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修改

对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修改——对清代中国内卷化的经济学解释作者杜车别

一、对黄宗智理论的简单介绍[1]

黄宗智曾经指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内，无论是中国本土的“封建主义”模式和“资本主义萌芽”模式，还是西方的“冲击——反应”模式和“近代早期论”，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规范信念，也即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或者换一种说法就是商品化导致近代化。所以主张中国停滞的一方，竭力论证中国明清时期商品经济不发达，而强调中国自身发展进步的一方，则找出种种事实证据说明明清时期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在黄宗智看来，恰恰是这个争辩双方都默认的规范信念本身缺乏足够根据。

他在文章[2]中前后提出了如下几个“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传统理论中规范信念的质疑

第一是“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

第二是“产量增长”，但同时却“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第三是“城市工业化”，但却“没有乡村发展”，“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这点里的城市工业化黄宗智也主要是指19世纪后的中国）第四是“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第五是“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同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的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

第六是“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却“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3]

黄宗智对所谓悖论现象的解释是“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

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

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和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首先应该承认黄宗智提出的这些所谓的悖论现象如果不纠缠于某些某些名词术语的歪曲使用（比如“自然经济”），那么确实是真实存在的。用这些“悖论现象”来验证他对“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信念”的质疑也是有力的。

但是不得不指出，他在提出这些“悖论现象”的时候，本身就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明清合论”，在黄宗智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始终是把明清连在一起说而不加区分，在他的观点中，明清这两个朝代统治下的中国似乎是本质相同，连续发展，一脉相承的社会，这对他来说是显而易见，不证自明，约定俗成的一个命题。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按照黄宗智对“规范信念”的定义，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明清合论”是一个比“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更大的“规范信念”，如果说后者毕竟不是被所有的研究者认同，那么前者却被所有的主流研究者当成了一个类似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无须探讨不容质疑的前提。

黄宗智在证明那些悖论现象确实存在的时候所依据的事实绝大部分都是清朝的事实，而他在下结论的时候的，却又无一例外的把结论不适当的推广到整个明清时期，而不给出更

具体分析与证明。似乎他认为既然清朝时期是如此，那么明朝当然就更是如此，这种想当然的谬误一定程度上导致黄宗智尽管已经对传统的理论观念提出质疑，但最终还是没有能打破窠臼，走出一条新路来。

如果要对黄宗智的理论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么其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过密化”也称“内卷化”（involution）。

黄宗智认为,明清时期的商品化之所以无法导致近代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商品化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即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力投入的增加。长江三角洲的过密化主要通过扩大经济作物经营的形式进行。尤其是植棉与棉纺织手工业。棉花经济增加了劳动力的投入，比起单一粮食作物来增加了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值，然而单位工作日收益却是下降的。这是一种应付人口压力下的维持生计的策略，而非为了追求最高利润的资本主义式的策略。它不会带来资本积累。这样的主要由人口压力推动的过密型的商品化，必须区分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的商品化。”

那么究竟什么是黄宗智所谓的过密化呢？如果用简单的话说就是由于人口增长而导致的产量增加，也就是在人口数量增加的推动下劳动生产率下降，边际收益递减下的生产增加，或者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从他自己的陈述来看，所谓过密化或者内卷化的最初含义是在农业上“人口增长推动了种植业的密集化”，而黄宗智对这一概念推广后的含义是，第一“在固定的技术条件下劳动密集化的过程是有极限的”，超过了这个极限就是所谓的过密化，第二，这个概念也可以使用于“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商品化农业生产”[4]。

其他学者对这一个概念也有比较详细的解说，我不妨引用一下，有助于加深对这个概念的理解

黄宗智的过密化概念是“移植了经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s）在研究印度尼西亚生态变化时所运用的“农业过密化”理论（也称农业业内卷化Agricultural Involution）研究中国的农村经济特点。这一理论大致上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过密化‟的概念是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面积劳动投入的增加；第二，…过密化‟的形式主要表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和经营；第三，…过密化‟的动力来源于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人口的增长推动农业密集化；第四，“过密化”的商品化是非质变性的商品化，它与推动近代发展的质变性商品化有着根本的区别；第五，“过密化”可能带来的发展是有限的，生产越是密集化，就越是难于把劳动力抽出而走上通过资本化提高生产率的道路。”[5]

“过密化一词，译自英文Involution。在不少词典上，此词迄今尚无确切的解释。过密化理论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提出，始于黄宗智教授1985年出版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在1986年的中文版中曾译为“内卷”。而后，在黄宗智教授1990年出版的《1368-1988年间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1992年中文版）一书中，过密化理论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过密化，根据黄宗智教授的定义。是指经济在以单位工作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的条件下扩展，即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该书第11-12页）。在他的著作由英文版到中文版的过程中，曾就Involution的译法展开过讨论：“内卷”比较形象地描绘出整个过程的轨迹，但很费解；而“过密化”的译法虽失去了形象描绘。却道出了整个过程的关键点即劳动的超密度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