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学

guwenzixue

古文字学

paleography

以古汉字和各种古汉字资料为研究对象的学科。

古文字的范围按照中国传统文字学的观点，古文字指先秦时代的汉字。现代的文字学者多数认为秦统一后的篆文，即所谓小篆，也应该划入古文字的范围。20 世纪70年代以来，有不少秦和西汉早期的简牍和帛书出土。这些简帛上的隶书，字形还保留着篆文的不少特点，跟后来成熟的隶书有明显区别，因此有人主张把秦和西汉早期的隶书也看作古文字。按照这种意见，古文字可以说是隶书成熟之前的汉字。

古文字学的内容在中国，对古文字的研究开始得很早，但是，长期以来是包含在作为“小学”一部分的传统文字学和以古铜器和碑刻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金石学里的，一直到20世纪才有“古文字学”的名称。人们所说的古文字学，内容并不一致，大体上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古文字学既包括对古文字本身的研究，也包括对各种古文字资料的研究。后一方面的研究继承了金石文字之学的传统，主要以各种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的古文字资料（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等）为对象，着重于释读这些资料，弄清它们的性质、体例和时代，并阐明研究这些资料的方法，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人认为应该称为古铭刻学。在广义的古文字学里，这方面的研究往往被视为重点。狭义的古文字学主要以古文字本身为对象，着重研究汉字的起源，古汉字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字形所反映的本义以及考释古文字的方法。狭义的古文字学是文字学的一个分支。

古文字资料的种类很多。按照所研究的资料的范围，古文字学已经形成了甲骨学(以研究殷墟甲骨卜辞为主)、殷周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秦汉简牍帛书研究（如去掉“秦汉”二字，可以包括对战国简册帛书的研究）等分支。

古文字学跟其他学科的关系古文字学跟不少学科有密切关系。它跟考古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古文字资料有很多是考古发掘所提供的，而且发掘记录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往往有很大用处。反过来看，这些资料对判断有关墓葬或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也往往能起很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器物上的铭文对研究这些器物本身也极为重要。要考释古文字或通读古文字资料，语言文字学方面的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举例说，如果不懂先秦语音，对先秦古文字资料里的通假现象就无法正确理解。

反过来看，古文字资料和古文字本身，对研究先秦以至

秦汉的语言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例如要研究商代语言，就几乎只能根据商代的古文字资料。古文字的字形对研

究上古的词义和语音也有很大用处。古文字在文字学上

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此外，古典文献学、古史（包

括古文化史）学以至民族学等方面的知识，对通读古文

字资料和考释古文字也都是需要的。同时，古文字资料

和古文字本身，也都能为这些学科提供重要的研究根据。在古文字学和上述各种学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互促

进的关系。

古文字学简史汉代研究古文字的风气是在汉代

开始形成的,汉代人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主要有3种。一种是先秦铜器的铭文，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的叙里说,各地“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西

汉张敞“好古文字”，宣帝时美阳（今陕西扶风）出土

古铜鼎,他曾释读其铭文,事见《汉书·郊祀志下》。一

种是相传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作的字书《史籀篇》的抄本。汉代人所说的籀文,就指《史籀篇》的字，其字体属于大篆。一种是所谓古文经,即秦始皇焚书时被藏匿起来的一些儒家经籍抄本，如汉初张苍所献的《春秋左氏传》，汉景帝时鲁恭王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得到的《尚书》、《礼》、《论语》等书。这些经籍抄本的字体既不是隶书，也不

是小篆和籀文，汉代人多称之为古文。推崇古文经的经

学家如许慎等人，认为这种字体比籀文还要早。但是据

后人研究，所谓古文其实是战国时代东方国家（指秦以

东各国）的文字。

汉代推崇古文经的那一派经学家，后人称为古文学家。另一派经学家，反对古文经，只相信世代相传的本子，后人称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为了读通古文经，必

须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古文，所以往往同时是文字学家。他们进行了收集古文并把古文跟当时使用的文字相对照

的工作，有些人还进一步对汉字的构造进行了理论上的

研究。《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古今字》和《隋书·

经籍志》等著录的后汉卫敬仲（即卫宏）撰的《古文官书》等书，是前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说的建立是后

一方面工作的成果。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属于古文经系统

的《周礼》。不过据近人研究，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学家的创造。公元 1世纪末，许

慎撰写《说文解字》，为古文学家对文字的研究作了出

色的总结。

《说文》收字的体例是“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字形以小篆为主，同时收入一些写法跟小篆不同的古文和

籀文，在解释文字的时候，许慎依据六书理论，尽可能

结合字形指出字的本义。所以即使按照不以小篆为古文

字的传统文字学的观点来看，许慎的工作也是带有古文字研究的性质的。可惜许慎等古文学家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时代都比较晚。在当时虽然古铜器铭文已经受到了有些人的注意，但是搜集、研究这种资料的风气却还没有形成，学者们很难加以利用。《说文》叙提到了鼎

彝上的“古文”，但是书中所收的古文看来全都出自古

文经，实际上只是战国时代的文字。籀文的时代也不算很早，而且许慎等人所看到的《史籀篇》是屡经传抄的本子，有些字形显然已经讹变。这些古文字以及小篆的字形往往不能反映本义。因此许慎对古文字的发展过程缺乏正确的认识，他对字形的解释和所指出的本义也往往不可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缺点是很难避免的。

魏晋至宋初从魏晋一直到宋初，古文字的研究没有很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最受重视的早于小篆的古文字，仍然是古文学家所说的那种古文。曹魏正始年间将古文学家传授的《尚书》和《春秋》刻石立于太学，每个字都用古文、小篆、隶书三体写刻。这就是所谓三体石经。晋武帝咸宁五年（279，或谓在太康元年或二年，即280 或 281），在汲郡（今河南汲县）的一个被盗掘的战国

后期魏国大墓里发现了大量竹简书，共有75卷，10余万字，字体跟古文经相类。这就是所谓汲冢古文。这批竹书被收入官府，先后由荀勗、和峤、卫恒、束皙等人加以整理，写定为今文。竹书原本早已不存，写定之本除《穆天子传》外也都已亡佚。据史书记载，南北朝时也间有古文简册发现，但是其内容一点也没有流传下来。

在从魏晋到宋初这段时期里，仍有人继续做搜集古文的工作，而且还有人用古文刻写碑碣或伪造典籍古本。他们所用的古文，有的有根据，有的则是杜撰的。五代末宋初的郭忠恕(?～977)根据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古文资料编成古文的字汇，名为《汗简》。稍后的夏竦(985 ～1051)编《古文四声韵》(1044),材料来源跟《汗简》基本相同，不过《汗简》是按部首编排的，夏书则是按韵编排的。这两部书虽然收入了不少杜撰的古文，大部分字形还是有根据的，是现代人研究战国文字的重要参考资料。郭、夏之后，古文之学就逐渐衰微了。

在这一时期里，有铭文的古铜器也时有发现，可惜仍然没有形成搜集、研究金文的风气。唐初在天兴县(今陕西凤翔）发现了重要的先秦石刻──石鼓文。唐代人对石鼓文很重视，讲字体、书法时往往提到它。由于石鼓文的字形跟籀文比较接近，当时人多附会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书。秦始皇巡行天下时所立的篆文刻石，在唐代也很受重视。南北朝时石经已有拓本；在唐代，秦刻石和石鼓也都有拓本流传。

唐代篆文书法家李阳冰曾整理过《说文》。他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