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化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五千年传统文化的智慧结晶，通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稳定的精神价值体系，其中包括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对人的价值观的审视，对社会责任感的认同等。挖掘中国古代文学内部所蕴涵的深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架和精神追求有着重要的意义。

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所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中国古代文学内容丰富、众体兼备，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和形态。综观古代文学的发展全貌和诸文体的演进，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即以“人”为核心，追求人的完善、重视人的理性，渴望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文化的人文色彩和理性精神体现在古代文学中，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人格尊严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从屈原、孔子，到曹雪芹，古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关于道德和人格的传统。他们大多以道自任，以天下为己任，往往具有强烈的济世情怀。在这样的人生观的影响下，中国文学始终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关注着个体的生命价值。从孔子开始，中国人已经明确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存在于现实的社会人生之中，在现实生活的人际关系中，社会理想和个体人格才能实现与完成，人的心灵才能获得满足和安慰。这种精神使人们执着于此生此世的理想追求和人格塑造，不是到彼岸世界中去寻找无限和快乐，而是让现实(社会和自然)与人得到有机统一，从而形成以道自任的崇高追求和人格尊严合而为一的思想内核与精神理念。因此，强调个体融入社会的理性精神在中国可谓古已有之。这种精神与西方文化在基督教影响下形成的到彼岸世界去寻找无限快乐的“来世主义”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文化的这种“经世致用”的特点千百年来一直支配着人们价值观念的建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自先秦以来的古代文学创作。曾子就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墨子云：“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墨子·兼爱》)。可见，对于要以“兴天下之利”为追求的仁人而言，他们不屈从于包括皇权在内的任何外在的权威秩序，只服从于崇高的道德追求及担负的历史使命。

既然个体的生命价值只有在现实中才能得以实现，那么建功立业自然就成为中国古代士人所追求的最高人生理想，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反复歌咏的一个主题。曹植一生追求的就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陈子昂中进士后，上书议政，图谋大业，“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废书畅怀古，负剑许良图”(《答韩使同在边》)[2]。屈原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讴歌理想，《离骚》中的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芰荷芙蓉、芳泽衣裳构成了缤纷、深沉的情感想象世界，但是其立足点仍然是楚国政治生活的黑暗。《离骚》把毫无羁绊和极富多义性的浪漫想象与最为深沉炽热的个体的人格情操和价值追求，最完满地结合成为有机的整体，成为无可比拟的典范。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虽然隐晦之至，但从诗的意境情绪中反映出来的正是他对当时残酷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的哀伤与慨叹。陶渊明对“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的田园生活的描绘，绝不是安享超然世外的天堂仙境，而是在对自然和农居生活的质朴的爱恋中表达他内心对上层社会政治斗争的残酷和虚伪的鄙视。

除了强调以道自任之外，中国文化积极入世的理性精神还表现在人们追求内在人格的圆满，其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人生理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在困难挫折面前不屈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在威逼利诱面前，能够舍生取义，“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2]，道义高于生命，精神的超越高于物质的实体。这种人生理念构成了古代文人士大夫主流性的人生价值取向，并扩展为一种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使中华文明历经外忧内患却始终保持旺盛发展。

西方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即“知识分子死了”。所谓的“死了”，我想并非指的是生理意义上的灭亡，而是概括了知识分子在当代物质社会中精神沦丧和道德失范的状况。的确，知识分子面临着在以世俗化、功利化为主导价值观念的社会中如何为自己定位的重大课题，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会彷徨，都会迷惘，自我失落、自我选择、归宿的困惑、人格的分裂都成为困扰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苦苦寻求却没有答案。此外，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但同时也加剧了对人的异化。社会道德的滑坡、传统价值观念在现代生活面前的解构，为人的现实存在寻找一个精神家园，为人的信仰确立一个精神支撑和价值导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强调个体生命融入社会人生的理性精神为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愤世嫉时的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

孔子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最重要的影响之一就在于“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理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①这条以孔孟思想为核心和基础的路线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并体现为一种对现实生活积极进取的人生观。

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普遍品格，特别是成为古代知识分子重要的文化意识，可谓源远流长，并以文学的形式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古代知识分子大多生活在动荡不安的社会背景之中，他们饱经沧桑，满怀悲忧感愤的情怀，因而创作了许多震撼人心的千古不朽之作[3]。忧患意识是他们创造和传播文化的内在动力之一，他们的著作充满浓郁的忧患情调，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史。孟子认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的是忧患意识应该成为人生存所必须的重要的思想意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登临览景，尽收眼底，毕呈笔端，景之喜景之悲各极其态。它之所以能够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并非在于其写景之妙，而是因为所写之悲景喜景，目的是为了铺垫出更高的精神境界，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作者身处北宋积贫积弱的景况之下，满怀深沉的忧患意识，唱出了广大士大夫的心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种对社会人生的忧患意识一经道出，便感动激励了无数后人。陆游的《书愤》，悲愤激昂，表达了他要为国家报仇雪耻，收复疆土，解放沦陷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儒家文化培养和滋润的忧患意识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爱国热情及其献身精神，体现了对社会现实和政治的批判精神，也体现了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乐观进取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成为文学作品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