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谭嗣同政治思想的矛盾性中剖析他舍生取义的历史动机

收稿日期6作者简介童舜尧(),男,江西德兴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

2008年6月第30卷　专辑

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Hu manities &Soc i a l Sc iences )

Jun .2008

Vol 130　Spec ial sec .

从谭嗣同政治思想的矛盾性中剖析

他舍生取义的历史动机

童舜尧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　650031)

摘　要:谭嗣同是“戊戌六君子”之中一个主动放弃逃生机会而去选择慷慨赴死的维新志士。在历史上能这样为自己选择归宿的人物也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促使他选择慷慨赴死的动机有三:其一,爱国忧民;其二,为实现自己心中资本主义的那幅完美蓝图而死(抑或说是为心中的信仰而死);其三,忠君酬主。而这三个动机的形成和他政治思想的矛盾性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一生都处在矛盾中是谭嗣同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戊戌变法;　西学;　冲决网罗;　万国公法;　仁学;　忠君酬主

中图分类号:K 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219(2008)专辑-0082-03

十九世纪末期的戊戌变法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发动的改良运动。他们企图将君主专制制度变为君主立宪制度,结果惨遭失败。在这场运动中作为核心人物的谭嗣同却是个为后人所景仰而又充满着多种矛盾色彩的人。作为激进的维新志士左派的代表,他的思想明显地含有革命民主主义的内容,但其所作所为却是在为实现君主立宪而奔走呼号;他猛烈抨击君主专制,痛骂专制帝王,却又甘心为光绪皇帝效命;他在痛斥纲常明教,呼吁民主平等的同时却又在赞扬孔子,要求仿效西方光大基督教那样来尊孔崇教。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出身与湖南浏阳官僚地主家庭,其父为湖南巡抚谭继洵。谭嗣同10岁拜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为师。欧阳中鹄平素服膺王夫之的学术气节,在他的影响下,谭嗣同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1876年,其母病故,此后常为“父妾所虐”、“遍遭纲伦之厄”,[1]遂对封建主义萌发了叛逆思想。1877年谭嗣同师从涂启先,系

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典籍,并开始接触算学、格致学等自然科

学。1884年离家出走,开始了十年漫游,期间不但眼界大开还结识了不少维新志士。他在途中接触了下层社会,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矛盾的认识。他亲眼目睹了国家的贫弱与人民的苦难,更激发了心中的爱国热情和对满清封建统治的不满。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更进一步坚定了他的救国信念,他和当时的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一样走上了爱国救亡的道路。

我们首先要肯定的是谭嗣同是维新志士的杰出代表。在他成长的人生历程中,1896年是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他实现了人生的一次重要的转变。从信奉“中学”转变为热衷“西学”。即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的“三纲五常”和封建制度产

生怀疑,开始努力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与社会政治学说。是中国日益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促发了他的这次思想转变。他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钜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思致。”“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2]他甚至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1]要知道强调世界和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是所有维新派宣传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严复讲“物竞天择”、讲“世变”,都贯穿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必变的思想。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强调的也只是一个“变”字。而康有为不论是含有自然辩证法的宇宙观还是公羊三世说的历史进化论

(即将《春秋公羊传》里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推演为君主

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人类社会的演化程序),都把事物的发展变化作为基本观点。不同的是,严复笃信的进化论是庸俗进化论,没有丝毫的突变思想,他坚持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唯不可期至以骤”。[1]康有为虽然在强调变法维新的必要

性时,提出了“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

能立国也”。[1]在一定程度上他突破了庸俗进化论,树立了突变思想,但仍强调自上而下的和平改革。只有谭嗣同不仅讲变,而且讲斗争、讲“流血”,思想之激进超过了其他维新派人物。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谭嗣同主张流血斗争,因而自己也就不会畏惧流血。

