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战后德国的社会状况看纳粹夺权

从一战后德国的社会状况看纳粹夺权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人类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争，它给人们带来的伤害以及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这场灾难的发起者——德国纳粹成功的在本国夺取政权使本已错综复杂的的矛盾迅速激化、最终爆发，将全球性的战争从有可能变为现实，这是大多数人不愿看到的结局。

然而纳粹在德国的掌权并不是偶发的，它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背景。

以下是笔者就此问题作的一些尝试性分析，以求对二战爆发的根源有进一步的认识。

㈠一战后德国的经济情况及政治危机一战前后，世界局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协约国的胜利及同盟国的战败，国际政治力量此消彼长，欧洲大陆原有的均势格局被打破。

德国在战争中的失败使其社会的方方面面受到了剧烈的冲击，加剧了原先就已存在的社会危机。

这些首先从经济上显现了出来。

从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中期，德国的经济虽然有过一定的发展，但从总体来看是处于动荡不安中的。

二十年代初，作为战败国，《凡尔赛和约》中苛刻的赔款协议无疑使在战争中经济已严重受损的德国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债务包袱。

在鲁尔危机中，由政府发起的“消极抵制”直接导致了大量工矿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德国的经济再一次雪上加霜。

道威斯计划实施以前，德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惊人的地步经济实质已完全陷入了崩溃的状态。

此后，在美英贷款的帮助下。

德国经济开始复苏，在1929年4月达到顶点。

而同时国际上对尚在讨论中的杨格计划的担忧使外国资本开始撤出德国，使建立在外国贷款上的德国经济在1929年夏就进入了萧条。

另一方面，此时以垄断为特征的现代经济已取代了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而各国政府的思维仍停留在19世纪，造成干预不力，是在发展生产率的同时忽视了购买率低下这一客观事实，加上银行系统的不完备，最终在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卷入其中，1930年以美英贷款为主的外国资本大量撤出使德国从萧条很快陷入危机，从此经济再度一蹶不振。

以德国经济最低点的1932年与危机前的1928年相比，生产资料生产降为50％，消费品生产为78％，国民收入指数降为62％，出口额从123亿马克降为57亿马克，几十万家中小企业破产，失业率由7％升为30.8％，失业人数多达600多万。

国库黄金储备比1929年减少了4／5。

1932～1933年农业收入只有1928年全年的40％，农民大量破产，农业工人大量失业。

[1]在危机的打击下，德国社会剧烈动荡，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工人罢工从1930年的366次增至1932年9～12月的1100次。

农民运动的主要目标则是反对高额赋税和强行查封、拍卖。

而这场大萧条正是促使希特勒政治命运变化的直接、首要的原因。

[2] 纳粹运动能奇迹般的发展壮大，与此不无关联。

经济危机出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危机中德国政治的最大变化是左翼和极右翼发展特别迅速，尤其是以纳粹党为代表的极右翼实力大为膨胀。

在德国进入萧条和危机后，希特勒等纳粹党领袖就以“社会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宣传来欺骗小资产阶级、青年和失业者，以保护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以及解决失业的纲领去争取他们，使大量对社会民主党不满的群众加入了纳粹运动。

面对经济危机，魏玛政府仍然坚持传统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及粗暴发展“生产合理化”，导致德意志社会由“多元化”向“碎片化”发展，并导致社会福利保险制度危机和广大群众安全保障的全部丧失。

社会民众的财产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政府的威信也因此大打折扣。

[3]作为德国十一月革命后在应付外来压力条件下实现全国各种政治力量妥协而建立的魏玛政府，面对极右翼势力对共和国的挑衅，其创建者和主持者——社会民主党中、右翼也表现得异常保守和懦弱。

由于德国并未经历深刻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思想还无法深入民心，帝国时期的专制基础并未受触动，军国主义的政治地位仍得以保存，这些因素仅仅是由于革命的不断发生，尤其是战胜国的压力才处于抑制状态，而经济危机的时机与纳粹运动的相互需要使他们得以复生，最终成为法西斯专政的重要支柱。

另外，当时政府中最不民主的因素是反民主军队的存在。

德国军队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充满着普鲁士精神，他们非常乐于看见右派上台。

一战失败后，军方几乎阴谋般的将战败的责任推卸给政府，使其背上了看似不败而降的黑锅，而这同他们外交上的失败——接受凡尔赛条约一起，使其成了很大一部分的国人鄙薄甚至仇视的对象。

从本质上看，这些共和国缔造者骨子里“软弱且和德国其他阶级一样，惯于向确实不疑的旧权威卑躬屈膝”。

[4]由于害怕社会革命，他们在宪法48条规定“当德国公共秩序受到威胁时，总统有权使用武力”，这就是为统治阶级随时剥夺宪法所规定公民权制造了宪法依据。

由于议会是政党垄断，其很快就成为各政党的聚会而不是议员代表的会议。

因此当纳粹党人增加时议会就会丧失民主作用。

而在共和国当中，被原封不动保留下来的久统治阶层，包括容克地主、大垄断资本家、旧文职官员、大学教授和旧军官团等，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仇视共和体制，并满怀复仇心理。

[5]与专制联系密切的统治阶级为摆脱危机，镇压革命，也日益倾向抛弃资产阶级议会民主。

在他们看来，希特勒比社会民治党的危害要小得多，因此义无反顾的选择了法西斯主义。

可见，社会民主党既无意志也无能力来捍卫共和体制。

㈡一战后德国的社会思潮德国战败后，军国主义、普鲁士专制主义、德意志民主沙文主义及反犹主义的思想不仅原封不动的保留下来，而且在社会危机中得以广泛蔓延，并成为德国社会的主流思想。

