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中国社会习俗变化看近代社会变迁_林彰龙

第26卷第2期零陵学院学报V ol. 26 No.2 2005年2月Journal of Lingling University Feb. 2005

从近代中国社会习俗变化看近代社会变迁

林彰龙

( 顺德区桂洲中学，广东 佛山 528305 )

摘要：近代中国社会习俗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进步的。它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共和、民权等思想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老的中华民族在近代中国习俗变化中逐步走向近代化。

关键词：习俗变化；社会变迁；近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697（2005）02-0243-02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国破城缺、主权沦丧的民族危机，同时使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生了巨变。伴随着自然经济的解体，近代工业化的发展，中国由传统农业型社会向近代化社会的蜕变，中国社会习俗也随着近代化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从近代习俗的变迁可以看到我们古老的民族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一、放大脚的革命

妇女缠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陋习，传说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这个荒淫之君，崇尚女人的小脚。他的女人们为得到他的宠幸，纷纷缠足，不惜折断骨头，达到三寸金莲的效果。从此，妇女缠足流行开来。在封建统治者眼里，小脚女人像迎风杨柳，婀娜多姿。这种变态的审美标准，造成了对妇女身心的摧残，缠足的背后隐藏着多少妇女的泪水。

鸦片战争后，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现代文明。比如史家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从封闭走向近代的社会中，作为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种载体的传教士，无疑成为西方近代文明与中国近代化之间的媒介，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西方的价值观念。中国的反缠足斗争最先就是由外国传教士发起的。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由西方传教士发起的反缠足运动在强大的封建文化面前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一直到维新变法时才发生了一些变化。

19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它既是一场资产阶级爱国政治运动，又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在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下，妇女的解放问题被提了出来，当时批评的焦点集中在缠足上。在维新时代的启蒙者眼中，妇女缠足不仅是妇女肉体上的痛苦，更是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延续能力有关。缠足后的妇女被当作民族衰弱的一种象征。康有为认为：“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竟，而留此弱种，大可忧危矣。”维新运动的领导者把反对缠足看成是强国保种和推进近代化的重要措施，把缠足视为中国强种救亡的障碍性行为。

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呼吁清廷不但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的改革，而且要求禁止妇女缠足。他们发起成立了“天

收稿日期：2004－12－25

作者简介：林彰龙(1967－)，湖南武冈人，中学一级教师。足会”、“不缠足会”等组织，移风易俗，废除妇女缠足等习俗。一时间，缠足与放脚的斗争非常激烈。

维新时期的反缠足活动是在“强国保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情况下进行的，大大地推动了妇女的解放运动，具有进步意义。

辛亥革命使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巨变，使社会习俗也发生了巨变。辛亥革命后，从巩固维新革命成果，扫除封建专制的目的出发，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改革社会习俗的条规。涉及禁止缠足、变革称谓、文明结婚、剪除辫子等多方面。1912年3月13日，孙中山颁布《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禁缠足文》说：至缠足一事，残毁肢体，阻淤血脉，害虽加于一人，病实施于子姓，生理所证岂得云诬?……当此除旧布新之际，此等恶俗，尤宜先事变除，以培国本。辛亥革命冲破旧秩序，旧习俗的明显成就是令人剪掉了辫子妇女放开了大脚。从此后，在新式学堂里，到处可见男女同校现象，妇女焕发出青春的魅力。如1940年2月国民参政会通过关于“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工作案”，切实查禁女子缠足。1944年5月，政府再次发布禁止妇女缠足条款。

近代的反缠足运动是与挽救民族危亡、宣扬民主平等、解放妇女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随着社会进步，小脚女人遭男子冷落的时代最终到来，“小脚女人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便成为人们讥讽的口头禅，越来越多的妇女抛掉了裹脚布，这不仅是妇女的解放，更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

二、辫子的革命

大清王朝，除了和尚、道士之外，男人的脑后，皆拖着一条猪尾巴似的小辫子，别说洋人看了讥笑嘲弄，连中国人也觉得有点自卑。这种留辫子的习惯本是满族的陋习，汉族并无此习惯。清世祖在清军入关后，命令汉族人也要留辫子，作为统治中原的象征和标志。中国古人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祖训，很多人宁可掉脑袋也不留辫。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影响力，同时也反映了中原人对满洲“异族”统治的强烈反抗意识。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中国男子头部都刮成秃瓢，脑后拖着个象征屈辱的“猪尾巴”，多少仁人志士对此深恶痛绝。所以立志反清者，外表标志之一，便是蓄发。太平军发布《奉天讨胡檄文布四方谕》指出：“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人变为禽兽也。”

迨至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在《兴中会誓词》中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并带头剪辨蓄发。这时，是否留辫子成了

243

革命与保守的分水岭。许多革命者、留学生剪去辫子。但这时革命者剪辫子，具有强烈的“排满”意识。

武昌起义后，清政府统治土崩瓦解。人们纷纷剪去辫子，象征着告别旧时代，迎接新社会的到来。但一些冥顽不化的人，清朝遗老遗少仍然留着令人可笑的辫子。1912年3月6日临时政府公布了《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文曰：“仰内务部通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凡未去辫者，于令到这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违法论。”当时用行政命令剪除辫子。《鄞县通志》透露：“城市少年好事徒，手持快剪伺于途。瞥见豚尾及锋试，道旁观者拍手呼。”

在辛亥革命潮流冲击下，人们纷纷剪掉辫子。1919年，末代皇帝溥仪也剪掉了大清国的象征——辫子。但是中国一直到40年代，穷乡僻壤的边远地带的农村，还有不少人留着辫子。此时已成为愚昧与落后的象征。