1896～1897年,谭嗣同发愤著《仁学》,阐发了他激进的政

治思想与哲学观点,发明“冲决网罗之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独放异彩。他用明确的社会契约论的国家学说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他认为君主是为人民办事的,君若不为民办事,就可以由民众废弃。然而,中国的专制君主都“视天下为其囊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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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私产”,把民众当作“犬马土芥”。因此他愤怒谴责专制君主是“大盗”,指斥“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3]他号召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谭嗣同对封建专制统治无比愤慨,同情人民的革命斗争。他说太平天国“洪、杨之徒,见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3]他歌颂法国大革命,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　万民之恨”。[3]此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谭嗣同的思想中,反封建的因素是主流,而反封建专制的最终目标就是希望国家能够摆脱封建落后去发展资本主义实现繁荣富强。批判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发展。在他的主流思想里充满了浓浓的爱国主义情绪,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这个主流促使了他愿意去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战斗。他希望甲午战后处在风雨飘摇中的国家能重新振作、变法图强,人民能重新安居乐业。在实际行动上,他密切与下层会党人物来往,积极投身到维新变法的政治洪流中去。前述的结论指出,他既然主张暴力流血就不会惧怕自己去为此而牺牲。这样的不惧怕与变法图强相交织、与救民于水火相交织,因而舍生取义便自然会成为谭嗣同的自觉行为。他认为自己去流血是必要的、是值得的,没有流血的政治斗争在他眼里是苍白无力的。当时的中国就需要用流血牺牲来实现他心中的理想与抱负。因而在这一动机的驱使下,他放弃了逃生的机会、慷慨赴死。他走了,但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下面,我们在从另一个角度来剖析谭嗣同舍生取义的历史动机。谭嗣同也并非完人。他活在19世纪末的中国,他的主流思想虽超越了同时代的其他维新志士,但也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旧观念的烙印在他的头脑中留下深深的印记,这个印记让他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歇斯底里的狂热与不成熟的认识。他再一次显示出了思想中的矛盾性。他强烈指责列强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灾难,深为大好河山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而愤慨,有“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3]的感叹。但同时他却又以幼稚的学生态度唱着“西学”的赞美诗,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说成是至善至美。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已经兴起,这对于那时代表中国初起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而言是不能了解的。谭嗣同说:“尝谓西人之治之盛,几轶三代而上之”,[3]他用封建的语言来颂扬资本主义。在这种语言中所谓的“三代之治”就是至高无上的理想政治。他很赞赏当时的国际公法,把资本主义的国与国关系极端地美化和理想化。他说:“即万国公法,为西人仁至义尽之书”,[3]完全不懂得民族压迫与民族侵略是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引起的现象,却以为西方资产阶级所制定的国际公法能够保证每一个国家的独立。中国为什么会遭到西方国家的侵略?他的解释是:“惜中国自己求亡,为外洋所不齿,曾不足列于公法,非法不足恃也”[3]在他眼里,中国不需要同帝国主义侵略认真地进行斗争,只要向西方国家一样实行资本主义,就可以依靠“仁至义尽”的国际公法而得到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由。在他眼里资本主义就是一幅十全十美的蓝图。如果说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将谭嗣同塑造成一个反封建的勇士,那么要实现心中那幅至善至美的蓝图也是他甘愿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动机。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定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完美,也就认定了为了这个完美能在中国大地上实现去流血牺牲也未尝不可,这样的流血牺牲能唤起中国不再“自己求亡”。在他看来,西方国家能用流血牺牲来换来一个完美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实现,中国也更应该用流血牺牲去实现他心中资本主义的理想,从而也能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他甘愿去作这个流血牺牲的第一人。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又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谭嗣同的舍生取义也正是他政治思想上不成熟的表现。他不能清醒地认识世界大势,也不能清醒地认清中国形势。至少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其概念是模糊的。以章炳麟为代表的许多维新志士实现了从资产阶级维新派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转变,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流砥柱,这才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谭嗣同是看不到这一点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关于解决变法经费的来源问题上,谭嗣同有个十分荒谬的想法,他说“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3]不如拿来“分卖”给英、俄二国,这笔卖地得款,除了偿还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以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用矣”。[3]可见如果这些维新志士们如果真的能取得政权,大行其志,也很难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他们是解决不了中国独立自强的问题的。

最后,我们再从谭嗣同自我矛盾的政治思想中来剖析他舍生取义的第三个历史动机。谭嗣同的政治思想里充满了对封建专制和纲常明教的无情鞭挞,然而他在斗争实践中却选择了去为一个皇帝奔走呼号。他这个人物是矛盾的,他的反封建思想交织着太多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早年的谭嗣同本身就是个十分保守的人。1886年他在《治言》一文中曾讽刺过主张变法的维新思想家为“世之自命通人而大惑不解者”,说他们“见外洋舟车之利,火器之精,戚心悚目,震悼失图,谓今之天下,虽孔子不治”,并指责维新思想家,“是何言哉”?[3]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中学文化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虽然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但这种转变并不可能完全去除传统文化对他的根深蒂固的影响。他哲学思想的庞杂性就能看出这一点。在《仁学》一书中,他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学、相宗之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记》、《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静、王阳明、王船山、黄黎州之书”。[3]在这里他所开列的书目既有唯物主义又有唯心主义;既有自然科学又有宗教神学;既有儒学,也有道学和墨学。因而谭嗣同不是一个离开传统文化去孤立地谈“西学”、谈变法维新的人物。在《上欧阳中鹄书》中,他把佛学、儒学和基督教的教义杂糅在一起,抒发所谓的“心力决定论”,阐明了他的“心学”思想。如“人为万物之灵、人的心力是无限的”、“若能了得心之本源,当下可做出万万年之后神奇”、“劫由心造,亦可由心解之”。[3]谭嗣同在宣扬心学神秘主义中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去弘扬礼教。他公开宣称:“今之言政言学,苟不言教,则等于无用”,[4]他认为古今中外不论哪种宗教教派都有两个基本相同之处:一即慈悲(也就是儒学所谓的仁);二即灵魂(也就是《易》所谓的精气为物,游魂为变)。“言慈悲不言灵魂,止能教贤智,而无以化愚顽;言灵魂而不极其诞谬,又不足以化异域之愚顽”。[]他要求仿效西方光大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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