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灵魂”与鲁迅作品

“国人灵魂”与鲁迅作品

摘要：悠悠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博大而精深。中华的民族精神就深深地根植于这五千年的文化之中。鲁迅，积其一生之力，用其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和仁爱的心胸，铸国人灵魂，他自己也成为我们民族不朽的灵魂。一个民族具有庸人气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人的自卑、自负和自甘堕落。

关键词：鲁迅，文学作品，国民性，历史意义，现实思考。

一、鲁迅作品产生的背景

鲁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文学家，他以那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锋和仁爱的心胸，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鲁迅在1898年离开家乡，先后进入南京水师学堂，铁路矿务学堂学习。他读了许多宣传新思想、新知识的书，对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十分痛恨，对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也产生了不满。1902年，鲁迅赴日本留学，他认为新医学是一门有用的学问，中国人体质差，学医可以救死扶伤，于是便到仙台学医。1905年的秋天，当时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打仗不久，学校放映了时事片。在一次放映的时事片中，出现了这样的镜头：一群日本兵抓住一个中国人，将他五花大绑地押赴刑场，而旁边有一群中国人在围观，他们的神情是如此麻木，但他们的身体看上去是很强壮，在场的外国学生发出一阵欢呼。顿时，一种愤怒、悲痛、屈辱的情感紧紧抓住了鲁迅的心。他领悟到：“医学救国”是行不通的，再高明的医师也只能医治同胞的肉体，而无法医治同胞的灵魂；只有振奋中国国民的精神，唤醒沉睡的国民才是当务之急。所以，当时鲁迅决定放弃医学，转向文学。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用白话文写的小说——《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创作了《孔乙己》、《风波》、《臆见小事》、《故乡》、《阿Q正传》等。鲁迅写的杂文在我国文学史上像一颗颗光辉夺目的明珠，深受人民喜爱。鲁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文学创作为武器进行“文学革命”的文学家，他在所有的作品中都对中国黑暗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清醒的战斗精神唤醒了无数中国人，被后人誉为中华民族的“民族魂”。

二、鲁迅作品中折射出的国民性

国民性是通过国民的行为倾向表现出来的，同一种心理特质组成的普遍的人格类型。是“一个民族的绝大多数人在思想，情操及行为上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大概固定形态”。[1]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国民的性质特点与他国国民的差异，他国国民所无，我国国民所独有，或者虽为人性所共有，但在我国国民身上表现得特别突出的精神和灵魂品质的特点就是中国人之国民性。既然如此，那么国民性就有优点也有缺点。鲁迅的作品承载的是他感时忧国的神圣使命，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鲁迅在日本期间，经常思考这样三个问题：“（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2]从对这三个问题的思考出发，鲁迅形成了他关于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整体构架。《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是鲁迅批判国民性主题的经典体现。

1.奴性

鲁迅对国民精神弱点批判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奴性人格的批判，阿Ｑ是一个双重性格的奴性人物。“见了狼，自己就成为羊；见了羊，自己又变成狼”，这是阿Ｑ性格中最为突出的一面。在“假洋鬼子”、赵太爷这些“狼”面前，阿Ｑ表现出空前的软弱，乖乖地做“羊”，任其欺辱。在王胡面前，阿Ｑ虽然不甚服气，并试图获得胜利，然而，在王胡真的动了气同他打起来的时候，他又软下来了，“君子动口不动手”，这是弱者的哲学，也是由狼变羊过程中的心理安慰。

总之，鲁迅先生对阿Q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周作人说阿Q 是“一个民族的类型”，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小田狱夫说阿Q是“…中国人的代名词‟，是非常贫弱和颓败的一种人格，《阿Q正传》是鲁迅关于国民性的追求开出的…盛大的花朵‟”。[3]阿Q的如此种种的取胜法宝，如同麻醉剂，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了也不觉悟。如果说小说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集中刻画，已经证明了鲁迅是要借阿Q来刻画国人的灵魂，那么阿Q身上的其他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病态，就更进一步证明，鲁