在近代，中国人终于去掉了屈辱的辫子，这不仅是社会习俗的变革，更是一切社会观念的大变革，极大的冲击了保守、封闭、愚昧、落后的社会观念，推动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的变革，对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起了积极作用。

三、婚俗的改革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又是人生的大事，以家庭为本位的中国，婚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围绕着婚姻问题产生了一系列的婚姻礼俗。这些婚姻礼俗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清末民初以后，传统的婚姻习俗受到了来自西方近代文明婚俗的冲击，新的婚姻观念和新式婚俗也逐步流行起来。

中国从古代到近代，在婚俗当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构架婚姻的主体。然而，旧式婚姻也存在着不少弊端。一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由父母包办，当事男女被剥夺了独立选择的机会，扼杀了青年男女的独立人格；二是父母的择婚标准，多考虑家族或家庭的利益，注重门第、财产等因素，忽视了作为婚姻基础的感情，从而使婚姻缺乏必要的感情基础。很多婚姻，不是由感情维系的，而是以家庭的利益维系的。这样的婚姻何来幸福?正因为有着如此多的弊端，旧式的婚姻一直受到新式知识分子的猛烈抨击。西方的新式婚礼，在中国开始出现。

中国的新式结婚，最先出现在鸦片战争后东南部沿海的大都会和商埠。中国人效仿西方的婚礼形式。但中国真正的婚姻变革是从维新知识分子批判传统婚姻制度开始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禁早婚议》，猛烈抨击封建婚姻制度，主张婚恋自由，实行一夫—妻，反对纳妾。20世纪初，随着“新政”的推动，辛亥革命的影响，主张个性解放，宣传爱情至上，婚姻自由，主张一夫—妻制的思想影响越来越大。如金一发表《女界钟》、唐群英的《婚姻改良论》他们号召青年冲出旧式婚姻的桎梏，争取自由平等的天赋之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受到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挑战,而两性的结婚仪式和自由恋爱之风,已经为时代的新事物所接受。

1912年民国成立后，人们不仅对旧家庭制度和婚姻制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批判，而且以实际行动投入变革旧婚俗，提倡新婚俗的婚姻变革之中，有些西化的青年，则在教堂中举行“文明结婚”。但新式婚礼毕竟是与中国传统礼俗相冲突，受到了旧派人物的怀疑和抵制态度。

但“文明结婚在留学生中，沿海大城市逐渐流行起来”。30年代，上海等城市发起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新式婚礼——集体结婚，得到年轻人的广泛欢迎，他们纷纷报名参加。

近代的新式婚礼与旧式婚姻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新式婚姻以感情为基础，“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取男女之同意”，淡化了传宗接代的目的，增强了婚姻自主、平等的观念；第二，新式婚姻的形式趋于简单，花费较低，铲除了许多陋习；第三，新式婚礼具有近代婚姻的法制性和契约性。

民国时期的婚俗变迁，正是反映了民国前后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观念的剧烈变化。虽然旧式婚礼仍占主导地位，但伴随着社会的进步，变革旧式礼俗成为大势所趋。使民国时期的婚姻礼俗呈现出“新旧并存，中西结合”的特点，这正是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转轨性特征。

四、服饰的改良

中国古代服饰有很多值得赞美的地方，但古板单一、等级观念强、庄重有余、自由不足。我国古代服饰体现了强烈的等级色彩，不同等级之间有不同的服饰规定。古代有很多是宽袍长袖，穿用不便。近代由于经济发达、中外交融，社会风气大开的都市里，摆脱了封建社会礼制与习俗的枷锁，服饰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最先是留学生从国外带回了西装，为一些青年所喜爱。为促进服饰改革，孙中山创制了融中西服装文化的中山装。中央参议院还通过了民国礼服式样。这服饰的更新反映了当时思想的活跃。民国后领导服饰革命新潮流的是妓女，从她们的服饰变化由长变短，由肥而瘦，尽显人体曲线。到三十年代旗袍流行，令人眼花缭乱。清代的长袍马褂逐渐退出服装舞台。从近代服饰的变化，反映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和平等观念的深入，也受西方资产阶级美学思想的影响。当人们纷纷穿上西装，抛弃长跑马褂时，不仅仅是服饰的革命，更标志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五、称谓、礼仪的革命

我国封建社会里有严格的称谓、礼仪规定，君臣、父子、上下级、晚辈对长辈都有严格的称呼，并且相互之间的礼仪非常繁琐，带有很强的专制色彩。民国建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力图将民主、平等、自由的政治原则运用于共和政治新生活之中，封建旧礼仪在民国一律革除。1912年3月2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布命令：“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公仆，公仆非特殊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渐增，施之命失体，义无取焉。兴复以后，闻中央各地方官厅漫不加察，仍习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沾。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孙中山认为清朝的称呼已不符合共和民主革命精神了，必须对称呼进行改革。

随着称呼的变革，封建礼制也被废止。改跪拜礼为鞠躬,旧式的请安、拱手、作揖也都被去掉。1912年8月颁布的《礼制》，体现了一种简便而文明的革新精神。这正是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

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是伴随着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变革而展开的，它的变迁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核心。它深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和革命政策的推动。

近代习俗的变迁最先是模仿西方，与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共和、民权和奋发图强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日常行为习惯中的客观反映。近代习俗的变迁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习俗的变迁正是反映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艰难历程。

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