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论

西方是积极的行动者,东方则是消极的回应者。西方是东方人所有行为的目击者和裁判者东方只能借助西方来界定自身,/东方不再是欧洲的对话者,而是沉默的他者。0[2]8东方人

之好坏与否应由西方人判定。按照东方主义的西方中心主论逻辑,东方是落后、野蛮、愚昧、守旧和懒惰的象征,是与处于中心位置的西方相对立的一种边缘性的存在,东方主东方主义对东西方关系的塑造,不是为了寻求一种知识和真理,而是为了实现西方对东方的统治和霸权,因此,东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霸权主义。东方主义所关注的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权力的问

题,它以知识的形式支持西方对东方的扩张、侵略和殖民,因此是/-知识的帝国主义.0[2]74,东方主义视阈中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霸权等级关系。赛义德在5东方学6一书中强调:/西方与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0[1]8,在这种霸权关系中,东方被东方化了,它可以被制作成或被驯化为/东方的0,这种驯化和制作从属于西方对东方的统治关系。

赛义德认为,东方主义是西方为了实现对东方的霸权而刻意构建的一种理论和实践体系,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可能理解欧洲文化庞大的规章制度,欧洲正是借助它而对东方施加管理甚至生产的。东方主义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倾向,是一种十足的文化帝国主义,它宣称西方文化优于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不仅是西方的,而且是全人类的,它所具有的普世性使它成为人类文化的典范,因为它带给人类的是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福音。近代西方具有非常坚定的西方中心信念,黑格尔哲学就是明显的例证。黑格尔将历史视为人类自由意识的进步,这种进步是从希腊开始的,因为希腊人的精神是以普遍性作为对象的,而东方精神则没有从特殊.

二、/西方中心论0

/西方中心论0(West-centered Theory)又称/欧洲中心论0,就是将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

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欧洲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认为欧洲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所有方面发展的中心,而欧洲以外的地区则是受其影响才得以发展的。/西方中心论0具体有三种模式。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落后状态,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入侵,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是由西方文明的冲击引起的。第一个层面主要关注世界通史的内容比例，认为以往编纂的世界通史著作中西方所占比例过重，世界史成了以欧洲史为主轴的历史。周谷城指出: “我写世界通史之前，曾翻阅了许多著作，发现其中有一共通之点，都是从埃及开始，接着便是希腊、罗马，谓之古典世界。古典世界之后，便是基督教。这样的作法便是欧洲中心论。”［6］( p．3) 这种现象在世界近现代史编撰中更为明显。有学者曾做过认真统计，并以吴齐本《世界史》“近代史编”为例，指出“该编上下两卷6 章24 节共910 页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合在一起大约只占21% 的篇幅，其余79% 基本上都是有关欧洲和北美的内容”。其中“58% 的篇幅给了欧洲，只有4% 涉及中国”。因此认为，这反映该著作仍然受到“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我们的世界史研究经常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9］( p．Ⅷ) ，非西方地区的历史往往被表述为对西方历史和发展道路的模仿和赶超。第三个层面的反思则从世界史研究中一些概念工具入手，认为我们现在用以表述世界史的一些核心概念和范畴都源于西方经验，而不是源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因此用这些概念和范畴来叙述非西方的历史，也是“欧洲中心论”影响的体现。有学者认为这些概念都根植于西方历史经验的普遍论、进步论之上，反映西方对世界历史的元叙述。不仅西方学者用诸如“工业革命、现代性、资本主义以及个人自由”等这些“基于欧洲特定经验所产生的概念来阐释欧洲对现代世界的支配以及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8］( p．43) ，而且这些理论和概念也被非西方世界广泛接受，我们的历史研究同样无法摆脱。马克垚先生评价道: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和历史学，可是我们的现代历史

学，还是从梁启超学习西方史学开始的。直到现在，我们既缺乏从本土资源出发、从自己的历史出发建立的历史理论，也缺乏从本身出发看世界而建立的世界史理论，世界史发展模式。”“我们历史科学使用的概念、范畴、模式、理论、规律，都

可以说是出自西欧的。”［10］( p．21)马世力先生认为世界近现代史的中心

确实曾经在西欧或欧洲，这是不容否定的;“西方中心论”的语调曾经充斥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每一个角落，即使是革命史观仍然没有逃脱它的阴影。他在书中对费正清和柯文的两种解释中国近代史的模式都进行了批判，认为冲击回应模式“不仅有抹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存在倾向，而且（与马克思同样地）认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产生了积极和必要的正面作用：它唤醒了沉睡着的亚洲社会，推动它们摆脱了停滞不变的过去”，柯文在其《在中国

发现历史》一书中已经明确说明，所谓的中国中心观，不是一种模式，它只是一种取向或者是一组取向，他认为：“中国本土社会并不是一个惰性十足的物体，只接受转变乾坤的西方冲击，而是自身不断变化的实体，具有自己的运动能力和强有力的内在方向感”。也就是说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更多的应该从中国内部去探索整个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各种线索。

