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奇迹的教训与反思

东亚奇迹的教训与反思莫倩云1摘要：东亚8个经济体只用了三十年就完成了工业化，这期间他们经济的高速增长，让世界感到大惑不解，被称为东亚奇迹。

这个奇迹依托的是亚洲人高储蓄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及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对基础教育的高投入、出口导向战略、低通货膨胀率、合理的政府干预等。

东亚奇迹的本质则是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投入。

如果不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不改善经济发展的质量，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而给人民提供自由的空间，有助于促使生产效率的提高。

关键词：东亚奇迹亚洲价值观要素增长模型一、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欧洲国家用了近百年的时间才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拉丁美洲也历经了二战前后90多年缓慢的工业化。

当东亚国家只用了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完成了社会的工业化和人的工业化。

这三十年间，香港、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及泰国这8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5.5%，比东亚其他国家快2倍，比拉丁美洲快3倍。

2这些东亚经济体的迅猛增长震惊了世界，被称为东亚奇迹。

他们的起点曾经很低。

1960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 水平分别为7093美元、1110美元、2203美元、3022美元和1012美元，分别相当于当时美国人均GDP水平的50.2%、7.9%、15.6%、21.4%和7.2%。

三十年后，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踏入了中等发达经济体的行列。

到2004年，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的人均GDP水平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分别达到39195美元、12743美元、23636美元、27597美元和13609美元，分别相当于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06.5%、34.6%、64.2%、75.0%和37.0%3。

他们占世界出口的份额由1965年的9%增加到了1990年的21%。

这一奇迹引发西方发达社会的广泛关注，各派学者围绕亚洲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文化架构对经济的影响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二、亚洲价值观和宏观经济环境早期的探索者倾向于把东亚的经济飞速增长归因于东西方社会的差异，包括文化方面和宏观经济、政府干预方面，试图找到东亚经济统一的模式，但除了东亚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之外，政府干预的程度和方式各有千秋，从总体上看，不存在所谓“东亚模式”，但仔细考察，同属儒家文化圈下的东亚各明星确实存在一些相似的地方。

东西方经济行为上的不同容易促使人们从文化基因上找答案。

李光耀先生作为“亚洲最雄辩的发言人”指出，东亚人的家庭观念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东亚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是本初的、独立的，而是家庭朋友关系网中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东亚社会是以家庭作为发展的社会结构基础，然后个人再去努力地工作，节俭地生活。

在治水文明的历史变迁中，家庭、家族、氏族为个人提供了生存之舟，虽然严酷的农耕环境一去不复返，但这套家族本位制却沿袭了下来。

李光耀将家庭这一元素论证为“亚洲价值观”的核心。

由这个传统所带来的高储蓄率和辛勤的工作正好为高速的工业化打好了社会地基。

东亚国家从1960年时白手起家，急需的资本就这样靠东亚人民延迟消费的习惯完成了原始积累，同时通过出口低级工业品获得了第一桶金。

另一方面，努力工作的传统有利于为积累起来的资本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义务教育的普及使得这些劳动力有足够高的素质来满足工业化推进过程中对技术工人的要求。

东亚在教育方面的开支和其他国家发展中国家相当，但他们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把大部分的教育经费用于小学和初中教育——这两个学习阶段对于培养技术工人至关重要，而不是把大部分的经费投向大学。

从这个角度讲，他们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如别国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80年代中期的印尼、韩国和泰国他们都把教育预算的80%投到基础教育，而在阿根廷和委内瑞拉投向基础教育的花费只占预算的50%2。

选择出口导向战略是东亚经济起飞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征。

日本在其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

相比日本，“四小龙”出口导向特征非常显著。

韩国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不到20%上升到60%以上，台湾对外贸易占GDP比重从不到25%上升到80%以上，香港和新加坡则充分发挥国际货运中心和转口贸易优势，对外贸易是其GDP的1-3倍3。

通过压制居民消费来获得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会生产出超出当地社会需求的产品，出口为解决产品过剩问题提供了一条很好的出路。

另外，在过去的30年里这8个东亚经济体的通胀率平均只有8%，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18%的平均数要低很多。

相对较低的通胀率为投资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但他们的政府干预程度可谓大相径庭，香港政府奉行完全市场化经济政策，日本、韩国、台湾以特定形式谨慎地干预经济。

例如，为鼓励出口和扶持某些工业而实施的补贴贷款及税优惠刺激政策被广泛应用, 在他们发展的初级阶段，除香港和新加坡以外, 所有的东亚国家都依赖于进口壁垒来保护他们的国内工业。

甚至到了80年代初, 韩国的大多数工业仍被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保护着。

在台湾，直至1980年，其进口40%多的产品仍被征收高达31%的进口关税。

而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在他们发展的早期都有保护自己产品的进口替代制度2。

各个政府虽然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干预市场，但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增长。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低通货膨胀率、较为合理的财政政策、对教育投入的重视、人口红利、对引入技术持开放、欢迎的态度、适当的政府干预等，都为经济起飞提供了沃土。

