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隋炀帝

评价隋炀帝

内容提要：隋炀帝杨广是隋朝的第二位皇帝，但也是亡国之君，对于他，世人从来没有什么好的评价，因为他残暴，而且使隋朝灭亡。但我们还是应该客观评价他，不能否定他的历史功绩，如开凿大运河，而且隋朝的灭亡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原因。

关键词：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三征高丽；对外政策；隋亡

隋炀帝杨广（公元569-628年），又名杨英，小字阿摩，是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公元604年至618年在位，年号“大业”，在位14年。杨广是亡国之君，炀帝是他死后唐朝给他的谥号。《谥法》：“好内远礼曰炀；去礼远众曰炀；逆天虐民曰炀”，《逸周书·谥法解》谥曰“炀”，乃荒淫昏暴之意。

隋炀帝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但自隋朝灭亡以来，对于隋炀帝的评价，都不怎么客观。其实，隋炀帝虽然是隋朝的末代皇帝，却不能忽视他的历史作用。

（一）争夺皇位的斗争

隋炀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糜（摐），高祖第二子也。谥法云：好内远礼曰炀，逆天虐民曰炀。”[1]因其“美姿仪，少敏慧，”故“高祖及后于诸子中特所钟爱。”[2]隋建立之前即被封为雁门郡公，隋朝建立之后，被立为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当时只有十三岁。很快又被授予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隋文帝还令项城公杨韶、安道公李彻对他辅佐引导。杨广“好学，善属文，深沉严重，朝野属望，”[3]加之隋文帝及独孤皇后的钟爱，而且南下平陈有功，致使太子杨勇失宠，也就使他自己有机会夺得太子之位。在杨广谋夺帝位的过程中，杨素、杨约、宇文述等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仁寿四年（公元604年），因杨广调戏文帝后妃宣华夫人和私信被错误的送到文帝手中，使文帝决意废掉杨广的太子之位。杨广急忙采取措施，派杨素、张横入宫弑帝，尔后又假诏杀故太子杨勇。杨广通过弑杀父兄登极为帝。

杨广即位后，矫称高祖玺书召汉王谅入京，因谅与高祖有约：“若玺书召汝，敕字旁别加一点，又与玉麟符合者，当就征。”[4]不合而反，“于是从谅反者凡十九州。”[5]但是杨谅的反叛很快被镇压，杨广的帝位得以巩固。为了进一步巩固其不择手段取得的帝位，杨广又拿仅剩的一个兄弟蜀王杨秀开刀，将其贬为庶民。众所周知，隋文帝嫡出五子，即勇、广、俊、秀、谅，其中一人（俊）早亡，其余四子争位，最终只有实力较强的晋王杨广取得了胜利，余皆死，可见皇位之争的残酷性。

（二）营建东都（即现在的河南洛阳），开凿运河

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帝位以及更好的控制全国，隋炀帝一即位便决定营建东都。隋炀帝营建东都除了自己的享乐外，还有更深的原因，隋炀帝的《营建东都诏》讲了营建东都的理由。洛阳地势险要，“控以三河，固以四塞”，且位置适中便于向山东及江左，淮海一带安施兵力机动。平陈不久，江南多次发生暴乱，炀帝即位后杨谅又在并州起兵造反。在平叛过程中，由于“南服遐远，东夏殷大”，使炀帝深感“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上平定杨谅反叛后，“并州移户复在河南”，必须加强控制。因此炀帝认为，必须“因机顺动”，营建东都洛阳。而且，营建东都洛阳，也顺应了我国古代经济重心不断向东南方向转移的趋势，是经济发展的要求。此外，营建东都一开始就是和开凿运河联系起来考虑的。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丁未，诏杨素等营建东京（即东都），同年幸亥，即征民开通济渠，相距不几天，可见营建东都是有其整体考虑的。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下诏杨素与纳言杨达，将作大将宇文恺营建东京，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徙洛州郭内居民及诸州富商大贾数万户以实之。”[6]至大业二年（公元606

