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来了》镜头语言-《艺术电影欣赏》相关论文

《鬼子来了》镜头语言通过《艺术电影欣赏》选修课的学习，我对电影的镜头语言的应用有了进一步了解，当我们看电影时，通过摄影机所拍摄出来的画面便可以看出拍摄者的意图，因为可从它拍摄的主题及画面的变化，去感受拍摄者透过镜头所要表达的内容，这就是所谓“我的镜头会说话”，也就是一般所讲的“镜头语言”样的在影像的世界里。

由姜文执导的影片《鬼子来了》便是镜头语言应用相当丰富巧妙的一部电影。

该片讲述在抗日战争期间，一个村子的农民看管照顾日本俘虏却招来日本军队屠杀的故事。

获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及2002年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奖。

影片取材于作家尤凤伟的小说《生存》，拍成电影后改动较大，将原著中描写“军民奋勇抵抗侵略”的主题搁置，注重提炼“农民愚昧”和“战争荒诞”的一面，笔锋直指国人弱点，将更多忧患意识注入影像化的故事中。

该片虽为一部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影片，但在立意取向、价值观念等方面与国产主旋律电影严重不合拍，因此虽然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夏威夷电影节Netpac奖、日本每日电影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荣誉，仍被官方封杀。

但必须承认，《鬼子来了》是反映“战争与人”主题的国产电影中最有突破性的一部作品。

影片开始的时候，占据整个画面的是一面日本的军旗，接下来是对日本军官的军靴与军刀的特写镜头，然后画面上出现了一群日本军人。

再接下来，一个炮楼一直出现在画面中，隐隐约约似乎可以看见长城。

所有这些东西，表明了故事发生的背景，是日本的铁骑在践踏中国的土地，而且，这些基本的影象，都具有了一种威胁的力量。

值得注意的还有另外的两个影像，一个是日军军官胯下的骏马，一个是跟在队伍后面的一头驴子。

二者之间似乎充满了象征意味，联想到后来，我们看到，在马大三等人将花屋小三郎和翻译官送回的时候，那个驴子扑在马的身上，象征着村民们对日军的威势的某种不自知的充满戏谑意味的反抗，而这和后来的六旺在日军与村民的宴席上拍凶残的酒冢的肩膀和脑袋一样，尽管出于某种善意，但是还是惹恼了日军，从而引起了村民们被屠杀的灾难。

伴随日军的是日本的军歌，日军出现的时间是白天。

日军过后，画面上出现了一个看起来十分荒凉的满月的图像，然后镜头转换到一个农村的亮着灯光的房屋的外景，伴随着图像的是男女进行性爱时的声音，这声音充满了力量，仿佛充满着隐喻性质。

白天是日军的骄横霸道，然而夜晚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夜晚，这夜晚给那些被宏大的关于侵略与反抗侵略的叙述所遮蔽的农民的幽昧的生活提供了安全的凭依。

然而一个突然侵入的“我”打破了这种凭依。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出现的时候，我们本来可以一窥他的庐山真面目。

但是，导演似乎有意将这个“我”神秘化，成为一种类似于宿命一般的东西，于是故意采用了一个逆光拍摄，似乎将光源藏到了“我”的身后，于是我们只看到一个黑色的影子，面部黑乎乎的一团，看不清楚夜晚的来客的面孔，这样的处理，显然是有意将传统的抗日题材中的“八路军”的角色从影片中剔除出去，这样便将挂甲台的农民们完全置于一种前启蒙状态中，从而在自足里盲目的生与盲目的死。

