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焦点理论的源起与发展

调节焦点理论的源起与发展本文介绍了调节焦点理论的源起和发展，梳理了自我差异理论、调节焦点理论以及调节匹配理论的内涵与相互关系。

自我差异理论假定个体使用自我指导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评估，使现实的自我特征与自我指导保持匹配或减少不匹配的程度；调节焦点的促进、预防系统都关心获取积极结果，前者追求成长，后者追求安全；调节匹配的价值，提出当个体的目标追求手段与其调节导向匹配时，个体会体验到调节匹配，这会提高个体正在做的事情的价值。

标签：自我差异理论；调节焦点理论；调节匹配理论动机领域新近的一个研究热点是调节焦点理论。

姚琦和乐国安（2009）[1]对该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不过，该述评未涉及调节焦点理论的基础理论——自我差异理论的介绍。

虽然杨荣华和陈中永（2008）[2] 、林晖芸和汪玲（2007）[3]分别对自我差异研究、调节匹配理论进行了述评，但作为调节焦点理论的源起、拓展理论，显然，这三篇文献相互割裂，没有使三个理论形成清晰的内在联系。

这不利于相关学者对这些理论的深入理解。

没有对理论的深入理解，相关的应用研究便无法顺利展开。

本文将详尽阐述调节焦点理论，重点介绍其源起和发展，以利于国内研究者彻底理解该理论，并进行相关领域的深入研究。

调节焦点理论在自我差异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

自我差异理论研究自我与情感，认为自我差异是个体的一种认知结构，自我概念与不同类型自我调节标准的关系决定这些标准对情绪的影响。

而调节焦点理论则研究个体的“趋利避害”策略，重点关注个体对期望的最终状态的自我调节。

本研究先回顾自我差异理论，在此基础上，重点论述调节焦点理论的内涵，最后简要介绍调节焦点理论的发展——调节匹配理论。

一、理论源起——自我差异理论历史上，心理学认为拥有冲突的或不兼容信念的人容易体验心理不适。

很多关于自我和情感的经典理论都认为自我冲突和自我不一致会引起情绪问题，但这些理论对这类情绪问题只进行一般性描述，没有预测不同类型的不一致信念对应的情绪反应。

Higgins[4]于1987年提出研究自我与情感关系的一般框架——自我差异理论，除继承上述历史传统外，其结构有三大目标：（1）区分拥有不相容信念的人体验到的不同类型的情绪不适；（2）系统关联不同类型的自我差异和对应的情绪脆弱性（消极情绪）；（3）分析不同自我差异的有效性及可获取性对人们遭受的不适类型的决定作用。

