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次经济波动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历次经济波动分析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陈乐一李良发布时间:2014-09-26内容摘要：本文以GDP增长率为指标，按照谷-谷法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划分为11个周期，并从经济史角度对每一次经济波动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我国经济波动的客观规律，对于政府今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避免经济剧烈波动，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经济波动，GDP增长率，宏观调控引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由新中国成立时的一穷二白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但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经济的波动，剧烈的经济波动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此，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进行分析并找出经济波动的客观规律是十分必要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波动问题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陈乐一(2007)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2次经济波动进行了分析，并得出投资的扩张和压缩是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原因。

金浩、李延军、高素英(2005)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5个周期，第二产业的波动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影响大。

李天锋(201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经济经历了5次波动，通过分析得出投资、消费、进出口以及政府收支增长的波动和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划分本文采用GDP增长率作为划分经济周期的指标。

测定经济周期的方法最常用的有3种：速度法、移动平均法和一阶对数差分法。

速度法是直接用GDP增长率来划分经济周期，比较直观。

移动平均法是对GDP增长率进行数年移动平均处理来划分经济周期，但这种方法存在缺陷，处理数据中存在明显的滞后现象，移动年份过长也会导致数据的缺失。

一阶对数差分法是以产出水平的一阶差分值为指标测定经济周期(陈乐一，2007)。

本文采用比较常用的速度法来划分经济周期。

本文分析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但由于1949-1952年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在这期间，我国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经济，真正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于1953年。

因此，本文实际上分析的是1953年以来我国的经济波动情况，本文中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2013》。

1953-2012年我国GDP增长率如图1所示。

从图1中可以看出，按照谷-谷法可以将1953-2012年我国经济波动划分为11个周期，具体划分方式见表1。

在此需要进行说明的是，1953年属于上一个周期，在本文中不予分析。

第2个周期1958-1962年中，尽管按照谷-谷法1961年为波谷年，但1962年的GDP 增长率仍为负，因此，将1962年划分到第2个周期。

同理将1968年划分到第3个周期。

表1中的扩张与收缩的比率是反映经济稳定性的指标，是扩张期的平均长度与收缩期平均长度的比值。

扩张与收缩的比率越大，说明扩张的时期越长，收缩的时期越短，即经济越稳定，反之，经济越不稳定。

从表1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GDP增长率的波动经历了11个周期，前5个周期属于改革开放之前，后6个周期属于改革开放之后，第11个周期还未结束。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是4.6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是0.77。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周期的平均波长是6.6年，扩张与收缩的比率是2.54。

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稳定性明显增强。

我国历次经济波动具体分析(一)第一次波动：1954-1957年1953年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全国人民从事生产的积极性很高，掀起了经济建设的热潮，促进了1953年的经济发展，使得1953年GDP增长率达15.6%。

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建设经验，中央将经济增长的指标订的过高，1953年上半年出现了“小冒进”的现象，政府在基本建设方面投资过大，在金融方面过度压缩流动资金，引起生产和流通的不正常，导致了市场供求紧张，致使1954年经济陷入波谷。

到1955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只剩两年时间，为了保证“一五”计划的实现，中央在制定1956年经济计划时，规定1956年工业总产值要比上一年增长21.7%。

1955年的财政和物资结余以及1955年下半年我国掀起的社会主义改造浪潮为1956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保障，促进了1956年经济的繁荣。

但是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超出了国家和人民的承受能力，存在“冒进”的倾向。

为了避免“冒进”引发的市场混乱，1956年中央领导人提出了“反冒进”，缩减1957年的经济计划，结果导致1957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降，出现衰退。

(二)第二次波动：1958-1962年1957年底，我国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人们也滋长了骄傲情绪，忽略了经济建设的艰巨性。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批评了“反冒进”的方针，提出要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尽快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

至此，我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中央在农业方面和工业方面都订立了高指标。

持续三年的“大跃进”从某种意义来说，促进了1958年经济发展的繁荣，农业和工业得以迅速发展。

但“大跃进”也导致了浮夸风，给我国的经济带来了灾难，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国家财政赤字严重，生活消费品严重短缺，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很大负面影响，造成1960-1962年国民经济的大衰退。