在接下来的故事发展中，导演对于电影语言的运用也是十分的巧妙的。

我们可以发现，当镜头出现村民的时候，一般使用近景和特写，用这两种景别来清晰而细腻的可以表现村民的举手投足与心灵深处。

偶尔也用中景，全景很少用，除了在表达不含有感情色彩的存叙述的时候，利用一些中景或者全景来推进故事的发展。

而在镜头角度的运用上，一般用平视镜头但是也有几处例外的情况，其中特别能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马大三在处理完花屋小三郎和翻译官之后（他将他们藏到废弃的烽火台上，而村民们都以为他已经按照原来的约定，将他们活活埋了），回到村里，不仅村民们见了他像见了鬼一样，而且自己的恋人鱼儿也因为怕怀上鬼胎，所以不让大三碰自己。

鱼儿离开后，电影画面中用了一个全景镜头，将一处荒凉的院落与一个孤独的男人尽数收入画面之中，而且在这里用了俯视镜头来拍摄。

我们知道，俯视镜头“能够使拍摄对象变得卑微弱小，常用来表现人物境遇的凄惨或者品格的卑微，带有压抑、阴郁、藐视的感情色彩。

”[1]在此处，作者所要表达的显然并非人物的品格的卑微——因为马大三的身上实在闪烁着某些动人的美丽品格，而是为了表达主人公的境遇的凄惨。

更加表现出这种凄惨境遇的是接下来的对于“叠化”的运用，画面上显示着马大三一个人抱着头，蹲在地面上的时候，突然转化为打扫垃圾时候飞扬的尘土的画面。

而且，这个孤独的人儿在飞扬的尘土中仍旧呆了一段时间。

这显然也是导演的有意为之，除了用这个叠化镜头来表现时间的转化之外（时间由夜晚变成了次日清晨），还有另外的一重寓意，那便是，马大三自己，也如同这些垃圾一样，被自己身边的人扫进了幽暗的角落里。

于是，我们明白，杀人这件事情，在所有村民的心中，其实是与罪恶和污秽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换一个人动手，他们也会像主人公马大三那样，留下两个俘虏的性命。

在光线运用上，我们其实也可以发现，在除夕夜之前，或者说在村民们萌生了要把这两个人杀掉的念头之前，尽管也常常在黑暗中，然而打在每一个村民的脸上的光都是满满的，可以让我们清楚地看见主人公的脸，脸上都是一幅纯朴清澈的样子。

而到了后来，在除夕过后，那个神秘的“我”并没有如约来将两个人取走，村民们终于打算接受处理掉两个人之后，在村民们的脸上，开始出现了阴影，这暗示着村民们心中的犹豫与矛盾。

值得注意的还有穿插在大量的客观镜头当中的主观镜头的使用。

在影片中，为了达到一种纪实化的风格，作者最常使用的是客观镜头，这种客观镜头与影片的冷静的叙事风格是合拍的。

但是，在鱼儿得知自己的恋人并没有杀死两个俘虏的时候，影片中出现了一段鱼儿与马大三两人相互对望的镜头，镜头中出现的是两个人的颠倒的脸，这显然是分别是对方眼中的自己的情人，在这里，配上舒缓的音乐，使得影片暂时摆脱了纪实化叙事的冷静与克制，而完全进入一种抒情化与写意化的境界。