这种争论本应不断取得共识，但越争论门派越多，歧见越大。西周到东晋1300年，每一种可能的分歧法都被人们用上了，讨论走人死胡同。究其原因应该归结为历史观念的偏差。中国古史分期研究，实际上是在削中国历史之“足”，强适欧洲历史之“履”，不敢怀疑中国奴隶社会存在；只了解奴隶制曾在古希腊、罗马得到过充分发展，欧洲有奴隶社会，就认定中国历史也必有这种制度存在过，按欧洲历史之“图”，索中国历史之“骥”，先认定中国有奴隶社会，再搜寻资料加以证明。这正是“西方中心论”在作怪。中国古史分期的理论依据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五种生产方式说”。五种生产方式在本质上也同样暴露了“欧洲中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导致许多人认为，中国历史本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要进入西方历史后中国历史的价值才能得以有效说明。而这一切是把中国历史等同于欧洲的某些阶段，把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期等同于欧洲历史的某些片断。这样写出来的历史，使中国人失去了和过去的联系，成了欧洲的附庸，西方中心主义的摒弃也并不意味着可代之以其他中心主义，我们要避免任何一种“中心观”。因为任何只持“西方中心”或只持“中国中心”的观念，都是片面的。推进当代历史研究不仅在于集中批判“欧洲中心论”，而且“还必须在其他方面付出同样巨大的努力去克服民族和种族的局限性”，“抛弃中心和边缘的观念，不论这个中心是位于欧洲还是位于中国”⋯]。我们必须培养一种“非中心的意识”，而且也只有在普遍问题的研究上培养起多元化的观点，才能对历史上诸多可能性的问题提出新见解。n 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处理西方主流史学和非西方史学的关系，才能克服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克服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历史局限，从而实现对历史的客观的、全面性的研究。还值得注意的是，不是借用了西方话语就是西方中心论，而是用西方模式来套用非西方历史

才是根本。因此，中国历史研究应摒除“西方中心论”这也并不是要盲目否定西方的各种理论范畴，而是要与这些范畴建立一种新的和独立自主的关系。在当下，和传统之间隔着一个现代西方，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学术意义来说，西方曾经设定或正在设定的框架已经成为我们所处世界的～部分，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它，只能应对挑战，更为积极地寻求解决之道。当然，此中固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因为西方的范畴、概念，即话语系统，毕竟是从西方的历史场景中概括出来的，将之移植到中国，确实难免简单化和方榫圆凿，易于造成在某些学术部门或领域中出现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误读。事实上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但是，它毕竟是局部的问题，不能以偏概全。而且，中西文化融合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发现不足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存在的问题只能靠进一步发展去解决。发展也是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传统资源总是要通过现代的转换，才能得到传承与发展。我们需要意识到前者所代表的普遍价值的种种局限与不足，看到它的问题与危机以及西方在应对这些危机时所采用的办法。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保存西方理论中的精华，同时克服其消极影响，不再重蹈覆辙。中国的历史要想得到合理地、真实地描述的确需要创造出和历史的本来面目相符合的一套话语制度。但是，中国史重返中国目前还处在起步阶段，结果还不令人满意，在各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以中国中心观为出发点写出来的史学究竟是什么样的面目?具体目标应怎样定位?如果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用所谓自己的话语来书写原汁原味的历史，那么会不会导致史学的巴尔干化，导致国际交流困难，反而影响史学的进步?这些都还是未知数，也值得思考与商榷。另外，这里也存在着～个悖论，中国史在西方的状态是由西方导致的，但是中国史重返中国也是由西方、由美国的汉学家们和他们的东方弟子们发起的，于是这就不能保证一定不会重现中国史在西方的状态。我们必须承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话语的确越来越多地影响和渗透着中国历史研究。显然，我们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从根本上摆脱西方话语的影响。在中国史学宝库里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华，我们也不应该把这些精华跟国外的、西方的史学之中的很多精华对立起来，而是应该把它们融会贯通，形成特色。在西方的经验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取得平衡，从而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又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并建立起与西方主流史学平等的地位，使得中国史学界能与国际史学界进行有效和平等的对话。在和谐社会的旗号下实现史学的和谐、全面、健康发展，加强与世界的交流，提高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借鉴吸收的能力。史学家也不能只是面对过去，而是要立足现实，更要把握未来。这样才是中国史学应有的前景。

可以看出, 西方中心主义始于何时, 人们的意见并不是一致的。是不是西方人对于别的民族存有偏见或持批评态度都是西方中心论的呢? 在我看来, 人们总是从其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角度出发, 审视别的民族、别的文化的, 这是历史以民族社会为主体的时代的必然现象。我们不能把西方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批评全都看成是西方中心论。当从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