亚洲价值观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保障经济飞速发展的外在环境，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政策更好的配置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资源，出口导向战略为压制消费下的过剩产出找到了广阔的产品市场，但这些并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来源。

所以，下面我们引入索洛增长模型来探究增长的内因。

三、要素增长模型在索洛全要素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扣除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后，剩余部分就是技术进步贡献，即全要素生产率。

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四小龙”的非农部门和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OECD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4。

据此，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于要素投入的大量增加，依靠的是对资源投入的强大动员能力，而不是像西方工业化国家那样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随着人均资本投入的不断增加，边际资本的产出必然会递减。

而东亚经济的主要推动力是对固定资产的投资，但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一次性的，在基础设施较为完善，固定资产投入趋向于饱和的时候，资本投资也就无力再拉动经济了。

同时，东亚各国和地区的人口红利也逐渐消失，人口总抚养比面临拐点，像过去那样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将不复存在。

也就是说东亚国家如果不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是必然的。

克鲁格曼用全要素生产函数对东亚经济的检验后得出，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接近美国的，但“四小龙”则没有显著异于零的全要素生产率，也就是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东亚经济体的高速增长状况和苏联工业化时期的增长状况惊人地相似。

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经济增长率是美国的3倍。

在剥去体制的外衣后，能看到两者对资源的巨大动员能力，即在相对短的时间内投入大量资本和人力从而获得的大量产出。

苏联依靠的是计划经济，东亚依靠的是亚洲价值观。

如果说东亚经济腾飞的核心驱动力是资源的大量投入，亚洲价值观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就是为经济增长保驾护航。

亚洲价值观促使人们维持高储蓄率和辛勤的工作，这正好提供了快速增长所需的资本和劳动力。

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得资本和劳动力能够充分结合，保证投入能获得相应的产出，国内过剩的供给能够输出到国外市场。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化社会，依靠动员全社会的资源来实现短时期的转变，不失为一种追赶西方国家的方法。

但是要想突破发展的瓶颈，单靠亚洲价值观和大量资源的投入已经不能满足技术进步的需求。

克鲁格曼给东亚的警醒，在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中得到了验证。

虽然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以索罗斯量子基金为主导的国际游资对东亚金融资本的蚕食所引爆的，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说明东亚经济本身存在结构漏洞。

东亚投资回报率的预期下降，引发了欧美养老基金的大规模离场，而索罗斯等人只不过乘机海捞一笔。

四、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狭义的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的总量产出水平和人均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4。

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社会经济活动中商品和劳务的数量增加,同时还包括了社会经济结构一系列的重要变化，即经济发展涵盖了资源利用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从原理上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增长积累起来的资本部分用来开发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可以更有效率地配置资源，变革经济结构，使之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这样生产效率提高了，反过来又促使经济加速增长。

但是从实际层面上讲，经济增长往往优先于经济发展，物质资本不断积累，直到资本边际产出下滑到人们不能忍受的地步才迫使人们去想方设法更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

因为技术的变革需要投入一定量的资本和人力，而研发的结果是不确定的，投入的资本可能全打了水漂，加之投资于研发会长期占用大量资本。

当仅仅投入资本于现有的技术便可以获得可观的收益时，逐利的资本便会脱离研发而趋向于相对短期的高回报投资。

当下的游资脱离实体产业而炒高了房价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新技术的发明，如果上升到一定高度来说，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点。

当旧的技术和产业不能满足资本增值性的需求时，资本才会大量涌入新的增长点。

但这时已然过了新技术的萌芽期了，资本涌入的阶段应该是新技术的发展和成熟期了，这样新产品的成本和价格便会大幅下降，产量规模快速上升。

少数的大公司和国家才有远见和能力在旧技术还没退出舞台的时候，就去投资研发新技术，而他们也往往成为新技术的弄潮儿。

比如美国的互联网革命和苹果手机。

从这个角度看，大规模生产率的提高往往是被迫的。

单纯经济增长的惯性和舒适让经济结构的转变和技术进步显得痛苦。

东亚经济体在1997年泡沫破碎后的经济转型就显得相当被动。

少数国家，如日本——早在七八十年代就开始有自己的新技术，才有后劲去进一步提高生产率。

日本至今没走出“失去的十年”，那是后话了。

所以，如果一个经济体有足够的资本的资本积累，就应该去寻找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平衡，狠下心来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适当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有利于在长期保持经济的增长。

不然，迟早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生产效率和分配效率无法进一步提高。

五、自由的空间单靠资本的投入去实现技术进步如果能成功，也是没有效率的。

人的创新意识往往来源于闲暇时的臆想和顿悟。

闲暇则来自于人的空闲时间和悠闲的心情。

如若整个社会被某一价值取向所绑架，人们的心思都用在实现这一价值观或反抗它上面，那么，这一社会中的人思想是被束缚的，想象力是受到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