是发展与定位的问题。
一、砚台是什么?
问题的提出似乎有点幼稚。当年有人问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时间究竟是什么?”他回答说:“你不问我,我本来很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你问我,倒觉得茫然了。”这众所周知的、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往往让许多制砚、爱砚之人搔首,一时难用准确的语言全面地去表述清楚。
砚台是什么?砚台初意为研墨用具。汉.刘熙《降名.释书契》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同朝的许慎在《说文》中释:“砚,石滑也。”“滑”者利也,意“研磨”。为了更清晰地理解砚是什么,让我们简略地回眸砚走过的足迹。根据砚(研)发展的历史状况,将其略作分代,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即原创期、发展期、成熟期、式微期和再生期。(当然,这样分期的目的只是为服从本文为阐述“砚台是什么”的一种粗略的方式,并非学术意义上的断代)。
一、原创期: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最早的“砚台”发现于陕西临潼县姜寨遗址中出土的一方石砚,专家认定为母系氏族时期的仰韶文代时期,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历史(或于更早已出现砚,惜未有实物)。以出土石砚的结构及附带的器物推测,古时使用砚台需借石质磨杵研磨块状的矿物颜料,其功能为研磨工具作用。此后陆续出土的器物中也时有“砚台”,其基本结构无多大变化,但其粗拙的外型已逐步光滑成型(如广州象岗出土的西汉南越王墓“砚台”)。直至汉代发明了人工制墨,墨不需要借助磨杵来研磨天然或半天然的墨块而直接可以磨于砚面,真正意义上的砚诞生了。
“研”向砚的转化,经历着数千年的历史,研的出现体现着先民创造工具的原创发生学的价值,同时也奠定了砚台制作的基础,启发着人们对砚台的功能结构的思考提供灵感,对
砚台此后数千年的设计制作产生了持久深远的影响。研向砚的转变,从粗糙到光滑的外型的转变,体现着人类对型台形式美追求的萌芽,也是人类进步、科技发展的体现。
(二)发展期:大约指西汉到隋朝这段时间。人工墨的发明,促使着砚的加速发展,这个时期无论是制砚的材料、形制、功能结构等方面都显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也许是工具的落后,也许是还未发现优质易加工的石材,又或许是陶瓷工艺的高度成熟,这个时期以陶制砚最为普及,石、铁、玉、铜等材质相辅,其制砚思想从原创期的自发状态提升到自觉的水平。砚台的制作在中国传统儒、道、墨以及诸子百家等哲学思想的浸润下,道器合一、天人合一、器以致用等创物、造物理念得以张扬和强化,奠定了砚台工艺造器的思想基础。据出土公布及相关书刊记载,这个时期的砚式有数十种之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风字砚砚式为后来砚台之典范式样唐代“箕形砚”和宋代“抄手砚”提供了充足滋养和启迪。
这个时期的砚台特点充分体现了《考工记》所反映的“知者创物,巧者述之的造物思想,体现着器以致用的观念,装饰已开始进入砚台,然其主要作用乃是强化器以载道的观念,当然也有精神愉悦的功用。
(三)成熟期:指唐到清中期,这是砚台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唐宋砚可谓砚史上的两座高峰,这不仅体现在这时期制砚工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体现在端歙等优质天然砚材的被发现,更重要的则是唐宋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蓬勃发展的环境成就了文人士大夫诗意的情怀和人文的审美取向,使唐砚的张扬气度,宋砚的端庄典雅成为后世尊崇的典范,将砚的功用美推向高峰,也将砚的文化美引向了更高的境界。
这时期的高度成熟的工艺造物思想和制作技艺,将砚的形式美和功能美结合得天衣无缝,简洁的形式,适用之功能与器以载道的文化精神融为一体,后人称“镜必秦汉,砚必唐宋”,正是体现着上述这种“和合”的气象风范。天生丽质的砚材,寓意深刻的形制,其德、其美、其色、其形,吸引着王公贵族,文人士大夫的关注与宠爱,从此缀合了文人与砚,砚与文化的缘姻。
明、清两代的砚台总体上体现出时代的社会风尚,明承宋风,明末至清砚台的风格开始出现分化,一方面走向世俗,另一方面走向文人素雅。表现在制砚风格上,前者追求雕饰满眼,追求世俗寓意的题材;后者追求自然随形、朴素含蓄,追求个人的思想抒发和物趣,自然而清新。
这期间的砚雕工艺水平进一步提高,并出现了精细繁复与朴素典雅两种不同的风格,砚雕开始广泛地吸收其它艺术门类之长为砚所用,书画与文学两大门类的养分被巧妙地注入砚台,前者体现在砚台的雕刻上,后者则体现在砚台的铭文之中。
总的来说,唐宋明清几代的砚台体现着明显的时代气息,并清晰地体现出砚台由实用向着实用与欣赏相结合的方向演变,也体现着砚台制作风格和审美取向从古雅向着世俗的方向转变,但其实用功用始终居于砚台的主导地位。更为可喜的是王族文人士大夫们对砚台的关爱,出现了大批的皇帝和著名文人喜好和收藏砚台,大量记录、赞誉砚台的诗、词、歌、赋、铭、文,以砚台为主要内容的专著达数十种之多,散建于各种笔记、文集、别集涉及砚台的论述尤为丰盛,这是中国古代手工艺品除书法绘画之外留下诗文和文献最繁富的一个专项。也是砚台成为重要的中国文化意象之一的原因,也奠定了砚台在中国文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