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人员简介
王重民先生与敦煌遗书照片
王重民先生与敦煌遗书照片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李德范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存有一万三千余张敦煌遗书照片（其中包括一部分内容相同的翻转片和放大片），共一千五百余种。
这些照片，从1934年起至今，已存在了近70年，在中国的敦煌学历史上，曾发挥过的重要作用，现在却很少有人问津和研究。
这些照片是王重民先生和向达先生，于1934至1939年，奉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之命，赴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伦敦大不列颠图书馆等地，搜集、整理流落于海外的敦煌资料时所拍摄的。
这期间，向达先生在1936年秋赴伦敦博物馆捡阅敦煌遗书时，因受小翟理斯博士的刁难，看到的卷子，一共才五百卷左右，当时只将重要的照了相。
1938年，向达先生曾去法国国立图书馆，携回的是数百万字的手抄资料。
因而，这些照片的绝大部分，应是王重民先生拍摄的。
敦煌遗书在1900年被道士王圆箓暴露后，一拨又一拨的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人等，纷纷拥至敦煌，劫走了大部分有价值的敦煌卷子。
直至1909年8月22日，中国政府的学部才给兰州的制台拍了《饬查捡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象古碑勿令外人购买电》的电报，要求把伯希和等捡剩的敦煌遗书送到北京。
在这过程中，不仅“捡齐”没有办到，却又在迁运中，遭到中国人自己的撕裂、私藏的摧残。
现在这批历尽磨难的敦煌遗书，全部收藏于国家图书馆，但绝大多数是佛经。
正如王重民先生说的“现在我们要想研究敦煌的古书，最重要的在巴黎，其次在伦敦”。
因此，在受袁同礼先生委派去英、法等国家进行考察时，王重民先生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致力于搜集、研究敦煌遗书等资料，为此付出全部的心血和精力。
王重民先生的夫人刘修业回忆当时王重民先生“终日埋头在敦煌卷子堆中，他还把伯希和劫去的卷子，选出较为重要的摄制显微胶卷”。
“去英国伦敦暂住，他又去伦敦博物馆借阅该馆藏的被斯坦因劫去的敦煌卷子”。
“到了巴黎，巴黎如画的风光和繁华的生活，都没有使他陶醉，最吸引的，还是被劫去的祖国瑰宝—敦煌遗书。
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轶事
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轶事尹岚宁内容摘要：本文记载了王卡搜集整理敦煌道教文献的几件轶事。
关键词：王卡敦煌文献作者简介：尹岚宁，王卡夫人，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员。
王卡生前多次提示我：“以后要为我写回忆录哦。
”我想借此文，说几件王卡在搜集整理敦煌道经的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并感同身受的事情，也算是回忆录中的小片段吧。
一鉴定国图藏敦煌道教文献残片，不计报酬王卡作为专门研究道教文献的学者，研究课题中包括敦煌道教文献。
在他发表的研究论文中，多次提到“曾受方广锠先生之托，帮助鉴定国图藏敦煌道教文献残片”。
我记得王卡当时说过，方先生在国图担任善本部副主任期间，在任继愈馆长的大力支持下，直接促成了修复整理国图敦煌遗书工作的开展。
王卡去国图帮助鉴定敦煌道教文献残片，我印象中大约是2003年至2004年。
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太清了，但王卡那时的兴奋劲儿我至今记忆犹新。
王卡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时，国图给他的条件就是让他能接触敦煌原件，没有一分钱报酬。
那时我笑说，社会上的鉴宝专家们都赚得盆满钵溢的，你们社科院的专家学者就只讲奉献啊！他给我的回答是，“只要能让我亲眼看见敦煌卷子的原件，我就求之不得了。
要不然，我哪能进到国图深藏的善本库啊！”他说，方广锠先生当初就是为了能查阅国图珍藏的善本资料，不惜辞掉社科院的工作，调至国图善本部任副主任，把国图的宝贝都寻到了，真的是聪明之举。
事实上，王卡在鉴定敦煌道经残片期间，并没能看到国图藏的完整敦煌道教经卷，因为比较完整的敦煌经卷都已入藏，他看到的仅是一些破碎的残片。
他说那些残片污秽不堪，虫蛀、鸟屎，什么污渍都有，甚至粘连在一起，是国图工作人员无法辨识的小残片才让他辨认鉴定。
王卡利用自己多年积累的学术知识和经验，协助国图鉴定了道经残片，有的只有几个字的残片他都找到出处并给以还原。
他回家非常得意：“啊哈，什么叫专家，本人就是货真价实的专家！”不仅如此，他在鉴定残片时还从中发现了新的研究论题，写出了新的论文。
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古代修复浅析
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古代修复浅析■林世田张平赵大莹摘要:本文在总结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对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文献的调查,认为藏经洞文献文物与道真收罗古坏经卷和修补佛典的活动有密切的关联,修补古坏经文应是三界寺藏经的重要来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文物是研究古代修复的最好资料。
在敦煌古代众多的修复者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道真;在敦煌文献中,留下修复记载的,也只有道真。
本文在详细考察国家图书馆所藏与道真有关写卷的古代修复情况的基础上,试图探寻道真修复技法的端倪,以期为全面讨论道真的古代修复问题提供些微帮助。
关键词: 藏经洞道真古代修复敦煌文献一、藏经洞文献文物的来源与性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五六万件文献文物,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4 至11 世纪历史的认识,对世界学术史的意义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为了更准确、更充分地使用敦煌藏经洞的文献文物,近百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藏经洞文献文物的来源与性质,进行了不懈的探索。
最早对其进行研究的是1907 年进入藏经洞的斯坦因①,最近沙武田先生又发表了新的见解②,在认识上尽管现在还有一定分歧,但总的来说是逐渐趋于一致。
藏经洞的来源与性质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非常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角度研究藏经洞的文献与文物。
1907 年,斯坦因进入藏经洞。