年）“春，正月幸酉，东京成。”[7]历时九月，而“役丁死者什四五”。其实东京建成后，炀帝也没有住多长时间，因其一生大部分是在巡幸中度过的。但是东京的落成，却使隋王朝更加有力地对全国尤其是关东和江南地区控制，而且成为即将开通的大运河的中心。东京建成后，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更有利于隋王朝加强中央集权，方便了用兵，如隋末农民起义就是以洛阳、长安、江都为中心分别展开的。为把江南物资北运及加强对南方的控制，也是为了他个人巡幸江都的方便，以及加强对淮海的统治，并为用兵高丽作准备，炀帝下令开凿运河。大业元年三月，“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

[8]“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9]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乙巳，诏发河北诸军百余万穿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10]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11]六年间凿出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实非易事。开运河耗费了大量的民力，总计约四百余万，期间人口大量死亡，以至于“丁男不供，始役妇人。”[12]可见工程之艰巨。当然，对于开凿运河这件盛事，我们理应全面评析。概而言之，开运河虽然耗费了大量的民力财力，但是大运河的开通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认为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使政治中心业已东移洛阳的隋朝通过连接起来的五大水系（即海河、黄河、淮河、钱塘江、长江）进而实现了对全国广大地区的控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运河一经开通，自然就成了交通大动脉。我们知道在古代最廉价的交通运输莫过于水运，故而大运河的开通也就自然的加强了南北物资、商品的流通。隋炀帝东征高丽时堆积如山的军用物资，假如没有大运河，是无法短期运抵的。当然大运河的开通也为炀帝乘龙舟巡幸江都大开了方便之门，但开运河的目的、意义并不在于此。开凿运河适应了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去除了南北割据结束后仍影响商业发展的因素，为商品交换范围的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因此唐朝著名理财家杜佑说，运河开通后，“天下利于转输”。运河开通后，还促进了两岸城市的发展，如扬州、楚州、魏州、润州、泗州、河阴等城市借运河很快繁荣和发展起来。运河还有其水利作用，对黄河起了分流作用，因为每年七月间，黄河流域雨量大增，下游河床浅，容易成灾。运河开通就减轻了黄河的泄洪压力，以后数百年未发生大泛滥。开凿大运河是隋炀帝为中国历史做出的大贡献。（三）炀帝的民族政策及对外关系

隋炀帝在位十几年间（公元604--618年），从未停止过战争，除了镇压农民起义和贵族反叛外，大量对少数民族用兵。如公元605年击林邑（今越南）、三征高丽、亲征土谷浑等。史载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壬午，下诏讨高丽”[13]，由此开始了第一次亲征高丽的准备工作。大业八年（公元612年），全国各地士兵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云集涿郡，分为左右两军，各十二道，另有来护儿水军，供应军队的民夫又倍之，规模极大。但大军却因为作战不利而失败，至于“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辽东城，唯两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14]大业九年（公元613年），不甘心失败的炀帝再次征兵集于涿郡，第二次亲征高丽，战争过程中因为杨玄感变乱，炀帝急于镇压，从高丽撤兵，第二次征高丽失败了。大业十年（公元614年），炀帝第三次亲征高丽，虽然规模比不上前两次，但却取得了很大得成功，高丽投降。但实质上，三征高丽总起来看以失败而告终，因为高丽王仍是诈降，而炀帝轻许，此后因为无力再对外用兵而告终。不仅如此，三征高丽直接导致了炀帝即位以来积蓄的阶级矛盾，隋末农民起义（王薄起义）由此爆发，这是三征高丽最大的负面影响，当然也是炀帝本人之最大过失，是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虽然炀帝三次征高丽均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对外战争方面，他仍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大业元年，“夏四月癸亥，大将军刘方击林邑，破之。”[15]大业五年（公元609年）击土谷浑，其王伏允败走。炀帝还对流求（即台湾）用兵，“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不从，帝遣虎贲郎将庐江陈稜，......泛海击之。....斩渴剌兜（流求王），虏其民万余口而还。”[16]这对当时生产力仍十分落后的流求毋庸置疑地具有重要意义。炀帝对外战争虽然耗费了大量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