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1、逻辑分析与辨证综合中国哲学的各家各派有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

一般说来，中国哲学家欣赏整体动态、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

但并不是说中国没有逻辑分析的传统。

孔子兼重学思，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

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的命题，宣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中庸》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为学五步骤。

又说：“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学问，致广大而尽精微。

”这都是肯定思必须慎，辨必须明，提倡细微分析。

儒家比较推崇“明辨”，即逻辑之学的是荀子及其后学。

荀子主张形式逻辑的类推原则，倾向于对事物及其类别的确定性加以研究，有实证分析的认知倾向。

后期墨家比较重视分析方法，《墨子》书中所保存的《墨经》显示出墨家分析思维的光辉。

墨家严格地确立了概念、判断、推理的逻辑程序和规则，《墨经》所指出的“故”、“理”、“类”的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的步骤和方法，亦有精到之处。

名家对于分析思维也有贡献。

惠施的“历物”十事，既表现了辩证思维，也表现了分析思维。

公孙龙讲“离坚白”，所谓“离”即分别之意。

法家韩非也很强调分析性、确定性的认知方式。

宋明理学家中，朱熹比较注意分析。

他曾讲学问之道云：“盖必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不余。

”（《大学或问》）这就是兼重分析与综合。

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缺点是分析方法的薄弱，但并不是完全没有分析思维。

我们今天以西方的形式逻辑、理性思维方式、科学思维方法来改造传统的思维方式时，应当注意发掘中国古代已有的成果，重建精密化的语言指谓关系，开拓明晰的概念认知系统，使概念和观念确定化，建立分析的程序、逻辑的结构和论证推理的规范，避免语言、概念、观念、判断、推理的空洞、游移、不确定、不严密，避免忽视实证、实验中严谨的工具、步骤、方法，避免以情绪代替逻辑，将怀疑视为结论，把主观估计的或然的东西当做客观实在的必然的判断。

更不能以某种“需要”来决定“事实”。

夸大朴素辩证法的主管随意性，缺乏冷静、客观的科学态度和严谨、致密的分析方法，以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都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缺弱有关。

中国儒释道所推崇的整体、流动、当下体悟的方法，与面对现象层面的方法确实有很大区别。

由于我们民族久远以来的生存方式，以及汉字语言等各方面特性的缘故，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别发达的是辩证思维和直觉思维。

辩证思维方式所强调的是整体、对待、过程、流衍、动态平衡。

中国哲人观察宇宙人生，以一种“统观”、“会通”的方式，即着眼于天地人我、人身、人心都处在不同的系统或“场”之中，肯定各系统、要素之内外的相互依存、密切联系。

人体小宇宙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天地大宇宙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古代哲学以“统体”、“一体”，或者以“道”、“一”、“太极”、“大全”“太和”等表明这个整体。

以《周易》、《老子》、《大乘起信论》等为代表的辩证方法论模型，是“一物两体”、“一体两面”、“一心二门”、“整体——对待——流行”的模型，或者说是“二元对待归于机体一元”进而发展“两面互动”的模型。

例如以易、道、天、太极、太虚为“一体”，以阴阳、乾坤、形神、心物、理气、翕辟、动静等为“两面”。

此两面并不是均衡的、平行的或平等的。

两面的相反相成，其动力来自这两面的不平衡。

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反者道之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等等，即不是把矛盾双方的对立看成是僵死的、绝对的，亦不是把矛盾的统一看成是双方的机械相加，或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在相互补充、互相渗透、互为存在条件的前提下，由矛盾主动方面对于被动方面的作用，从而构成新的均衡稳定、动态和谐的统一体。

这个统一体又处在一个有机的系统之中。

如道体即阳与阴，相互作用，此消彼长。

阳为主导，阴阳相反相成，合二以一，构成新的统一体。

承认内在矛盾推动事物发展，承认“分一为二”与“合二以一”是一条长链中的不同环节，肯定事物即是涵盖了肯定与否定的辩证过程，使这一思想模式具有有机性、整体性、系统性和连续性。

这是一个弹性很强的诠释模式和思想架构。

这种整体综合的方式，如果能以前述分析思维为基础，则将更加具有科学性和现代性。

2、直觉体悟《周易》借助于具体的形象符号，启发人们把握事物的抽象意义，崇尚观物取象、立像尽意的思维方式。

《周易·系辞传》有：“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卦象是《周易》的骨骼，舍象则无《易》。

借助卦象，并通过象的规范化的流动、联结、转换，具象地、直观地反映所思考的客观对象的运动、联系，并借助六十四卦系统模型，推断天地人物之间的变化，这种思想方式渗透到中医和中国古代科技之中。

道家主张“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妄言”（《庄子·外物》），魏晋玄学家王弼提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妄言”（《周易明象》）的命题，表明了中国思维穿透语言，领略语言背后之象，进而穿透形象而领略其背后之意蕴的特点。