在《西域考古图记》中,他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素养,对藏经洞状态第一次作了详尽的描述。
他把所有藏品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正规的图书馆包裹”,一类是“杂包裹”,并为我们留下了一幅珍贵的照片———刚刚移出藏经洞的汉文写卷。
他留下的客观描述和照片,成为后来学者研究藏经洞文献文物的来源和性质所不可或缺的材料。
敦煌研究院施萍婷先生在1990 年的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敦煌研究院0345《三界寺应有藏内经论目录》、国图BD14129《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及S3624《三界寺见一切入藏目录》分别是道真和尚在长兴五年(934) 在三界寺修复藏经时整理的需要修复的藏经目录、修复后的藏经目录草稿、修复后的藏经目录定稿。
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的传奇故事
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的传奇故事作者：翟边来源：《百姓生活》2009年第07期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中文善本收藏地,《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是国家图书馆的四大专藏,也是“镇馆之宝”。
在这些珍贵的国宝级文物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100余年前,王姓道士在莫高窟藏经洞偶然发现了《敦煌遗书》《敦煌遗书》是1900年6月22日被一个姓王的道士偶然发现的。
在莫高窟藏经洞一处不到9平方米的地方,里面居然藏有大概四五万件敦煌遗书,这些遗书包括有汉文、藏文等多种文字,内容涉及经济、医药、文学、政治等多个方面。
从时间上来看,大约是5～11世纪的文献,而正好这个时代的文献资料是非常匮乏的,所以这个发现令世界震惊。
由于当时清政府腐朽无能,所以在发现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还一直被外国的侵略者掠夺,直到1910年,清政府才下令把剩余的文献从敦煌运到北京。
国家图书馆保存《敦煌遗书》的地方堪称世界一流。
原来国图是将《敦煌遗书》堆放在一个柜子里面,非常拥挤。
后来经国家拨款,专门修建敦煌库房,制造了144个用檀木做的柜子,按照《敦煌遗书》的数量做了1万多个盒子,每一个盒子里面只放一卷经书。
金代民女断臂化缘募资修刻的《赵城金藏》《赵城金藏》是在金代刻的一部大藏,因为它藏在赵城县广胜寺,所以后人将它定名为《赵城金藏》。
据说这个金藏,是由潞州(今属山西长治)民女崔法珍断臂化缘募资修刻的。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赵城金藏》曾经差点遭日军掠夺,后来在当地僧众和八路军的通力合作下,辗转很多地方才把它基本完整地保留下来。
但是保存状况非常不好,有些经书已经残破不堪,有些经书受潮后造成霉变已成了“炭棒”。
1949年,《赵城金藏》被运至北平,移交当时的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成为国图的镇馆之宝。
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600年来历尽劫难的《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
2023感动中国人物典型事迹材料
2023感动中国人物典型事迹材料（经典版）编制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核人：__________________审批人：__________________编制单位：__________________编制时间：____年____月____日序言下载提示：该文档是本店铺精心编制而成的，希望大家下载后，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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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大纸写《大般涅盘经》叙录
煌文献 中，有 ３ 件隋代写本 《 大般涅粲经》 分属中国书店 、台北藏 书家王水衷和一位 北京藏书家所有 ，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百余年后首次合璧展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研究馆 员李际宁介绍 ，这三件隋代写本 《 大般涅椠经》 单纸长度均在 １ ４ ０厘米左右 ，为敦煌 写经 中单纸长度之最。目前隋代写本 《 大般涅檠经》世界仅存 ７件 ，除了此次展出的 ３
型 、纸 色、纸 长、装潢 、书法以及收藏诸 方面的特 色。
关键词 ：敦煌写经
大纸 《 大般 涅榘经》 叙 录
文献标志码 ：Ａ 文章编 号 ：１ ０ ０ １ — ６ ２ ５ ２（ ２ ０ １ ６ ）０ ４— ０ ０ ０ ５— ０ ８
中图分类号 ：Ｋ ２ ４ ６ ． ３
２ ０ １ ２年 １ １月 １ １ ３ 至 ４日，中 国书 店举 办 了 “ 中 国书 店 藏珍 贵 古 籍 展 ” 。 在百 件 展
完整保持 卷 轴装 原貌 ，又有题 记 的卷子 更 可谓 凤 毛麟 角 。
此外 ，考察 时发 现 ，该卷 所 用纸 张 为打 纸 ，砑 光上 蜡 。 …… 打纸 砑 光 上蜡 后 ，
表面光洁如 莹，用手轻轻抖动 ，发 出金石之声。洵为我 国古代纸张中的极品。 如果仅仅是打纸砑光上蜡 ，在敦煌遗书中还算常见。这个卷子最令人 惊异的还
虽短 ，留下 的写 经不 多，但 质 量 大抵 为上 品 。Ｚ Ｓ Ｄ ０ １ ４号 为卷 轴 装 。首 尾 均 全 。存
有卷端的护首与卷尾的原轴。护首有 竹质天竿、有护首经名、有缥 带 （ 已断 ，留 有残根） 。尾轴两端涂有殊漆 。首尾经题 完整 ，卷尾有燕尾 ，还有题记。敦煌遗 书 原为寺院彝藏 ， 故 首尾 完整的经卷数量很 少，像 Ｚ Ｓ Ｄ ０ １ ４号这样 附有护首、原轴 ，
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事迹和故事
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事迹和故事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事迹和故事【篇1】7月10日从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座谈会上了解到，樊锦诗在继捐资1000万元支持敦煌学研究后，再次捐资1000万元用于敦煌文物事业和急需人才培养。
会议宣布，一颗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
樊锦诗今年85岁。
1963年，她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敦煌莫高窟，至今已从事敦煌文物事业整整60年，现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
