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寅恪的文化自信思想

论陈寅恪的文化自信思想

陈寅恪《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对冯著进行一语中的评论的同时，也夹叙夹议自己对中国文化发展脉络和中国文化发展前途的思考。这种思考的本质是以“通识”为方法论，以新儒学的发生发展为实践证明，最终表明自己对中华民族文化本位的自信态度，期许中国文化的个性发展与世界文化的共生共荣。他的这种思考对于当下中国提升文化软实力，培育公民文化自觉与自信依然具有深远影响。

标签：陈寅恪；通识；新儒学；文化本位论

《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对冯著写作方法的评审为切入，阐发自己的治史态度，深微的表明自己对于当时整理国故之事多有穿凿附会、崇洋媚外之流弊现象的排斥以及对中国学术发展的中肯意见，论据确凿，引人思考。《报告》行文伊始就提出，要想写好一部中国哲学史，必须对中国哲学所表达的思想、情感、哲理具有“了解之同情”。〔1〕（P283）但这种了解与同情不是生活概念里人们情感之间感性层面上的互相体认与谅解，也不是在治史过程中简单的将史料进行综述和整合，而是将自身的学术造诣最大可能溶解于古人著书立说的境界之中，先洞察古人自身生活之经纬和所处时代之纵横对作品的潜在影响，再以微观镜头的对作品本身进行细致入微的斟酌与理解。这是一切与历史有关的科学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也是陈寅恪形成“文化本位”自信的科学方法。

一、“通识”认知是形成文化自信的根本方法

中国疆域辽阔，多民族共同发展，中华文明亘古传承，绵延不断，为中国文化自信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可能性。我们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必须找到合适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一寻找的过程中，引领时代思潮的先进知识分子无疑当起中流砥柱的作用。然20世纪初，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激进的全盘西化现象，文化自卑现象甚嚣尘上。陈寅恪面对如此窘境，极力从自身研究领域出发，结合自己治史的经验，力挽当时史学发展之颓势，通过《冯友兰审查报告》微言大义的表明，学人应该坚持民族文化自信，且形成自信的根本方法是对中华文化进行“通识”认知。“通识”方法并非陈寅恪首创，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横通》中说学问应该有专门之精，但也要如四冲八达的道路，有兼览之博。陈寅恪将这笼统的“通识”概念在治史领域进行独特发挥，进一步具体化，这其中包含两个思维向度：正向“聚小为大”的“博观”思想；反向“以小窥大”客观而独特的历史视角。

（一）“聚小为大”是“通识”认知的逻辑前提

“聚小为大”并非通俗意义上对材料进行简单的叠加和罗列，其核心要义是对单个史料价值认定、相关史料互相参证的基础上对史实解释、认知防止狭隘的“断断致辩于其横切方面”，而应从民族发展的动态过程和国家文化认知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笃定中国文化的精髓，进而树立文化自信。这其中陈先生最重对“伪材料”的考量和应用。他认为材料的“真”与“伪”只是相对问题，治史过程中只要

能考据“伪材料”产生的缘由，“伪材料”涉及的时代、作者、史料与真史实的相对关系就能为历史真相的揭发带来真价值。此言区别于“古史辨”学派对伪材料的全盘否定，提倡应该从学术系统和客观时代背景等方面综合考虑，对史料进行有效的连贯性把握。这种方法的最大贡献在于敦促学人广泛涉猎资料，扩充其研究领域，防止学术视野和学术论断偏安于一隅。陈寅恪《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的撰写就缘起于他对“伪材料”的“真价值”的追求：梁译《大乘起信论》智恺的序文，因其被断定为伪作，故学术价值一直被束之高阁。陈寅恪则从《梁书》《陈书》《通鉴》等资料与序文中记载的相关年月、官制、掌故互相冥会，得出梁译《大乘起信论》智恺的序文对当时社会风气和社会心理发生的重要作用①。在“伪材料”的价值定论过程中，有极端者特别否认“史论”，尤其是具有历史年限跨度的史书论著的价值，直接草率定性其为史学研究领域的害虫。对于此，陈寅恪以儒家学说的发展为例指出：“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1〕（P283）。先秦儒家及诸子典籍的学说要义在不同历史时期被不同的学者阐发，不同学者在不同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生活遭际下形成对儒家经典的不同论述并逐渐构成自己的学源脉络，构建起民族普遍的心理认同和国家精神内核，去存在就是中国学术发展，文化传承的结果。所以陈寅恪赞同对“史论”累史料的考究以历史发展为线索将材料进行系统的把握，决不可因其著作年限的跨度和不同时代的完善过程而否定其不可估量的价值。陈寅恪对史论价值的认定是从整体思维出发，考究历史的连贯性和学说的系统性，将治史思想上升到历史进程、时代发展、民族融合等大的背景中，洞察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和文化的个性优势，进而从客观角度给予本民族文化中肯的评价。

陈寅恪注重对材料，尤其是“伪材料”真价值的应用，这是“聚小为大”，形成“通识”的“骨架”，但只有“骨架”非形成“通识”的完整条件，还需要“血肉”的補充。这一理论运用于治史实践中表现为对史料立体化和多维度的界定与维护。陈寅恪认为治史绝不可以仅仅停留于历史材料本身的价值探析和梳理。历史是一门现象学，它是一定阶段、一定生产力水平、一定经济发展程度、一定政治社会文明程度、一定人们认知水平获得程度等多重要素的有机结合。如果史学家只停留于对单一历史科学的史料进行研究，是无法做到“真了解”的，更无法以“通识”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所以陈寅恪主张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中寻找材料并加以辨别和利用。在这方面，陈寅恪特别肯定了同为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陈寅恪对王国维的治史方法总结为三点：第一，将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进行比对研究；第二讲民族文献与他国资料进行互相补正研究；第三将史料文献与非史料文献进行参证研究。②这不仅是对友人治学策略的赞扬，也是其在理论层面就如何通过“通识”认识培养文化自信的理论阐述。以此理论为指引，在实践中他最擅长“援诗证史”和“以诗释史”。《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中很多细节来源于中国诗词中时间、地点、人物与中国史实的相互彰显与验证。正如他所言把不同诗中有关联的时代人物，地域联系等要素集结起来以一个历史视角去审视和参照，可以捕捉史实研究过程中的细节错误并加以修正，可以弥补历史记载之不足并加以完善。小说是除诗词之外中国又一重要文萃。受家学影响，陈寅恪在“援诗证史”和“以诗释史”之外也把小说作为解释史实的重要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