迅的确是完成了他的创作意图，把阿Q写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病态的典型。在某些情况下，“阿Q精神”可以起到减轻心理压力，保持心理平衡的积极作用，但量变会导致质变，“在大多数健康的人的身上，这是偶然为之的行为，并且往往成为实际胜利的前导，而在不正常的人身上，这种精神居于统治地位。前者是准备直面现实，后者是要逃避现实。”，“鲁迅从集体生命的基点出发，认为…精神胜利法‟是应该遭到批判的”。[4]

2.自私、冷漠

早在留日期间，鲁迅就认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与爱”。[5]谈到民众，鲁迅不无愤慨地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悲壮剧；如果显得彀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6]鲁迅在一系列小说中描写了神情麻木不觉醒的看客形象：《药》、《示众》里鉴赏杀人场面时，“一堆人”“竭力伸长了脖子”“嘴张得很大”；《孔乙己》中酒客们取笑孔乙己写“回”字、偷书被打；《祝福》中鲁镇上的人们拿祥林嫂额上的伤疤、阿毛被狼叼走做笑料；而“阿Ｑ十分得意的笑”着调戏小尼姑时，“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未庄的人们十分“欣然”地听阿Ｑ讲杀革命党的事，阿Ｑ游街示众时“两旁是许多张着嘴的看客”，看客们露出“闪闪的像两颗鬼火”的狼一样的眼睛。这些看客身上共同存在着愚昧、麻木、怯弱的精神状态，还潜藏着一种自私、冷漠的灵魂，其结果是人的生命被完全漠视，群众成了戏剧的看客，只知道咀嚼、鉴赏别人痛苦，它不仅使人津津有味地欣赏人间的喜剧和悲剧，而且心安理得地欣赏丑恶与残忍，这是一种完全扭曲变态的审美心理反应。对此，鲁迅深感痛心，他曾说：“中国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资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反思和批判，是鲁迅不灭的精神实质。

3.精神胜利法

“精神胜利法”在阿Q身上，一般赋予它以自私、保守、自轻自贱、自欺欺人、卑弱与健忘等含义。如：阿Q与人家打架吃亏时，心里就想道：“我总算被

儿子打了，现在世界真不像样，儿子居然打起老子来了。”又如他穷得娶不上老婆，却自吹“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于是他也心满意足俨如得胜地回去了。林毓生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仅只是他的表面特征，而更为基本的特征则是他缺乏内在的自我，如果我们把阿Q通过社会所获得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因素，也包括进去作为他的本性的部分，那么，阿Q便可以称为几乎全靠本能生活和行为的动物了。”[7]这种精神胜利法中国人发明得很早，后来与异族周旋失败，这方法便被充分的利用，这就是阿Q劣根性在国人身上烙下的印记。

4.吃人

“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8]鲁迅小说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以一系列成功的典型形象，在中国文学史最早从根本上挖掘出封建主义血淋淋的“吃人”本质，并把它展示在古老的中华民族面前。

1918年发表的《狂人日记》，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说它“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9]这里的“家族制度”，应当读作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

这里，“仁义道德”与“吃人”是相互对应并紧密联系的，或者说，“仁义道德”就是“吃人”的代名词。从此，“吃人”这名词，就被赋予了封建主义对人进行镇压和奴役，把“人”异化成“非人”的特殊含义。

钱理群在分析《孔乙己》的“叙述者”后面的意味时说到：鲁迅在具体考察描写中国社会时,他有一个重大的艺术发现：在中国，不仅封建制度、封建伦理道德“吃人”，而且千百年的习惯势力所形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更在无时无刻地制造着“吃人”的悲剧；而在鲁迅看来,后者是更为普遍，更不露痕迹，因而是更为可怕的。

三、鲁迅国民性的历史意义

源于十九世纪末的严复、梁启超等的新文化运动，到二十世纪初以鲁迅、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