中国儒释道三家都主张直觉地把握宇宙人生之根据和全体。

儒家的道德直觉、道家的艺术直觉、佛家的宗教直觉，都把主客体当下冥合的高峰体验推到极至。

中国哲学认为对于宇宙主体，不能依靠语言、概念、逻辑推理、认知方法，而只能靠直觉、顿悟加以把握。

道家认为，心灵的虚寂状态最容易引发直觉思维。

因此，人们要尽可能地摆脱欲望、烦恼和困扰，保持心境的平和、宁静。

而要使直觉思维真实呈现，则离不开默思冥想的“玄览”。

老子主张“涤除玄览”。

“涤除”即否定、排除杂念，“玄览”即深入静观。

这是在高度精神修养的前提下才具备的一种思维状态。

庄子主张“心斋”、“坐忘”。

“心斋”即保持心境的虚静纯一，以便直接与道契合。

“坐忘”即心灵空寂到极点。

忘却了自然、社会，甚至忘却了自己的肉身和智慧，物我两忘，浑然冥同大化之境。

儒家孔子的“默而识之”，孟子的“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良能，荀子的“虚一而静”、“大清明”，张载的“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朱熹的“豁然贯通焉”，“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陆九渊的“吾心”与“宇宙”的冥契，王阳明的“致良知”，都是扬弃知觉思虑，直接用身心体验宇宙终极的实在，达到对道德本体之契合的一种境界或方法。

佛家更是强调一种精神性的自得和内心的体验，彻见心性之本源。

禅宗的参究方法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心而行，无念为宗，触类是道，即事而真。

不执著外物，言行纯任心性之自然。

禅宗的顿悟成佛，排除语言文字、逻辑思维工具，主体直接契入客体，与客体融合为一。

这种思维活动的过程与结果是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有赖于每个人自己体悟，别人只能暗示、启发，而不能替代。

超越逻辑祛除言诠，止息思维，扫除概念，排斥分析、推理诸理性思维活动，精神内敛默然返照，当下消解了主客、能听、内外、物我的界限，浑然与天道合一。

这种思维状态即“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当下得到了对于生活和生命，对于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之最深邃的本质的一种整体的、综合的洞悉。

但这是在多次反复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产生的。

没有理性思维的铺垫，这种灵感或顿悟性就不可能出现。

这种思维方式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

主体对于最高本体的把握，不是站在生活之外作理智分析，而是投身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一种感性体验，以动态的直接透视，体察生动活泼的宇宙生命和人的生命，以及二者的融汇。

只有切实的经验，与自家身心交融成一体的经验，设身处地，体物入微，才能直接达到和把握真善美的统一。

这种体验或证会，暂时破除了对于任何语言、思辨、概念和推理的执着，但绝不是说这些思维工具是微不足道的。

恰恰相反，没有理智分析的素养，也难于把握最高本体。

这种思维状态、思维方法，又是一种境界，一种智慧。

它可以是道德的、艺术的或宗教的境界与智慧。

儒释道共通的、最高的智慧与境界，是彻悟最高的存在。

人的安神立命之道、人的终极关怀发生了问题，不是因为他没有科学知识、专业技术，而是因为他失去了悟性正智的作用，掩蔽了人的真性，生命理性不能显发，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无法洞悟、契合。

本体与现象二分，上界与下界悬隔，偏见的执着，知解的纷扰，常常会妨碍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宇宙人生的全体意义、全体价值和全体真相。

从哲学思想方法而言，我们应看到，直觉与理智代表同一思想历程之不同阶段或不同方面，并无根本的冲突。

当代世界哲学的趋势，在于直觉方法与理智方法的综贯。

直觉方法一方面是先理智的，一方面又是后理智的。

先用直觉方法洞见其全，深入其微，然后以理智分析此全体，以阐明此隐微，这是先理智的直觉。

先从事于局部的研究、琐屑的剖析，积久而渐能凭直觉的助力，以窥见其全，洞见其内蕴之意义，这是后理智的直觉。

直觉与理智各有其用而不相背。

没有一个用直觉方法的哲学家而不兼采形式逻辑与矛盾思辨的，同时也没有一个理智的哲学家而不采用直觉方法及矛盾思辨的。

所以东西方思维方式并不是绝对的直觉与理智的对立。

我们要善于把东西各自的形式逻辑、辩证思维、理性方法、直觉方法等综合起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3、知行动态统合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

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

中国哲学家偏重于践行尽性，履行实践。

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不是只把思想与观念系统表达出来就达到了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

他们强调知行的互动，即按照自己的哲学信息生活，身体力行，付诸行动，集知识与美德于一身，不断把自己修养到“无我”的境界。

宋元明清时期，知行问题的讨论渐趋成熟，广泛涉及到知行的先后、难易、轻重、分合及格物致知的方法与判断真善美的标准等问题。

程颐、朱熹强调“以知为本”、“知先行后”。

这里所说的知行，主要属道德范畴。

“知行长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

（《朱子语类》卷九）朱子对于知行问题的根本见解是：从逻辑上讲，知先行后，知主行从；从价值上讲，知行应合一，穷理与履践应兼备。

也就是说，知与行之间有了时间上的距离；要征服时间上的距离与阻隔，需要努力方可达到或实现。

王阳明提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

又说：“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

”（《王文成功全书》卷六）王阳明所说的见父自知孝，见兄自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知往救等，即是自动的、率直的、不假造作的、自会如此的知行合一，既非高远的理想，亦非自然的冲动，更非盲目的本能。

即心即理，即知即行，如此直接、当下、迅速。

王阳明虽反对高远理想的分而后合的知行合一，但他所持的学说，仍是有理想的，有价值意味的，有极短的时间距离的知行合一说。

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批判地继承朱王，把知行统一建立在“行”的基础上，反对“离行以为知”，提出了“行先知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