“樊锦诗全身心投入敦煌文物事业，不仅在敦煌石窟考古和文化遗产管理方面取得了重大学术成就，而且带领莫高窟人在文化遗产科学保护、有效管理利用方面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促使敦煌石窟保护从抢救性阶段迈向科学保护阶段。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说。
“敦煌塑造、成就了我，没有敦煌也没有我的今天。
各项殊荣远远超出对我个人的表彰，荣誉应该属于敦煌研究院、属于甘肃省、属于中国文物界。
”樊锦诗说，“服务敦煌是我终生的夙愿。
”今年，樊锦诗将她获得的“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以及个人积蓄共计2000万元捐出。
一半已赠予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以支持北京大学敦煌学的研究，开展相关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国际交流。
当日，她将另一半捐赠给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用于推动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发展以及急需人才的培养。
会议宣布，一颗国际编号为381323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樊锦诗星”。
该小行星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发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发布的公报认为，樊锦诗为中国石窟考古与保护做出了重大贡献，构建了“数字敦煌”和综合保护体系，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范例。
当日，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座谈会在甘肃省敦煌市举行。
樊锦诗从事敦煌文物工作60年事迹和故事【篇2】7月10日上午，“‘樊锦诗星’命名、樊锦诗基金设立暨从事敦煌文物事业60年座谈会”在甘肃敦煌研究院举办。
关于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古写本
关于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古写本萨仁高娃柴剑虹作者简介：柴剑虹，男，1944年生，浙江杭州人。
历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编辑、《文史知识》副主编、汉学编辑室主任。
现为中华书局编审，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秘书长，浙江大学、人民大学国学院、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内容提要：此前，除日本外，各国藏敦煌、吐鲁番出土古写本图集皆已问世。
而最近，日本方面内部刊印了三卷《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尽可能展现了中村不折藏中国出土墨书文物的原貌。
本文介绍卷中77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卷中84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六》、卷下155号北凉写卷《金光明经卷第四》、卷下166号六朝时期写本《金光明经卷第三》。
前两者为敦煌出土，后两者则吐鲁番出土。
卷中77号《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一》末有尾记“长安三年岁次癸卯十月己未朔四日壬戌三藏法师义净封制于长安西明寺新译，并缀文正字”，与英藏敦煌文献S.4268尾记完全相同。
付增湘旧藏中也有一件尾记相同者，只是其中有武周时期所造新字。
S.523和S.3870首残尾全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卷第八》末也有相同题记，前者中亦有武周新字。
就同一年款而言，这些经卷或其底本为同时所抄。
另外，敦煌本中，有最早题记者为P.4506《金光明经卷第二》，其年款是“皇兴五年”（471），而新疆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金光明经卷第二》的题记为“庚午岁四月”（430）。
所以卷下155号北凉写卷《金光明经卷第四》更能真实反映北凉昙无谶（385－433）本刚翻译后不久的情况，可见以上虽为残卷，却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金光明经》中村不折旧藏On ancient copies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from Dunhuang and Turfan in the Nakamura collectionSaren Gaowa and Chai JianhongBiography: Chai Jianhong, male, born in 1944, from Hangzhou in Zhejiang province. Editor of literature section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Zhonghua shuju), deputy editor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Knowledge series, director of Sinology section. Currently serving as senior editor of Zhonghua Book Compan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Chinese Institute of Dunhuang & Turfan studies, visiting professor at Zhejiang university, Renmin universit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visiting researcher at the Dunhuang Academy.Abstract:Apart from in Japan, Dunhuang and Turfan collections in other countries have long been known to the outside world. Recently, 3 volumes of manuscripts from the Nakamura collection in Tokyo, Japan have been published, revealing the manuscripts to scholarly circles.