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唯物史观及其观照下的中国历史 一稿

新唯物史观及其观照下的中国历史如果没有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便没有新唯物史观。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

我才能取得今天的成果。

新观念始于对传统唯物史观（教科书式的唯物史观）的反思。起初，我依然认可传统唯物史观，只是试图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做一下修正，以使其完善。但现实（近三十年的历史，尤其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使得我不得不去重新审视旧有的体系与观念。同时我了解到其他人对传统唯物史观的反思与批判。他们为我提供了新的窗口，使得我可以看得更远。为了能更好的理解与运用唯物史观，我开始和其他人一样去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在这个阅读过程中，我脑中萌生了一些全新的观点，一些在未来可以扩展为新唯物史观的萌芽性质的观念，只是在当时，我并没有把它看做是可以取代传统唯物史观的存在。

随着思考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我实际上是在用不同的理念去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它明显不同于传统的唯物史观，与经典唯物史观神似而形非。从本质上讲，它仍然属于唯物史观，可称之为新唯物史观或中国化的唯物史观，但并不是唯一的。之所以如此，就是在于：不同于经典唯物史观由马克思恩格斯两位导师创立，不同于传统唯物史观是领袖和官方的产物，新唯物史观乃是新时代下集体思考的产物。我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人而已。这正是新唯物史观之所以“新”的根本所在,没有人可以垄断它的独创权。

新唯物史观以经典唯物史观为基础，继承经典唯物史观中的一系列概念与原理，认可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同之处在于，经典唯物史观毕竟是马克思、恩格斯在自身的环境之中提出的，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还有待于验证，不可把经典唯物史观不加批判的应用于其他国家之中。在这一点上，传统唯物史观做了一个很坏的榜样，尤其是在所谓的“五形态”方面。本来把经典唯物史观应用于其他国家时，可以得到发展与验证，从而取得新的成就，如马克思晚年所做的那样。但由于不加批判的把唯物史观应用于其他环境，结果成了一种超历史的形而上学理论，产生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十月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的合理性，中国的历史分期以及跨越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的问题等等）。正是在这一点上，通过对经典唯物史观的研究以及对传统唯物史观的反思与批判，结合马克思逝世之后的世界历史与现实（尤其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我尝试着把经典唯物史观推广到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之下，使之可以适用于中国等非西方国家，从而成为一个更一般的理论。

不少人也看出了这一点，并试图用新的方式来描述中国历史及其发展规律。有一种主张认为中西方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但本质是相通的。这样的话，问题便变为：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是什么，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不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怎么样才能找到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呢？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始于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在我看来，只有理解了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思想过程，才能谈得上发展唯物史观并应用于中国的历史研究。基于唯物史观的内因原理，我开始考虑从中国自身历史中寻找它的发展道路。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从中国自身中也能找到与经典唯物史观相通的地方，那么唯物史观的适用性也能得到严格的证明。在此期间，我注意到了一些基本事实：中国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进入社会

主义的，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苏联解体后仍然保持着社会主义制度，对旧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三十年后仍保持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持续发展三十年。这些事实使我推测，中国自身之中是否就包含有一种因素，一种包含社会主义存在合理性的因素。此外，我注意到了所谓的中国历史的开端—禹传子家天下，也注意到了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含有公天下思想的进步观念。明末农民起义的口号—均田免粮，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与其说是农民的平均主义，不如说是农民的公天下思想。所有这一切使得我提出一个设想：把家天下看做是中国的私有制社会形态，把公天下看做是与共产主义相等的公有制社会形态，用家天下与公天下来描述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如此一来，可以把中国的历史发展道路归结为原始公天下、家天下、公天下。而中国与西方的历史发展规律可总结为原始公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公有制社会。如果说，西方的道路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那么中国的道路便是从家天下到公天下。

这样的话，不禁让人产生疑问，为什么在现实中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呢？为什么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提出走公天下的道路呢？

对此，我的回答是：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世界历史的缘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提到过这一观点。共产主义理论只是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种，通过交往而传入中国，刚开始时在中国也只是众多思潮中的一种，却为何能在几十年之后变成中国的统治思想呢？这恰恰说明中国内部存在着起决定作用公有因素。共产主义只是外因，而公天下才是内因。共产主义这个外因通过公天下这个内因而起作用。也即是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天下之上的，此即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天下的社会主义。

因此，与其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不如说只有公天下才能救中国。而中国之所以走社会主义之路，是由于公天下这个起决定作用的内因以及通过公天下而起作用的共产主义这个外因（条件）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正是由于世界历史，共产主义才传入中国，并成立了共产党。正是由于公天下这个内因，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通过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建立了公天下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由于公天下这个内因，文化大革命才未能毁掉新中国，以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人才能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重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百多年的中国历史，其实质就是：从家天下到公天下，在公天下之上建设社会主义—公天下的社会主义。

同样，我们也是因公天下这个内因而生，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主体，作为新的历史与文化的创造者。一般来说，在一个大的时代巨变中总会有相对应的历史主体，更何况是这样的黄金时代。基于此，我愿意把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角称之为黄金一代。而我之所以认识到这一点，那不过是因为我本身就是其中的一分子。正因为我是其中的一分子，我才能意识到我们黄金一代的存在及历史使命。

我们黄金一代出生于文化大革命之后，成长于改革开放之中，与改革同行，与世界交往，立志于改变中国、改变世界，为实现这个理想而改变自己，使得自己可以承担得起这个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黄金一代可以得到解放和自由发展，从而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光辉论断：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