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实证研究

收稿日期:2010 09 04

基金项目:浙江省教育厅科研基金资助项目(Y200906868);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资助项目(70933001);浙江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财政学)基金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黄志岭(1982 ),男,浙江苍南人,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逯岩(1981 ),女,河南开封人,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樊小钢(1954 ),男,浙江丽水人,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实证研究

黄志岭1,逯 岩2,樊小钢1

(1.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2.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安徽芜湖 241006)

摘 要:本文采用城调队数据估算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相同学历的

群体,处于过度教育的个体要比适度教育者的收入低4 8%,表明过度教育将会导致个人

收入受到损失。我国过度教育现象的出现并非因为教育投资过剩,而是教育投资结构不合

理所致。同时认为调整教育支出结构、大力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对高学历人才的吸纳等

是缓解过度教育的有效措施。

关键词:过度教育;收入效应;教育回报率

中图分类号:G640 054;F812 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892(2010)06 0016 07

一、引 言

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都表明教育与收入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教育程度高的个体,具有较高的生产力,因而获得较高的收入。不过当社会上出现教育过剩,一部分群体从事低于其自身教育水平相匹配的工作时,教育的作用将打折扣。自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几乎不同程度出现劳动者教育相对过剩问题。具体表现为一些高学历劳动者从事原本由低学历劳动者所承担的工作,他们拥有的学历超过了其从事的工作所需要的学历水平,人们称这种现象为过度教育。过度教育将对个人生产力和收入产生负面效应,降低了教育回报率,甚至使得额外的教育水平未能获得相应的报酬。

有研究发现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拥有大学学历的劳动者尽管在增加,但由于需求没有相应增

加,以致出现大学生相对收入在下降的现象[1]。而且当社会上拥有大学学历工人增加后,雇主将会

相应提高工人的学历要求,这一要求往往超出该工作实际所需要的学历,也就是所谓的学历高消费

现象[2]。此外有学者从其它角度进行分析,通过观察相同岗位上工人的学历分布,发现一些工人的

学历水平大大高于其他劳动者,表明某些高学历群体的技能未被有效利用[3]。过度教育对个体的收

入产生何种影响,程度如何?国外学者也对该问题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4][5][6]。尽管这些文献,在

研究中对过度教育的定义方法及采用的计量模型有所差异,但都得出共同的结论,认为过度教育的产生,阻碍了人力资本的有效利用,使教育获得了较低的回报率。

我国过度教育的形成直接受教育扩招的影响,过度教育伴随着知识失业而出现。继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政策施行之后,高校毕业生的数量迅速增加,就业形势愈加严峻。从公布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率看,1996-2004年分别为93 7%、97 1%、76 8%、79 3%、82 0%、90 0%、80 0%、第6期(总第154期)

2010年11月财 经 论 丛Collected Essays on Finance and Econom ics No.6(General,No.154)Nov.2010

黄志岭等 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实证研究

70%和73%,总体上呈下降趋势[7]。国内学者对国外已有研究中关于过度教育的不同测量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过度教育发生的影响因素和过度教育对收入影响等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概括[8][9]。有学者指出我国重视高等教育发展、轻视初等教育发展所导致的不合理的教育结构是产生过度教育的重要因素[10]。

上述的文献大多只从理论层面上来分析过度教育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却很少从过度教育对个体收入影响的角度来进行实证分析。一项对我国过度教育现象的实证研究显示,总样本中,约有21%的本科毕业生属于过度教育,硕士和博士毕业生达到36%和42%,但在区分了表面的过度教育者!和真实的过度教育者!之后,总样本的过度教育比例低于10%;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比适度教育者的收入低5个百分点,教育不足者比适度教育者的收入高2个百分点;该文还对过度教育发生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Logit分析,结果显示高校的排名、家庭背景等对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均有显著影响[11]。武向荣采用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1995年进行的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分配调查得到的数据,估算过度教育的收入效应[12]。研究结果表明:虽然过度教育收益率为正,但小于工作所需的那部分教育收益率,说明过度教育的那部分仍可获得收益,但其增加收入的作用却大大降低。该文虽然较为系统地采用实证规范方法分析了过度教育对教育收益率的影响,但文章采用的是1995年的数据,相对有些陈旧。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尤其是1997年国企重大改革后,城镇劳动力市场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需要我们对新的情况进行研究。本文将在前人的基础上,采用2002年城调队数据对过度教育的发生率及其影响作了系统实证分析,并在计量分析过程中通过一个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纠正了最小二乘法回归中存在的异方差问题,使得结果更加可靠。

二、我国城镇过度教育的现状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每年度进行的中国城镇住户调查!,城镇数据由城镇居民总体随机抽取构成∀。我们有北京、辽宁、浙江、四川、广东和陕西六省市城镇样本数据,该数据由10710个住户和31025名个体构成。数据提供了年龄、经验、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就业部门、工资收入以及家庭状况等丰富信息。由于本文关注的是受雇劳动者,按照通常的做法,本文在样本中排除了雇主、自我雇佣者、退休人员、学生以及家务劳动者。再者,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公民最低工作年龄为16岁,本文删除了年龄小于16岁的样本。同时,由于大多数工人的退休年龄为60岁,因而大于60岁的群体也未被包括进来。本文的工资收入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以及其它劳动收入。在这基础上,除去数据中有缺失的观测值后,样本容量共有14903个,其中男性有8201人,女性有6702人。

总的来讲,目前学术界对过度教育的界定方法概括起来可分为主观法和客观法两类。其中工人自我评估方法!属于主观评价法的一种,该方法按照工人对自己从事岗位所需教育程度的回答来确定该岗位的适度教育水平,回答者实际受教育水平高出他回答的部分就属于过度教育,反之,就属于教育不足。比如有人曾设计这样的问题:要获得一份像你这样的工作需要多少年正规教育?![5];为了从事你这份工作,应该需要哪种教育?![13]。主观评价法能及时、具体的描绘一项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但由于它完全基于被访者提供的主观判断结果,因此不免存在缺陷。其缺陷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调查的样本数量有限,难以反应总体情况;其二,各个被访者在回答问题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其三,这种评估方法的最大问题在于个人可能存在虚报信息的动机。比如说,

∀本文采用其中的2002年的数据,可能不够新颖,但这是作者手头拥有的最新数据。在国内做实证研究,缺乏有质量的大型微观数据是最大的障碍。通过2002年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过度教育现象至少局部存在,经过这几年大学的进一步扩招,过度教育现象必然进一步加剧,这可以从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大量学历高消费!现象反应出来。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过度教育对个体收入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情况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样也适用于现在,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当然我们希望今后有更新的数据来对该问题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