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number 77 in volume 2, the first juan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umber 84 in volume 2, the sixth juan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umber 155 in volume 3, the fourth juan in a Northern Liang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umber 166 in volume 3, the third juan ofa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from the six dynasties period. The first two are from Dunhuang, the last two are from Turfan. Number 77, the first juan of the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has a colophon dating it to Chang’an year 3, and the text of the colophon is exactly the same as that of Or.8210/S.4268. In Fu Zengxiang’s old collection there is also a similar colophon, the only difference being that new characters created in the Wuzhou period are used. Or.8210/S.523 and Or.8210/S.3870 also have similar colophons. With the same dates, it seems these manuscripts were copied around the same time. Furthermore, among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earliest recorded manuscript of the sutra (2nd juan) is P.4506 dated to “Huangxing 5th year” (471 AD), and the 2nd juan of the sutra from Turfan at the Xinjiang Museum is dated to 430 AD. Thus number 155 in volume 3, the fourth juan in a Northern Liang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can reveal much about the period just after the translation by Dharmaraksha (385 AD -433 AD) during the Northern Liang, showing that although the above are fragments, they have great research value.Keywords: Suvar aprabhāsottamasūtra; Nakamura collection本次座谈会关于《金光明经》古写本的专题研讨，主要是着眼于俄罗斯、印度、中国的藏品，很少涉足日本藏品，而本文所要介绍的恰是日本中村不折旧藏敦煌、吐鲁番所出《金光明经》写本，希望对学者们的研究会有所帮助。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作者：方广锠来源：《敦煌研究》2014年第03期内容摘要：笔者对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进行近30年的调查、编目之后形成了基础报告。
本文用一系列翔实的数据，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对国图敦煌遗书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反映了国图敦煌遗书的现状及其研究价值，最后指出敦煌遗书的发现将为我国写本学的创建奠定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写本学中图分类号：G256.1；G25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14）03-0123-09 A C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Library of ChinaFANG Guangchang(School of Philosophy,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5)Abstract:This paper is a base report on the Dunhuang document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cataloguing in the past 30 years. Reliable and detailed data, including cultural relics, documents, and written texts, is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 these Dunhuang documents and demonstrate their present condition and research value. It also makes it clear that 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documents will provide a solid bas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odicology (Manuscript Studies) in China.Keywords: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Dunhuang document; Codicology(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清宣统元年（1909），张之洞掌学部，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
王重民_敦煌学界的一代泰斗
2003·3 图书与情报75 ·人物与书林·王重民:敦煌学界的一代泰斗罗德运(中南民族大学图书馆湖北武汉430074)〔摘要〕王重民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同时又是蜚声国内外的敦煌学大家。
文章评述了王重民先生在敦煌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和贡献。