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意味着“大跃进”的结束，我国开始转入经济调整时期，但是真正进入全面调整阶段是从1962年开始的。

经过一年的调整，1962年GDP增长率有所上升。

从图1可以看出，1958-1962年的经济波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波动最剧烈的一次。

(三)第三次波动：1963-1968年1963年，我国经济经过1962年的全面调整，开始摆脱困境，进入回升阶段。

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一直持续到1965年。

在1963-1965年的继续调整阶段，工业部门继续支持农业，加快轻工业的发展，加强生产能力配套，引进新技术。

经过对经济的全面调整，1965年，我国农业总产值达到833亿元，工农业结构得到了改善，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趋于正常，国民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经济的繁荣。

1966年是“三五”的第一年，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较好。

而就在同一年，爆发“文化大革命”，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发展。

由于“文化大革命”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是从1967年开始的，1966年我国经济仍有较大增长，GDP增长率达到10.7%。

1967年1月，全国掀起了夺权浪潮，停工和武斗的现象时有发生，工农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生产建设处于混乱状态，动乱的局势一直持续到1968年8月。

3年严重的动乱给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损失，导致经济的大衰退。

1967年和1968年连续两年经济出现负增长，经济位于该周期的波谷。

(四)第四次波动：1969-1972年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之后，国内政治局势趋于稳定，我国的经济开始回升。

196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945.8亿元，比上年增长16.9%。

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为了保证“三五”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央决定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

到1970年底，国内生产总值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比上一年增长19.4%，保证了“三五”计划的完成，也促使1970年经济位于该周期的波峰。

“三五”计划是在高投入下完成的，带来许多问题，如积累率过高，原材料供不应求。

1971年，在原有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又要求继续跃进，致使国民经济出现了两年过热的情况。

经济过热使积累率继续提高，原材料短缺更加严重，经济效率不断降低，导致1972年经济的衰退。

(五)第五次波动：1973-1976年1972年，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对国民经济进行了两年的调整，包括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压缩“四五”计划的高指标，压缩基建规模。

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1973年我国经济回升。

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1974年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又使国民经济恶化，进入衰退阶段。

“批林批孔”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工农业发展缓慢，铁路运输堵塞，财政出现赤字，市场供应紧张。

1974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四届人大后，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我国的经济进行了全面的整顿。

经过整顿，1975年GDP增长率达到8.7%，经济步入繁荣阶段。

而在邓小平对国民经济的整顿初见成效之后，1975年11月，中央又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为2961.5亿元，比上一年减少51.6亿元，远没有达到计划的要求。

“文化大革命”一直持续到1976年10月，10年“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未完待续）《商业时代》2014年第27期(六)第六次波动：1977-1981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左”的指导思想进行批判，恢复和发展国内外贸易，局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

通过以上措施，1977-1978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

在国民经济有所恢复时，由于当时中央对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又出现了“左”的错误，提出了很多不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高指标，导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失调，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降低了经济效率。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

这次会议是我国走向新的振兴的起点。

会议正式确定对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包括调整农业政策，调整工业内部的比例关系，压缩基建规模。

经过以上措施的调整，1979-1980年我国国民经济波动不大，但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少，尤其是物价的上涨。

1980年，中央决定进一步调整，控制基建规模，稳定物价，紧缩性的政策导致了1981年经济的衰退。

(七)第七次波动：1982-1986年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我国经济基本保持稳定，物价得到控制，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趋于协调，我国经济形势良好。

1983年和1984年GDP的增长率分别达到10.9%和15.2%。

1984年，中央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计划管理体制、流通体制和价格体系进行改革。

经济体制的改革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也使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但是高速的经济增长又伴随着经济的过热，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信贷资金增长过快、商品供不应求。

对于1984年出现的经济过热，1985年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政策使得经济过热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98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比上一年增长38.8%，投资增长势头过旺。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中央决定在1986-1987年继续调整，控制需求过旺，增加有效供给，争取实现“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