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比较

中西文明比较

中西文明比较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论题，中国的陈独秀、鲁迅、梁漱溟、林语堂、李敖、柏杨、孙隆基、赵鑫珊以及英国的伯特兰·罗素等都曾对之进行过研究，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罗素在《东西方文明比较》中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在性格品质上的明显差别表现在：西方人生性好战喜欢竞争与崇尚变革，爱钱，重视人际交往的直率，办事倾向彻底，中国人气质平和而安于现状，爱权，讲究人际交往的客套，办事喜欢妥协。

从文化性质来看，中国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属于“法理型”文化。中国文化从“性善”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主张建立良好的伦理道德以规范人们的行为，通过教化来使人形成自律意识，自觉克服人的动物性本能，自觉克服个人的私欲，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西方文化从“性恶”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主张“原罪说”，认为人生下来就有罪，主张建立严密的法律来抑制个人的私欲和动物性本能．以“他律”来促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

在《红楼梦》与《神曲》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上可以看出中西文学的相同与不同点。两位作者在爱情观念上迥异其趣。《红楼梦》可说是一以贯之的女神、女性至上以及爱情至上；灵界的神明是女娲，梦境的引领是警幻仙姑，情爱主角是草木人儿林黛玉；褒扬颂赞，一目了然。而但丁却一面把他人的爱情打入地狱，一面又让自己的心上人将他牵引去天堂。《红楼梦》犹如一曲爱情礼赞，而《神曲》却在

排除了人间情爱的同时，悄悄地为自己保留了爱的一席之地。

《红楼梦》所聚焦的叙事对象是当下的人生、当下的生活、当下的世界；《神曲》所关注的是被文字所现成化了的历史和人物，从而以审判的方式而不是描述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宗教立场和审美情趣。从《红楼梦》灵、梦、情的叙事结构里，读者可以感觉到作者的悲悯。而《神曲》的地狱、炼狱、天堂的叙事结构，却充满着一种审判的严厉。

在所有西方文艺复兴文学经典的人物造型之中，与贾宝玉形象最为对称的，恐怕当数莎士比亚戏剧里的哈姆雷特。一者是拒绝任何义务和担当的多情公子，一者是承担了义务和责任而放弃了爱情的复仇王子。多情公子为情而生，因情而去；复仇王子因为复仇而弃爱弃生，因为复仇而与仇敌同归于尽。这两个人物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一者美在拒绝，一者美在担当。倘若说拒绝是由重而轻的飘然出世，那么担当则是由轻入重的“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或者说，生命因为拒绝而飞升，因为担当而下沉。飞升并非虚无飘渺，而是决绝；下沉并非坠落成泥，而是沉入海底复归于死亡的宁静。

在中西方传统爱情观的比较下，爱情在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很低.被认为是次要的。由于深受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爱情的功能被单一化.仅仅起繁衍后代的作用。爱情和婚姻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上，目的性和功利性都很强。西方人认为爱情本身是一种价值.持“爱情至上”的观点。他们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生命，不懂爱就不懂生活。罗密欧与朱丽叶不顾

家仇，为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宁愿双双殉情。这在西方的爱情悲剧中并不少见。

主要表现在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的思想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即孔子所主张的谦、信、恭，为人做事主张谦虚恭谨、和善忍让。而西方国家却大大相反，处理事情以己为先，先考虑自身利益。在文学方面，也可看出中西方文化巨大的差异。中国文学讲究主谓关系，文章主旨强调以意会来把握，所写文章必须有头有尾，层次分明，起承转合，来龙去脉必须按顺序发展交代清楚，注重整体的完整性，中国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存在上述特点。西方文学作品则表现的较为随性，写作时可从任意一个中间局部开头，人物描写不仅仅从外形表达出来，包括人物面部表情的变化，包括睫毛颤动等细节刻画，而且更加注重内心不可见的独白描写和心理描写。

我们从中能学到很多，西方文明的显著优点是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突出优点是对生活目标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中国人可以从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效率的品质，而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