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变化态势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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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变化态势的实证分析①
胡联合 胡鞍钢 王磊②
提 要
本文从社会冲突的三种基本表现形式——圆桌政治、夜晚政治、聚众政治的角度,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不稳定因素
变化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近十几年来,虽然我国社会稳定的总体
形势是好的,但是社会不稳定因素在逐步加剧。这不但表现在社会
冲突程度相对轻微的圆桌政治案件日趋增多,各类轻微冲突案件总
体上不断上升;而且更突出表现为社会冲突程度较为严重的夜晚政
治和聚众政治案件都在大幅上升,并导致我国社会不稳定指数的增
长速度过快,反映出我国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在加大、经济与社会
发展不协调的问题突出。努力解决社会不稳定因素,是维护社会持
续稳定、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和现实课题。
关键词:社会不稳定 圆桌政治 夜晚政治 聚众政治 实证分析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③特别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与社会双重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与问题大量滋生,维护社会稳定面临的压力很大。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权威的《社会蓝皮书》更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稳定指数”年均呈现“负增长”发展态势,强调1979年以来我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
⑤那么,我国社会稳定的态势或社会不稳定的态势到底是不是这样严峻呢?本文将从社会冲突的这一新视角对此展开详细分析。相信通过这些分析,对于我们正确评估我国社会不稳定形势,居安思危,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会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①本研究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FANEDD,200467),谨致谢忱。
②胡联合,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法学博士、特约研究员,曾在《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光明日报》、《政治学研究》、《管理世界》、《社会科学战线》、《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和人民出版社等发表出版著作一百多万字;胡鞍钢,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教授,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委员会专家;王磊,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③人民日报评论员:《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人民日报》,2005年7月28日。
④参见胡鞍钢、胡联合等著:《转型与稳定—中国如何长治久安》,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6-77页。
⑤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71页。
研究社会稳定和不稳定,有不同的测量或评估路径。在国外,埃·蒂里阿基安在1961年提出了测定社会不稳定的三大指标:(1)都市化程度的增长;(2)性的混乱及其广泛扩展,以及对其社会限制的消失;(3)非制度化的宗教现象极大地增长。①艾斯特斯、摩根在1976年提出了衡量社会不稳定程度的六大指标:(1)反映于一国宪法、官方文件和主要的政府政策声明中占主要地位的社会哲学和社会目标;(2)个人需求水平;(3)为满足居民的社会需要而可以利用的国内社会资源的水平;(4)国家在特殊时刻的政治稳定性程度;(5)社会内部支持或破坏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结构的各种力量;(6)促成团体之间的冲突、破坏历史传统、价值、风俗习惯和信仰的起抵消作用的文化势力的存在。②1984年,艾斯特斯又提出了确定社会不稳定最严重的6个指标:(1)社会组织中的精英人物专权;(2)人类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严重;(3)社会资源日趋贫乏;(4)政治动荡不安;(5)家庭结构处在崩溃状态;(6)传统文化力量处在崩溃状态。③罗伯特·达尔提出了衡量社会稳定状况的四大指标:(1)冲突的弥漫性(涉及广度,即每十万人中的参与人数);(2)冲突的剧烈程度(冲突中伤亡数);(3)冲突的持续性;(4)冲突总量。④
国内对社会稳定和不稳定的研究和测量主要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宋林飞在1989年较早提出了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可视为对社会不稳定的一种估量系统。社会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包括:痛苦指数体系、腐败指数体系、贫富指数体系、不安指数体系等四大方面的16个指标。⑤1995年,宋林飞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综合指数,涉及产生社会风险之根源的警源指标18个(如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干部贪污情况、犯罪率、国际意识形态对立),在社会风险滋生过程中先行暴露出来的警兆指标13个(如抢购风、牢骚、小道消息、国际政治争论),以及作为社会风险外部形态表现的警情指标18个(如游行示威、社会动乱、国际政治干涉);三者共涉及指标49个。鉴于其指标太多、计量困难,他同时提出了社会风险预警核心指数,包括失业率、通货膨胀率、贫困率、犯罪率、突发事件等14个指标。⑥1999年,宋林飞又提出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涉及收入稳定性、贫富分化、腐败等警源指标18个,失业、通货膨胀等警兆指标10个,犯罪率、突发事件等警情指标12个,共涉及指标40个。⑦
国家计委社会稳定状况研究课题组自1997年以来对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进行跟踪研究。对社会稳定状况,他们提出一个“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相结合的二元评价体系。客观指标包括:“社会冲突”(如学潮罢工、游行示威、请愿上访、自杀自虐、宗教冲突、民族冲突、聚众闹事、宗族械斗、暴民骚乱),以及“社会问题”(如家庭问题、老人问题、交通事故、城市交通拥挤、违章建筑、
①埃·蒂里阿基安:《社会性变化的模式及其主导的指示器》,转引自
/ds041102f.htm和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②参见(美)J.艾斯特斯著,何天详等译:《各国社会进程》,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③参见鲍宗豪、李振:《社会预警与社会稳定关系的深化—对国内外社会预警理论的讨论》,《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4期。
④参见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
⑤宋林飞:《“少数人闹事”与早期警报系统》,《青年学者》,1989年第1期。
⑥参见宋林飞:《社会风险指标体系与社会波动机制》,《社会学研究》1995年第6期。
⑦参见宋林飞:《中国社会风险预警系统的设计与运行》,《东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