〔关键词〕王重民敦煌学研究敦煌学家成就贡献〔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 - 6938 (2003) 03 - 0075 - 05王重民(公元1903 - 1975 年) ,字有三,河北高阳人,曾任北京图书馆代馆长,北京大学教授。
我国现代著名的目录学家、版本学家、文献学家、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
在图书馆学界,王重民与刘国钧声名相颉颃,犹如比肩而立的双峰。
他一身多任,同时又是蜚声海内外的敦煌学大家。
长期以来,敦煌学界无有不知其大名者。
本文试就其敦煌学的成就和贡献作一评述,以为他百年冥诞的纪念。
一早在上世纪20 年代末、30年代初,王重民就以编制书目索引和版本目录之学而名世。
后又何以走上了治敦煌学之路? 笔者查检《王重民著述目录》,1935 年以前未见其敦煌学研究成果的片言只字〔1〕。
其敦煌学研究成果,集中于30 年代中期之后。
王重民之治敦煌学,得力于他深厚的文史知识底蕴,得助于袁同礼的器任。
前者为他后来的敦煌学研究奠定了基础,后者给他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和条件。
1924 年至1928 年,王重民求学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 ,师从高步瀛、杨树达、陈垣等名师,又追随时在该校讲学的黎锦熙、钱玄同、吴承仕等名家,与他们相契颇深,辄诣请益,聆获教诲,打下了深厚的文史知识基础。
期间,受聘去北京图书馆编制《国学论文索引》,又到景山西大高殿整理观海堂遗书, 录杨守敬《群书题跋》不见于《日本访书志》者,裒辑而成《日本访书志补》。
在书目实践中,展示了他的才华。
1928 年夏大学毕业, 受聘河北大学任教。
苏莹辉先生敦煌学
苏莹辉先生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 活动，推动敦煌学研究的国际合 作与交流，为敦煌学的繁荣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02
苏莹辉先生的敦煌学研究
敦煌文献研究
苏莹辉先生对敦煌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不仅关注文本的校勘和整理，还注重 文献的背景、形成、流变等方面的研究。
他通过对敦煌文献的研究，揭示了敦煌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为人们深入了 解敦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苏莹辉先生注重实证研究，对敦 煌遗书的保存状况、流传过程以 及修复保护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
研究和探讨。
研究影响
01
推动敦煌学发展
苏莹辉先生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对敦煌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丰富了敦煌学的研究成果。
02
提升学术地位
苏莹辉先生的研究使敦煌学的学术地位得到了提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
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跨学科研究法
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将敦煌学与历史学、文学 、艺术学等领域相结合， 拓宽研究视野。
研究资料与成果
收集并整理了大量的敦煌遗书 ，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原始资 料。
对敦煌壁画中的人物、事件等 进行了深入研究，揭示了许多 历史真相。
挖掘出了许多被遗忘的敦煌文 化元素，为传承和发扬敦煌文 化做出了贡献。
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
苏莹辉先生的研究为敦煌学的繁 荣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后 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
和研究思路。
未来发展
随着苏莹辉先生的离世，敦煌学界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头人，但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将 继续影响和启迪后来的学者。
未来，敦煌学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需要学者们继续深入挖掘和研究敦煌文献、文物和历 史，进一步推动敦煌学的发展。
2020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材料大全5篇
2020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材料大全5篇大家认识“樊锦诗”这位神奇的女子吗?她被称为“敦煌的女儿”。
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带来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一)六年前，当时的敦煌研究院院长邀请谭盾去敦煌，她开玩笑地对谭盾说：你是音乐家，有名的音乐家，你能不能把敦煌用音乐来表达一下?谭盾一入敦煌，即被这传承千年的艺术吸引打动，扎进洞窟六个小时才出来。
六年后，谭盾终于完成《敦煌·慈悲颂》。
在2019年的国内巡演中，他特意将首演放在敦煌，在演出开始前，他把樊锦诗请上舞台，向现场观众介绍这段缘起，并恭敬地将总谱献给樊锦诗。
樊锦诗也在敦煌研究院负责人陪同下，回赠壁画临摹作品以示感谢。
敦煌的演出让樊锦诗非常激动，她说：“敦煌的故事那么多，最后他归纳出来，叫做《敦煌·慈悲颂》。
我的理解，他已经通过音乐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所以我听了深受感动。
”几天后，巡演到上海，樊锦诗又千里追踪去往上海，二刷《敦煌·慈悲颂》，并再次登台感谢谭盾和所有艺术家，她与谭盾的现场互动，让观众非常感动。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樊锦诗被授予“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她扎根大漠50余年，潜心石窟，为敦煌莫高窟的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她邀请谭盾创作音乐版的敦煌壁画，更让这份中华文明瑰宝踏上音乐的丝绸之路，更好地传播到世界各地。
据悉，《敦煌·慈悲颂》海南新年音乐会于2019年12月16日14点开票了!演出将于2019年12月31日和2020年1月1日在刚刚升级改造一新的“海口湾演艺中心”举行，享誉世界的指挥家、作曲家谭盾，携纽约巴德爱乐乐团和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近两百名艺术家，与海口观众一起喜迎新年。
