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越来越沉重

中国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越来越沉重

作者：张天潘

最近，网络流传的上海浦外附小家委会竞选活动“暴击”了无数人。一些竞选家委的精英家长几张微信群截图充分展现了何为学霸、何为“拼爹”。为了竞选上家委会成员，家长纷纷亮出高大上的履历：学历动不动就是名校硕士、博士，就职于政府机关、知名外企等让人艳羡的机构。其中一位妈妈写道：“我毕业于美国中密歇根大学，现任职于私募基金公司。”她还称，自己的丈夫博士毕业，在央行外管局工作。一位爸爸写道：“博士期间我曾担任学生会主席。”他还表示，自己和妻子都在上海某金融会计学院做老师。另一位参加竞选的妈妈也“低调”秀出实力，她表示，自己作为某知名外企的人力资源总监，工作时间相对自由，有一定资源。这让一般职业和教育背景的家长，除了点赞和默默感叹，也似乎别无他策了。

更早些时候，有网友在微博上晒出类似内容，据称是来自杭州某小学。一本小册子上印着长长一串家委会候选人名单，其中大部分人声称他们毕业于知名学府，有一份高薪工作。加上现在也经常被讨论的家长群踢群拉黑、家长代笔帮忙做课题作业、家长辅导孩子作业犯心肌梗等等话题，这段时间有关教育的话题尤为热烈，俨然掀起了一阵阵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子女教育的忧虑潮。这种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尤其是教育背后的文化资本和社会炼金术的体系，不断地在形成一个个“场域”和“区隔”，一步步加剧社会的分化和不平衡。

被异化的家长委员会

家委会对于现在的学生家长并不新鲜，很多学校都会在每年新生入学时选举家委会成员。早在2012年2月，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力主推动中小学幼儿园成立家长委员会。强调各地教育部门和中小学幼儿园要从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高度，充分认识建立家长委员会的重要意义，把家长委员会作为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的重要内容，

作为发挥家长在教育改革发展中积极作用的有效途径，作为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的育人体系的重大举措。

家长委员会是代表全体家长参与学校民主管理，支持和监督学校做好教育工作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按照一定的民主程序，在自愿的基础上，选举出能代表全体家长意愿的在校学生家长。家长委员会可以参与学校管理，对学校工作计划和重要决策，特别是事关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的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发挥家长的专业优势，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支持。尤其是希望发挥家长的资源优势和自我教育的优势，为学生开展校外活动提供帮助。

家委会的真正内涵，其实是希望激发起家长参与孩子教育进程，同时学校借用家长的多元化力量和教育资源，用志愿服务的方式提升教育的多样化。家委会制度能够很好地培养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关心，而不是认为把孩子丢给学校就不用管了。

不过或许这种直接的晒学历、职务的行为，会触动一些背景普通的家长，而且其中也暗含着一些变味的成分，让参与家委会的选举更像是给学校的“投名状”，用自己的身份或者后面的服务，换取老师和学校对自己对孩子另眼相看，这是变相的讨好和巴结。

这可能也会偏离家委会的内涵和价值，它应该是更多的志愿服务，能够有更多时间和能力服务学生和学校而已。所以从学校的角度，应该考虑如何避免家委会选举变成家长炫富炫技炫权的夸张结局，比如在家长信息收集中，更应该突出他们的服务意愿，以及发挥每一个家长的特长。最重要的是，让家委会能够真正交给家长自主管理、民主参与，在家委会中，所有家长都是平等的，所拥有的权利也是均等的，那些家长候选人在竞选时应该是面向所有家长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能力。除此之外的官职、学历、收入等等，都不应该是重点呈现的部分，否则很容易将这种竞选带偏。

还有更多的家长，可能还没有具备这样的意识，认为家委会还是要看学校的选择，而不是家长群体自己的权利。一旦家委会运作良好，除了配合学校教育之外，还可以

承担很多教育问题，比如在中关村二小校园霸凌事件中，如果有家委会作为参与方的话，无疑比起单个家长直接面对学校，或者家长之间面对面来得更高效。这方面，目前的中国家委会远没有发挥作用。

在家委会制度建设上，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建立监督机制和退出机制，一旦获选的家长没有完成竞选的承诺或者导致一些问题的发生，要启动弹劾和罢免程序，乃至追责，这类民主议程下的制度设计，家长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还有一个角度也值得我们思考，现在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让孩子承受很大压力。但是通过这个事件也可以让大家醒醒，要让你的下一代更好，首先自己要做得更好。这或许是这一事件里能够称得上是正面的、积极的一点吧。

教育竞争背后的阶层固化

除了家委会风波，前些时间，一个清华附小6年级学生用大数据分析苏轼并写成论文，也成为热议的话题。另有一篇刷屏的文章说，北京西二旗(互联网公司员工聚集地)程序员们的孩子，学习成绩出色，活生生地把原先很普通的郊区学校昌平二中变成了名校，当地也因此成为热门学区房区域。文章说：西二旗的程序员不用买学区房，“我在哪，我的儿子在哪，哪里就是学区房”。而另外一边，则是因为在班级群里发“鸡汤”文章，沈阳一名家长被班主任移出群并拉黑，这样的格格不入，反衬出家长群里的文化品位的区隔，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教育层面差异，不同学校的家长也形成了不同层级的社会群体。

这些类似现象也在不断说明，从幼儿园开始，每一个学生身后都呈现出激烈的家长比拼，背后则是这个社会已经越来越呈现出阶层固化的趋势。

这种固化体现在，优质教育资源和普通教育资源学校及其家长差异明显，贫困或者家庭教育资源的代际传递，会像剪刀差一样不断放大这种差异，犹如当初城乡二元剪刀差会不断放大城市与农村的差距，马太效应不断加强，家庭背景差的会越来越差，家庭背景好的也会越来越好，不断累积，将形成一个绝对的阶层差异。

中国家长为何存在教育焦虑

种种事件可以说明，教育如今已经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最为焦虑的因素。尤其是好不容易从农村、乡镇等奋斗后进入大城市的群体，教育使得他们改变了命运，获得了如今的生活。他们深知教育的重要性，也绝不可能容忍自己的孩子重蹈他们自己当年的艰苦。

这种焦虑本身也在强化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成为社会等级制度的门槛石。这一点，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一书中指出过，在封建社会中，教会机构的使命是将贵族们通过控制武器、土地和财富而获得的(物质的)权力转换成神圣的权力；牧师的权威则表现为替这些新贵族阶层的统治提供证明并从而使其统治更为坚固。布迪厄认为，在以晚期资本主义为特征的复杂社会中，学校接管了这种使社会分层神圣化的工作。所以现在不是一种资本而是有两种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通向了权力地位，决定了社会的空间结构，并且主宰了团体与个人的人生际遇和轨迹。文化和教育事实上是一种阶级的再生产，这就是布迪厄的“社会炼金术”。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托斯丹·凡勃伦也很直白地指出：在现在条件下，颇值得庆幸的是，生存竞争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一场维护体面的斗争。个人价值和道德修养虽然占有一定地位，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的接触面非常广阔，道德修养方面的良好声誉并不能传播多远，甚至连让人尊敬自己的最起码的要求都满足不了。在不是自己邻近的人看来，要想保持自己的尊严、保持自己的自尊，就必须拿出能标明自己经济价值的东西来，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和经济上的成功相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看，家委会竞争中的炫耀式展示，也正是体面维护的一种方式。这些家长的名牌大学背景(文化资本)与名企高管身份(经济资本)展现了他们作为这个社会精英的底气与自信，并由此延伸到对于子女教育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