自我差异理论假定各种自我状态表现具有两个认知维度：自我域和自我立场。

自我域和自我立场的组合能产生六类基本自我状态代表，分别为现实∕自己、现实∕他人、理想∕自己、理想∕他人、应该∕自己和应该∕他人。

前两类，尤其是第一类，构成自我概念；后四类为自我指导（自我评估标准）。

自我差异理论认为人们动机指向的自我指导有所不同，不是每一个体都拥有所有类型的自我指导，一些人可能只有应该型自我指导或理想型自我指导。

自我差异理论假定个体有追求自我概念和个人相关的自我指导之间匹配的动机，同时，自我概念和不同类型自我指导之间的长期差异会产生不同的动机倾向。

其中，现实∕自己-理想∕自己和现实∕自己-理想∕他人、现实∕自己-应该∕自己、现实∕自己-应该∕他人这四类自我差异最重要，相关的实证研究最多。

一些人可能只有一種自我差异或四类中的任意组合，另一些人可能都有或都没有。

自我差异理论指出每一类差异反应特定的消极心理情境，与特定的情绪、动机问题相关。

一般来说，情绪症状分为两类，沮丧类与焦虑类。

现实∕自己-理想∕自己和现实∕自己-理想∕他人差异代表的一般心理情境为没有积极结果，产生沮丧类情绪（不适类型1），如失望、不满意、羞愧、气馁等。

现实∕自己-应该∕他人和现实∕自己-应该∕自己差异代表的一般心理情境为出现消极结果，产生焦虑类情绪（不适类型2），如害怕、感觉受到威胁、内疚、不安等。

某类自我差异越有效（差异程度越大），个体越不适；某类自我差异获取性越高，个体越容易体验与此对应的不适。

研究发现，对于拥有两类有效自我差异的个体，不同情境会提高某一类差异的可获取性，进而使个体体验对应的情绪不适。

个体儿童时期与父母的互动模式，即早期社会化是产生自我差异的重要原因。

孩子现实∕自己自我的形成受父母指导影响，并逐渐认为符合父母指导是必要的，进而内化为自我指导，因此他们更易形成现实-指导差异、更易体验伴随差异的不适、更不会修改自我指导。

Higgins假定喜欢用理想评价孩子的看护者易于引导儿童关注积极结果的有无，此时儿童产生的基本需要为抚育。

这类社会化模式逐渐内化儿童对积极结果的重视，使儿童的自我信念与父母（最终为自己）的希望、愿望相关，形成自我的理想域。

同时，喜欢用责任与义务评价孩子的看护者易于引导儿童关注消极结果的有无，此时儿童产生的基本需要为安全。

这类社会化模式逐渐内化儿童对消极结果的重视，使儿童的自我信念与父母（最终为自己）的责任与义务相关，形成自我的应该域[5]。

Higgins（1989）指出，与以往观点一致，自我差异理论假定个体使用自我指导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评估，使现实的自我特征与自我指导保持匹配或减少不匹配的程度[6]。

自我调节是一个认知与动机过程。

自我差异理论认为自我有两个调节系统，各自对应不同的调节目标。

其中，促进焦点系统追求积极结果最大化，相当于理想型自我。

预防焦点系统追求消极结果最小化，相当于应该型自我[7]。

二、调节焦点理论调节焦点理论没有被正式提出之前，调节焦点只是作为自我差异理论的一个方面被提及，认为调节焦点是个体从理想或应该域代表的核心心理情境出发解释情境和经历的倾向[5]。

后来，随着研究的发展，如Higgins等的（1994）研究[8]，Higgins（1997）提出了调节焦点理论，该理论区分了促进、预防焦点以描述两个在趋近-避免行为、情绪敏感两方面具有差异的自我调节（动机）系统。

促进、预防焦点源自不同的生存需要，追求不同的期望状态。

促进焦点源自抚育生存需要，自我调节关注抱负与成就，故而对积极结果的有无敏感，采取趋近行为实现目标。

预防焦点源自安全生存需要，自我调节关注责任与安全，故而对消极结果的有无敏感，采取避免行为实现目标。

同时，调节焦点既是个体的长期型特征，也可由情境诱发。

对于动机行为的目的，最古老的解释莫過于享乐主义观点，它假定个体受到快乐和痛苦的驱动，表现为趋近快乐情境，避免痛苦情境[9]。

Higgins（1997）则认为以往的心理学家对人类动机持简单的“享乐原则”观念[10，11]过于概括化，没有深入考查个体趋近快乐回避痛苦的具体方式，致使研究受限和理论发展受阻。