《敦煌·慈悲颂》为谭盾历时六年的呕心力作，创作灵感来源于丝绸之路上的敦煌石窟壁画等深具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与民众基础的精神传承。
《敦煌·慈悲颂》海南新年音乐会，由谭盾亲自指挥，王云鹏(男中音)、董芳(女中音)、王传越(男高音)、郭森(女高音)、泽仁央金(原生态女高音)、巴图巴根(原生态男低音)领衔演唱，陈奕宁表演敦煌舞反弹琵琶，以及来自全球艺术家组成的纽约巴德爱乐乐团和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组成的豪华演出阵容，力求为海南观众带来最完美的视听觉体验。
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5篇
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5篇樊锦诗，一位扎根戈壁大漠深处的文博工作者，值得大家尊敬。
那么你知道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先进事迹5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动中国人物樊锦诗(一)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后，81岁的樊锦诗一直很忙，从北京到香港、从厦门到巴黎……但她心里惦念的，全是敦煌。
“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敦煌努力。
”她说。
从“挖宝贝”到“守宝贝”“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中学时就爱逛博物馆。
1958年填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时，她以为自己以后成天“挖宝贝”。
不想此后大半生待在了大漠，成了莫高窟的守护人。
在莫高窟9层楼旁的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里，有一个不大的房间。
土炕，土桌子，还有一个土“沙发”，这是樊锦诗曾经的住所。
生活是苦的。
灰土怎么也扫不完，老鼠窜上床头是常事;一直与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丈夫相隔两地，孩子出生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件孩子的衣裳。
有多次离开的机会，樊锦诗最终留在了敦煌。
“对莫高窟，是高山仰止。
越研究越觉得，老祖宗留下了世界上独有的、多么了不起的东西!”樊锦诗说。
是吸引，更是责任。
这座千年石窟曾历经磨难，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常书鸿、段文杰等前辈白手起家、投身沙海，为保护敦煌倾尽一生心血。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前所未有地重视莫高窟的保护。
“文物命运是随着国家命运的。
没有国家的发展，就不可能有文物保护的各项事业，我们也不可能去施展才能。
”樊锦诗说，“只要莫高窟存在，我们一代代人就要把它陪好。
”从“一张白纸”到“极具意义”“让保护和管理真正符合国际标准和理念”1987年，莫高窟被评为我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
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是申遗的主要负责人。
梳历史、理保护、讲开放，在填写大量申遗材料的过程中，她看到了更为深广的世界。
“文物保护的国际宪章和公约原来没听过，保护涉及法律和管理从前不知道，怎么处理保护与旅游开放的关系也不清楚。
法国敦煌学的新进展——《远东亚洲丛刊》“敦煌学新研”专号评介.doc
法国敦煌学的新进展——《远东亚洲丛刊》“敦煌学新研”专号评介法国汉学曾为海外汉学之正宗。
巴黎素有“汉学之都”的美誉。
最早的学院派汉学研究的传统就是法国汉学大师雷慕沙（Abel Remusat）开创的。
深厚的法兰西人文精神、严谨的中国干嘉式考据方法和新颖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交相辉映，使得法国汉学独树一帜，占尽风流。
百余年来，名家辈出，佳作纷呈。
其影响曾广被欧美、东瀛，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产生过一定的贡献。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虽然二次大战后，由于日美汉学的迅速崛起，法国汉学逐渐丧失了往日独占鳌头的地位，显得有些衰落，但仍是海外汉学的一个重镇。
尤其是西域研究和敦煌学，他们仍有不可低估的实力。
今年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又恰逢法国汉学研究主力机构——法国远东学院百年诞辰，双喜临门，法国学者自然不会毫无举动。
于是他们推出了这卷由戴仁主编的《远东亚洲丛刊》第11卷“纪念法国远东学院创立一百周年敦煌学新研”专号（Jean-Pierre Drege edit : Cahiers d'Extreme-Asie, V ol.11 :Nouvelles etudes de Dunhuang Centenaire de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Kyōto : L'ecole francaise d'Extreme-Orient section de Kyōto,2000.），而专号的主体论文，又特别标出了“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纪念”（Centenaire de la decouverte de la grotte aux manuscrits de Dunhuang）的字样。
该刊的主体共刊出敦煌学论文八篇，除了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特约稿之外，其余七篇的作者均为法国第三或第四代敦煌学研究队伍中的中坚人物，堪称当前法国敦煌学界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
国际敦煌项目_IDP_第七次保存保护会议综述_赵大莹
174国际敦煌项目(I D P)第七次保存保护会议综述赵大莹(国家图书馆 善本特藏部,北京 100081)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6252(2008)02-0174-072007年5月21至23日,国际敦煌项目第七次保存保护会议在伦敦召开。
会议围绕敦煌写卷、绢画和壁画的保护与修复、色彩复原与制墨研究、保存方法和装帧形制等相关丝绸之路出土文物的保存保护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并组织参观了大英图书馆新建的保护修复中心,使与会者能够观摩西文书籍和地图修复等工作的具体过程,是一次理论结合实践,图文并茂的会议。
大会发言28篇,提交论文摘要16篇。
择要简介如下。