关于有助于纳粹兴起的德意志主要思想传统，首先应当注意的是30年宗教战争的惨祸造成的种种历史状态，（特别是大部分德国人异常保守和懦弱的政治文化心理）它们使18世纪启蒙运动在德意志远未取得象中西欧其他地区的那种成功。

德意志思想拒绝了“普遍平等伦理”。

[6]这一思想大动态的主要表现就使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泛滥于德意志的浪漫主义潮流。

它将文化生活看作是决定民族的本质因素，看作一种统一力量的表达，使其发挥特有的“浮士德动力”。

其实质早于逆反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特别是它对理智的推崇，反传统的科学和功利倾向以及它的进步主义信念。

浪漫主义思想迷恋死亡、崇尚神秘、颂扬暴力。

[7]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重新泛起的形态中，更可以看到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反民主的强烈倾向。

它在政治上的登场曾推动了德国现代化的继续前进，克服了德意志地方分裂。

同时它又是现代化危机的产物，用向社会个体介绍身份上的同一性来回答现代进程及压力所带来的种种痛苦。

浪漫主义是一种由于行为标准、理性化、经济主义、个人主义、毁灭历史的未来主义进步主义，抽象的普遍性等带来的现代化压力的产物。

[8]在外部因素的压力下，其固有的种族主义成分，汇集到现代法西斯运动的潮流中。

而在二十世纪的“社会大裂变中”，客观世界以比主观想象的行为模式快得多的速度变化着。

伴随着德意志快速工业化的成果一起来临的还有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现代阶级的形成和阶级斗争。

德国资产阶级在没有来得及从政治上战胜容克贵族的情况下。

又面临着工人运动的挑战。

在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对工人运动的恐惧中，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社会控制问题提出来了。

“强有力的国家当局，是能够使个人赢利追求的结果和谐的协调起来”。

[9]这种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确切的讲，促进的只是一种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文化共同体”的思想发展起来。

助长了一种“阶级和谐论”，强调普鲁士美德和纪律化的容克贵族——大资产阶级统治集团，不仅早已在政治制度现代化与传统专制体制决裂的前景中猜测到了对他们等级特权地位的威胁，而且也是在这种“共同体”的意识形态中，看到能为他们现存统治权力的凝固化服务功能。

利用这种无阶级论不仅能为这个受到阶级斗争振动的统治集团提供一个舒适的枕头，而且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掩护下，他们也能减轻令人头痛的阶级斗争问题的打扰。

当然，这个统治集团同时也在那些充满担忧的老中间等级身上找到了支持。

早在19世纪初拿破仑入侵时，德意志民族主义运动本身才真正诱发起来，一方面它包含了占上风的文化浪漫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思想潮流，另一方面，正是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潮流，造就了现代德意志的民族意识。

而从大的历史背景看，随着历史的演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民族国家不仅滥用民族主义的能量，更使之走向极端。

这种意识在一战后的德国之所以能不断获得市场，之归于魏玛时代的艰难岁月。

首先，这个民族在战争中的失败，对于不明军事局势而听信最高军事当局战胜宣传的广大群众，是普遍感到意外的。

战争以及“1789年法兰西思想”为基础的魏玛民主制的建立，使这个自拿破仑战争以来从未吃过败仗及数百年以来一直与王朝发生着密切联系的民族，在社会心理上一次性失去了中心基准点。

民族意识的价值观不能适应这种文化。

“战败是背后有人捅刀子”的理论能迅速从右派圈子中蔓延并在社会中广为传播，战败的责任被推倒犹太人和犹太化的社会民主党身上。

[10]正如前面所述，帝国经济发展使其不易察觉的福利制度的运行结构中的固有基本矛盾，在大危机年代清楚的暴露了出来，政府却依然显得无力。

因此“当民主主义被排挤到政治边缘上去的时候，当坚持传统的世界观的保守主义再也无力控制现代化社会的尖锐矛盾的时候，当坚持新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只能为部分失业工人所接受时，唯一还有可能跨越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和矛盾的政治信仰就只剩下民族主义了，因为民族主义的信仰者可以是来自不同社会集团，不同政治派别的任何人。

”[11]因此，当这场社会心理上的损失和经济灾难与西方民主国家也即战胜国所强加在头上的“凡尔赛民族耻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不满的情绪就成为共和国时代自始至终唯一得到不断发展的东西，而在大危机中获得了加倍的膨胀。

而民族情绪越是膨胀，对“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就变得越是强烈。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希特勒的“民族革命”才获得它日益发展的感召力。

这种寻求内部一致性的需求本身有着一种在外部寻找对立物的倾向。

马丁·路德时期，其翻译的《圣经》加速了德国人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同时也在大部分是文盲的德国人中培育了日耳曼主义，当时就带上了反犹的色彩。

由于路德本人是一位激进的反犹主义者，其通过布道把这种情绪传播给了德国民众，这样，德国民众逐渐将勤奋、盲从、狭隘、严于律己和狂妄自大等优缺点融于一身，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易受反犹煽动是他们一个很明显的特点。

一战后期，随着战争胜利前景的动摇，民族主义者所鼓吹的“内部更加一体化”，导致了这种发展趋势。

而德意志人越是“德意志化”，犹太人就越是“异体化”。

因为唯有将不利的战争局势归罪于“混入内部的敌对种族——犹太人的破坏，才能安慰受挫的民族自尊心，才能再度鼓舞起民族的战争、士气，也才能证明德意志民族本身是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