在对村民们的心理通过电影语言进行描述的同时，作者同时也不忘记对被俘的两个人的心理进行刻画。

两个俘虏，一个花屋小三郎，一个董汉臣。

在影片中，我们可以发现，董汉臣的脸上的光常常比较亮，而在花屋这里，脸上常常出现阴影。

这似乎表明了两个人之间的不同。

相对来说，董汉臣有着十分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为了求生。

这个目的是十分明确的，也正是为了求生，他才做了日军的翻译官，同样是为了求生，在被俘虏之后，他一方面千方百计的试图逃跑，一方面又腆着脸对马大三和鱼儿屈意奉承。

而花屋则比较复杂，正如电影作者试图用对于光线的使用试图告诉我们的一样，是求生，还是寻死，在他这里，是一个问题。

董汉臣揭示出了他的这种两难境界。

当他把脑袋有节奏的往木头桩子上撞去的时候，董汉臣曾经说他，为什么不往石头上撞，石头上有尖。

作者用一个心理蒙太奇清楚的表明了花屋的内心的秘密。

在除夕之夜，马大三和鱼儿正在为两个俘虏准备饺子的时候，花屋在对于死亡的期待与恐惧中，出现了幻觉，或者可以说，是导演有意的将花屋的心理用鲜活的画面表达出来了。

花屋好像看见马大三、鱼儿还有其他村民正在赶过来要杀死他们，奇怪的是，这些中国的农民们都穿着日本武士的衣裳，甚至连装扮也都是日本武士式的，而且连兵器都是倭刀。

作者用这个心理蒙太奇表达了这样的秘密。

那便是，花屋的寻死觅活，是因为，他并不是完全为日本武士道精神所蛊惑——他实在原来也不过是一个种地的日本农民，而是因为害怕受到自己的战友的惩罚。

假如他不为天皇效忠，在被俘之后，不自杀殉国，那么，他必然会受到战友们的嘲弄和更为严厉的惩罚。

我们后来可以看见，在村民们真的将他遣送回日军之后，我们发现，花屋的担忧并非多余，也会明白他的真心之中藏着假意的自杀，一方面是因为对于生命的珍惜，他并非真的想死，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即使侥幸活下来，等待他的也只是更加悲惨的命运。

《鬼子来了》是黑白胶片拍摄。

在马大三被砍下脑袋之前，均采用黑白摄影。

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姜文有意采用这种色调，从而能够唤起人们对于五六十年代的抗日电影的某种回忆。

而姜文似乎也想通过唤起人们的这种记忆，而构成与那个时代的电影的一种对话关系。

在这种对话中，有重叠的地方，也有颠覆的地方。

重叠的是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忍的刻画；颠覆的是那种在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下对于这种本性的一种简单化处理，以及关于全民皆兵的神话。

他试图告诉我们，在日军侵略期间，其实大多数老百姓还是屈辱而苟且的活着。

而且这一黑一白两种色调能够构成一种隐喻性质的东西，似乎象征着村民们的两种本性，一种是善良与纯朴，如同一张白纸，另一种是迂腐与蒙昧，如同看不透的漫漫黑夜。

他们自然知道日军是自己的敌人，但是因为善良与纯朴，自然也因为迂腐与蒙昧，不仅不敢杀死送到自己手边的敌人，甚至委曲求全，借白面，借酒来伺候他们，甚至做着“以名换粮”的好梦。

而在马大三被砍下脑袋之后，他似乎看清了这个世界和人性当中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值得一提的还有《鬼子来了》的对白和音乐。

两者都有意追求一种重复，我们再看过影片之后，几乎可以脱口而出一些较经典的台词。

比如“我”、“知不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诸如此类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话的幽默和风趣，还因为这些话一次又一次的从影片中的人物的口中吐出来。

与此相似的还有那首日本军歌的旋律和刘星的专辑《一意孤行》的音乐，它们在影片中不断的响起。

这种有意的重复除了某种后现代意味之外。

因为，我们知道，拖沓与重复，在后现代的叙事策略中，是表达某种微妙而强烈的情绪的常用的手法。

除此之外，在《鬼子来了》中，重复的运用，似乎是为了表明，村庄的百姓生活的封闭性，有一种一切都恒常不变的意味在其中。

而对白有意使用方言，也是对正统的主流话语中的抗日电影的一种反动，试图表明，这些村民们并非如同那些电影中所描述的那样，是和时代共名的反抗日寇的英勇的战士，而只是一些畏首畏尾的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的愚昧的乡人。

总之，《鬼子来了》通过使用各种各样的电影语言，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发人深省的故事。

而在故事的讲述中，电影语言本身，也焕发出迷人的光彩。

这一切使得电影成为近年来不多见的耐人寻味的电影之一。

而姜文导演，而因为这部电影，使他能够跻身于优秀导演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