一、以修复个案为主的修复技术探讨俄罗斯、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专家们,分别就不同类型的修复对象所设计的修复方法进行介绍。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柳波芙(L i u b o v K r y a k i n a)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西夏文写卷和木版印画的研究和保护》一文,报告了30多年来西夏文写卷的修复和保存方法上的发展和有效手段。
她指出利用扫描电子显微镜(S E M)检测写卷的纸张纤维,测量纸张酸度等修复前的检测中,没有发现纸张纤维的瓦解、破坏或者纤维末端的开裂,因此主要采用远东(主要是日本)的纸张修复技术,并结合欧洲最新的方法,尤其是大英图书馆和荷兰修复协会(“V E-R E S”)所推荐的方法,进行修复。
首先对写卷和版画进行分类;其次对写卷进行物理、化学分析;第三,将破损严重的断片用优质透明聚酯薄膜封装起来;第四,进行文献修复,并对修复过程拍照记录;最后,制造特殊的防腐盒以盛装修复完毕的写卷。
她收稿日期:2008-02-09作者简介:赵大莹(1980—),女(满族),吉林省吉林市人。
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馆员,主要从事唐史、敦煌学、古籍数字化与保存保护等研究。
还介绍了西夏文写卷的保存现状数据库和相应的监控程序。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 新旧编号对照卷
目录分析
一、《國家圖書館藏 敦煌遺書》分冊簡表
二、千字文號與北敦 號、縮微膠捲號、臨
字號對照表
三、縮微膠捲號與北 敦號、千字文號、臨 字號對照表
四、臨字號與北敦號、 千字文編號、縮微膠 捲號、殘字號ຫໍສະໝຸດ 新字 號對照表五、殘字號與 1
北敦號、臨字 號對照表
六、新字號與 2
北敦號、臨字 號對照表
3
七、簡編號與 北敦號對照表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 录·新旧编号对照卷
读书笔记模板
01 思维导图
03 目录分析 05 读书笔记
目录
02 内容摘要 04 作者介绍 06 精彩摘录
思维导图
本书关键字分析思维导图
遗书
表
总目录
表格
文献图
膠捲 號
敦煌
编号
敦煌 北敦號
簡表
中国国家 图书馆
字號
縮微
文號
分冊
字
對照表
内容摘要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对照索引涵盖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现有的所 有编号，共编制9个表格，每个表格均以某一种编号为序，依次罗列文献名称、与该编号相对应的其他所有编号、 该文献图版现在大型图录《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的册次。这样，无论知道某遗书的哪一种编号，均可对应 查索到该遗书的其他编号。
4
八、善字號與 北敦號對照表
5
九、登錄號與 北敦號對照表
作者介绍
读书笔记
这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新旧编号对照卷》的读书笔记模板，可以替换为自己的心得。
精彩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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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简介
敦煌研究院简介
敦煌研究院是国家设立的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瓜州榆林窟和敦煌西千佛洞保护、研究、弘扬和管理的综合性机构。
办院方针为“保护、研究、弘扬”。
其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50年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段文杰先后任所长；1984年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常书鸿任名誉院长，段文杰任院长。
敦煌研究院现任领导：樊锦诗为名誉院长，王旭东为院长、党委书记，马世林为党委副书记，罗华庆为副院长。
敦煌研究院设有院务委员会、党委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工会委员会；下属保护研究所、考古研究所、敦煌文献研究所、美术研究所、文物数字化研究所、敦煌学信息中心、编辑部、接待部、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网络中心、敦煌石窟监测中心13个业务部门，院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人事处）、科研管理处、计划财务处、总务处、外事处（兰州分院办公室）、保卫处7个行政部门，榆林窟文物保管所、西千佛洞文物保管所2个直属科级部门；下设敦煌莫高窟旅游服务公司、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甘肃恒真数字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甘肃莫高窟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咨询有限公司、甘肃鸿文敦煌艺术研修中心5个文化创意产业单位。
敦煌研究院作为依托管理单位，建立了古代壁画保护国家文
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甘肃省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重点实验室、甘肃省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建院70年来，始终遵循国家有关文物工作的法规政策，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工作，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为国内外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遗址博物馆、敦煌学研究实体、壁画与土遗址保护科研基地。
樊锦诗事迹
人物事迹
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是大学同学，彭金章家在河北农村， 毕业后被分到武汉大学，于是两人只好千里鸿雁传书，遥寄 相思。他们在1966年结婚，两地分居19年。她每隔一两年 才会回去看望爱人和孩子一次。 1986年，最终樊锦诗的丈夫妥协了，放弃了他在武汉 大学的事业。由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把彭金章调到敦煌研 究院。樊锦诗对丈夫的理解与支持深为感动，认为“他是打 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丈夫”。
"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 ——樊锦诗
人物简介