而调节焦点原则揭示了趋近—回避动机的真正本质。

该原则将自我调节区分为促进焦点与预防焦点两种类型[12]。

Higgins认为“享乐原则”具体如何发挥作用和该原则本身同样重要。

调节快乐和痛苦的不同方式会影响人们在积极、消极动机状态中的感受、策略和选择，并且独立于享乐原则本身，是一种新的动机原则[11]。

简单地说，在系统水平，个体皆趋利避害；但在策略水平，不同个体在追求期望的目标过程中并非都会选择相同的策略。

进一步地，调节焦点理论指出在趋利过程中促进焦点占主导的个体采用趋近匹配策略，预防焦点占主导的个体采用避免不匹配策略[10]。

不同的策略将影响人们在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和决策制定。

Crowe和Higgins（1997）提出并证实调节焦点独立于效价，影响个体在任务绩效和问题解决中的策略与决策模式。

具体而言，促进焦点倾向于确保击中、没有漏击；预防焦点则倾向于确保正确拒绝、没有错击[13]。

对于调节焦点与趋近—回避动机模型的异同，理论上，趋近系统主要关心趋近积极结果，回避系统主要关心避免消极结果；而调节焦点的促进、预防系统都关心获取积极结果，前者追求成长，后者追求安全。

Winterheld和Simpson（2011）的研究表明，在人际过程的某些方面，两者作用相似，但调节焦点理论的某些预测是后者不能实现的[14]。

同时，不同个体期望的目标也有差异。

调节焦点理论将人们期望的最终状态分为两类，分别为抱负与成就、责任与安全[12]。

促进焦点占主导的个体追求前者，避免希望落空，体验的情绪为高兴—沮丧类；预防焦点占主导的个体追求后者，避免受到惩罚，体验的情绪为平静—焦虑类。

促进焦点越显著、自我调节越有效时，个体越高兴；预防焦点越显著、自我调节越有效时，个体越平静。

同时，促进焦点个体所体验的积极情绪强度将大于预防焦点个体，预防焦点个体所体验的消极情绪强度将大于促进焦点个体。

也就是说，较之预防成功（没损失），个体对促进成功（得到）的体验更强烈；较之促进失败（没得到），个体对预防失败（损失）的体验更强烈。

另外，调节焦点既是一种慢性人格，也可由情境诱发[12]。

如前所述，大部分个体都有一个性格倾向：从促进或预防视角看待世界。

然而，该倾向也会因情境因素而发生暂时性的改变。

当情境中获得或损失特征突出时，会诱发个体对应的促进或预防焦点。

例如，损失框架会诱发预防焦点，获得框架会诱发促进焦点。

不过，尽管形成原因不同，两类（长期或情境诱发的）调节焦点的影响效应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促进焦点与预防焦点在以下三方面存在差别：（1）儿童想满足的需要，前者为抚育需要，后者为安全需要；（2）个体追求的目标本质，前者为理想自我，后者为应该自我；（3）个体看重的心理情境，前者为得到情境，后者为没损失情境。

调节焦点理论和自我差异理论的联系与区别表现为：自我差异理论将自我指导视作个体的长期目标，现实自我与自我指导的匹配或不匹配为长期目标获取，分别为长期成功与失败。

同时，促进焦点关注抱负和积极结果的有无，故理想型自我指导包含促进焦点；预防焦点关注责任和消极结果的有无，故应该型自我指导包含预防焦点。

然而，调节焦点本身不只是个体差异变量，它也会因情景的不同而变化。

和程序性知识一样，调节焦点的可获取性（强度）可长期、短期变化。

促进焦点和预防焦点是不同的自我调节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可在任意时间占主导地位。

作为动机条件，调节焦点独立于个体的自我指导本身[11]。

由此可见，较之自我差异，调节焦点对动机的影响更广泛[15]，其关键在于它可由情境诱发，而自我差异属慢性人格，只可激活。

三、理论发展——调节匹配理论对什么是一个好决定的经典回答是结果，一个好的决定收益高成本低。

这是源于值得的价值。

Higgins（2000）认为好决策不仅仅如此，提出当个体的目标追求手段与其调节导向匹配时，个体会体验到调节匹配，这会提高个体正在做的事情的价值。

这是源于匹配的价值，独立于结果价值[16]。

例如，为了实现一个目标，促进焦点个体使用热切型策略，预防焦点个体使用谨慎型策略，这就构成了目标手段和调节导向的调节匹配。

Higgins（2000）认为源于值得的价值和源于匹配的价值都对个体的决策评价有影响，但人们往往高估前者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