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修改

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修改——对清代中国内卷化的经济学解释作者杜车别一、对黄宗智理论的简单介绍[1]黄宗智曾经指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内，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还是西方的“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规范信念，也即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商品化导致近代化。

所以主张中国停滞的一方，竭力论证中国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不发达，而强调中国自身发展进步的一方，则找出种种事实证据说明明清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

而在黄宗智看来，恰恰是这个争辩双方都默认的规范信念本身缺乏足够根据。

他在文章[2]中前后提出了如下几个“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传统理论中规范信念的质疑第一是“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第二是“产量增长”，但同时却“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第三是“城市工业化”，但却“没有乡村发展”，“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这点里的城市工业化黄宗智也主要是指19世纪后的中国）第四是“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第五是“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同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的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第六是“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却“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3]黄宗智对所谓悖论现象的解释是“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

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

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和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首先应该承认黄宗智提出的这些所谓的悖论现象如果不纠缠于某些某些名词术语的歪曲使用（比如“自然经济”），那么确实是真实存在的。

用这些“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信念”的质疑也是有力的。

但是不得不指出，他在提出这些“悖论现象”的时候，本身就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明清合论”，在黄宗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是把明清连在一起说而不加区分，在他的观点中，明清这两个朝代统治下的中国似乎是本质相同，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社会，这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约定俗成的一个命题。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按照黄宗智对“规范信念”的定义，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明清合论”是一个比“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更大的“规范信念”，如果说后者毕竟不是被所有的研究者认同，那么前者却被所有的主流研究者当成了一个类似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无须探讨不容质疑的前提。

黄宗智在证明那些悖论现象确实存在的时候所依据的事实绝大部分都是清朝的事实，而他在下结论的时候的，却又无一例外的把结论不适当的推广到整个明清时期，而不给出更具体分析与证明。

似乎他认为既然清朝时期是如此，那么明朝当然就更是如此，这种想当然的谬误一定程度上导致黄宗智尽管已经对传统的理论观念提出质疑，但最终还是没有能打破窠臼，走出一条新路来。

如果要对黄宗智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其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过密化”也称“内卷化”（involution）。

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的商品化之所以无法导致近代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

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

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

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

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

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

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呢？如果用简单的话说就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产量增加，也就是在人口数量增加的推动下劳动生产率下降，边际收益递减下的生产增加，或者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从他自己的陈述来看，所谓过密化或者内卷化的最初含义是在农业上“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而黄宗智对这一概念推广后的含义是，第一“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超过了这个极限就是所谓的过密化，第二，这个概念也可以使用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4]。

其他学者对这一个概念也有比较详细的解说，我不妨引用一下，有助于加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黄宗智的过密化概念是“移植了经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s）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时所运用的“农业过密化”理论（也称农业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特点。

这一理论大致上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过密化‟的概念是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增加；第二，…过密化‟的形式主要表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第三，…过密化‟的动力来源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口的增长推动农业密集化；第四，“过密化”的商品化是非质变性的商品化，它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五，“过密化”可能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生产越是密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上通过资本化提高生产率的道路。

”[5]“过密化一词，译自英文Involution。

在不少词典上，此词迄今尚无确切的解释。

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

而后，在黄宗智教授1990年出版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一书中，过密化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过密化，根据黄宗智教授的定义。

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该书第11-12页）。

在他的著作由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过程中，曾就Involution的译法展开过讨论：“内卷”比较形象地描绘出整个过程的轨迹，但很费解；而“过密化”的译法虽失去了形象描绘。

却道出了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即劳动的超密度投入”“黄说明了他的理论与吉尔茨的不同之处。

吉尔茨的过密化概念只是单纯地提到了边际报酬的递减，而没有黄更强调的“过密型增长”及“过密型商品化”的内容。

吉尔茨的过密化也局限于水稻经济，而没有扩大到手工业（副业）、旱作农业及经济作物方面（黄1992年中文版第18页）。

把过密化放入商品化的大环境，放入综合的社会经济大环境，应该说是黄的重要发现。

”[6]“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得益于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的研究，…过密化‟即involution．原译作“内卷化”，后来改译为“过密化”，是吉尔茨在其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ess of Ecological in In-donesia一书中对爪哇稻作农业中由于劳动力过量投入导致的边际报酬递减现象的称谓。

俄国农村问题专家、农民学的重要创始人恰亚诺夫(A·V·Chayanov，亦译蔡雅诺夫)认为，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家庭农场的要素结合，客观上要求最适度的生产规模。

在人口过剩地区，家庭农场不总是能够从手工业、商业等部门找到多余劳动力的出路。

于是，农场常常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和资本，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虽然它也会增加农业总收入，但必定会降低单位劳动的报酬。

黄宗智研究中国农业经济的一系列论著，如：《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以下简称《华北》)、《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以下简称《长江》)和《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的危机》等，对吉尔茨与恰亚诺夫的观点做了进一步延伸，部分学者将其称之为…过密化‟理论。

”[7]从上面这些学者对过密化概念的介绍概括中，我们大致对这个概念可以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

二、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缺陷的分析应该说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对突破传统的观念思想，有一定的意义。

但是其本身也有一些根本性的缺陷。

这里主要说两点:1、倒果为因也就是说在黄宗智看来，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之所以没有象西方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者所谓的近代化道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所谓的过密化。

但是我们深入思考一下就不得不提出疑问，如果中国有所谓的过密化，那么西方有没有？如果答案是西方没有，那么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又是什么？如果答案是西方也有过密化，那么很显然把过密化当成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就更说不通，过密化本身并不能造成这种结果。

在前者的情况下，所谓的过密化理论没有作出真正原因的解释，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把原来的问题包装了一下，用另外的一种形式提了出来。

而如果是后者的情况，那么就更说明所谓的中国的过密化现象持续的存在本身倒不过是中国没有象西方一样走上近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道路的结果，而并非是原因在答案是前者的情况下，黄宗智等人并非没有试图作出更进一步的解释，而这更进一步的解释，实际上仍旧是把问题归结到人口上面，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太多了，所以过密化，而西方人口相对少，所以没有过密化。

但这样的解释还是没有太大说服力，事实上任何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是从少发展到多的，而不可能一开始就多，那为什么中国就比西方更特殊，就一定是从较少的人口发展到过度多的人口，而西方国家则没有如此呢？再进一步说，黄宗智等人自己也察觉这一理论有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事实上中国人口在明清交替时期，甚至在清晚期太平天国起义后，都有大幅度的减少，为什么这样大规模的减少，却没有能改变所谓的过密化的状况呢？如庞卓恒所说“把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中国与欧洲人口波动情况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中国的波动次数更多，波幅也更大。

如果按人口剧减有助于恢复人口与耕地之间平衡的理论，明初人口较14世纪中叶剧减30%，较13世纪中叶少50%；清初人口只抵明代峰值的60%，减幅达40%，而在四川那样的地区，减幅甚至达80-90%；那么，至少明初、清初数十年间不会存在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以黄宗智教授着重研究过的鲁冀两省为例，1800年时，两省人口总计约5000万，人均耕地4亩；但明初人口总共才约700万，人均耕地近20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