樊锦诗，汉族，中共党员，浙江 省杭州市人，1938年7月出生于北平。 曾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现任敦煌研究 院名誉院长，兰州大学兼职教授、敦 煌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自1963年自北 京大学毕业后已在敦煌研究所坚持工 作40余年，被誉为“敦煌女儿”。主 要致力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 理。第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2007年11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 馆馆员。
人物事迹
在敦煌40多年的工作当中，保护成了樊锦诗最重视的工 作，所取得的成果也最为丰硕。 从壁画病害防治到崖体加固，从环境监测到风沙治理， 在敦煌遗产保护的各个领域，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工 作者一起，不断探索创新。 正是在她的带领下，敦煌遗产保护翻开了新篇章，走上 了科学保护之路。
人物事迹
樊锦诗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 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 窟的分期断代。改革开放以来，她坚持改革创新，带领团队 致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积极开展文物国际交流合作， 引进先进保护理念和保护技术，构建“数字敦煌”，开创了 敦煌莫高窟开放管理新模式，有效地缓解了文物保护与旅游 开放的矛盾。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 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 产敦煌莫高窟文物和大遗址保护传承与利用作出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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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敦煌研究人员简介
阅览情况历史沿革研究人员
李际宁，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善本组副研究馆员。
长期从事敦煌遗书和佛教文献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参与整理编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1至5册）》。
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
主要论文有《文轨的生平及其它》、《春秋后语拾遗》、《"味青斋敦煌遗书秘籍佚卷存目"点勘及其史料价值》、《敦煌疑伪经典〈佛母经〉考察》、《关于敦煌遗书中的梵夹装》、《敦煌文献校录五人谈》（合作）、《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整理侧记》。
点校整理《天请问经疏》、《佛母经》、《法华经文外义》（合作）。
并为《敦煌学大辞典》撰写《敦煌石室写经详目》、《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为任继愈主编《宗教大辞典》撰写《敦煌佛教》等。
黄霞，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善本组馆员，主要从事敦煌学和版本文献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参与编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第一至第五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精品选》。
主要论文有《北图藏敦煌"女人社"规约一件》、《浅谈晚唐五代敦煌"女人社"的形态及特点》。
点校整理《佛说相好经》（载《藏外佛教文献》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
林世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敦煌学和佛教文献学。
1992年前从事二、三十年代瑞典人斯文·赫定西北科学考察团资料整理研究工作，发表《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斯文·赫定与中亚探险》、《斯文·赫定与绥新公路勘察队》等文章，并与人合著《探险家斯文·赫定》。
1992年后致力于佛教文献整理研究，发表系列文章，著有《佛陀十大弟子传》、《释迦牟尼佛传》等。
李德范：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敦煌、吐鲁番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整理翻译出版《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初编》（日文部分）；整理出版《敦煌道藏》等。
申国美：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馆员，主要从事敦煌学目录及文献整理，发表《1996-1997年敦煌吐鲁番学论著目录》、《试析北京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收藏与利用》等文章，整理《敦煌禅宗文献集成》等敦煌佛教文献资料。
史睿：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敦煌吐鲁番资料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在职博士），主要从事敦煌学及隋唐史的研究，发表《俄藏敦煌写本〈唐令〉残卷考释》等论文，并参加国家重点项目《敦煌文献》的校录工作。
杜伟生，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图书修整组副研究馆员。
1991年以来，主持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
根据多年工作经验及本馆实际，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敦煌遗书修复方案，得到有关专家的肯定。
主要论文有《谈敦煌遗书的修复》、《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谈旋风装》等。
陈红彦，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副研究馆员。
从事敦煌遗书流散情况的研究。
主要成果有《北京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近现代印鉴印主考》、《北京图书馆藏新881号〈尚书〉残卷校勘后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