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销统购政策

三农问题的内容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中的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

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

形象比喻为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

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解决三农问题实质：是要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长、农村稳定。

这是一个关系十三亿人口大国的，经济社会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什么叫城乡二元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般是指以社会化大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城市经济和以小生产为主要特点的农村经济并存的经济结构。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主要表现为：城市经济以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为主，而农村经济以典型的小农经济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卫生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发达，而农村的基础设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农村人口众多等。

这种状态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存在的突出矛盾，也是这些国家相对贫困和落后的重要原因。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实现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换。

三农问题与统销统购有什么关系？很大程度上说，三农问题是统销统购政策实施不良影响的表现之一。

但，三农问题的形成并不是全是统销统购政策造成的，历史遗留的很多问题都是三农问题形成的重要原因。

三农问题形成的原因：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地区实行的是统分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开始推动农村产业化进程。

同时中国农业产品开始面对外国农业大国的竞争，单一的家庭生产单位无力进行市场竞争，农民第一次出现了“手里有粮卖不出”的现象。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开始起飞，与同期中国总体经济的发展相比，第一产业的发展程度远不及第二、第三产业发展。

农民认为种田没有足够的收入，因而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农民进城打工的现象，但城市并没有足够的就业岗位提供，从而形成大量集聚在城内而没有工作的农民工群体。

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村地区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业投入开始减少，引发更多的农民进城“找工作”，形成恶性循环。

由于农业的发展将直接影响国家经济的正常发展，而农村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3/4，他们的总体生活情况是中国总体生活情况的最主要体现。

农村的发展将是实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最大的挑战，从而使三农问题成为当前社会中显著的问题。

统购统销的背景：1953年春，在“统购统销”政策实施前，我国仍有粮食市场，粮食可以自由买卖。

国家要储备粮食除了向农民征粮外，还得从粮食市场收购。

这时期，粮食市场并非全由官家控制的，也有私人粮商。

国家要从粮食市场购粮储备，就得和私人粮商竞争。

建国后，“一五”计划优先发展工业，城市人口快速发展，除了急需粮食保障温饱外，工业化发展也需要资金和原料。

国家粮食储备一直购少销多，入不敷出。

1953年春，局部地方出现霜灾，到1953年秋，农民惜售备荒不愿将粮食出售，无论是卖给国家还是私人粮商，致使国家粮食购少销多的局面恶化。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国家完全控制粮食市场，也难以从农民手中购得足够的粮食，因为农民根本不愿卖粮。

在此形势之下，显然已不是国家与私人粮商之间的争夺了，而是国家与农民之间战斗了。

当时，政权采取政治权力强制推动粮食征购。

统购统销政策使粮、棉、油等比较重要的农产品退出了自由市场，都开始由国家垄断经营。

统购统销政策对城乡的影响是什么？对于今三农问题的形成有什么影响？1、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积累作用的统购统销制度,本是应付城市粮食供应短缺的权宜之计,然而路径依赖法则和意识形态的偏执使得这一政策被长期制度化了。

其实质是一种赋税制度,构成农民负担。

A、1953年出现粮食危机时，并没有提高收购价格来刺激农民卖粮及种粮，而采取强制征收。

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征收时，也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收购走了。

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

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

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38．9%到49．3％。

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尽管浪费，政府先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

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所以中国农民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

基层为了完成征收任务，有时动用过激的征收方式，对农民进行压迫。

另外在“大跃进”中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所起的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

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

“统购统销”的实行，继而产生的粮票，没有票就不能购买到所需要的商品，另外票据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极大的腐败。

2、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

最高估计，农村因统购统销的“剪刀差”被拿走7000亿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7000亿（牛若峰，１９９２），最低估计是4481亿（徐从才、沈太基，１９９３）。

然而，1984年国营企业年底固定资产原值才7, 370. 5亿元。

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

正是中国农民“牺牲”，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

（杨继绳：“改革以前的农民”，《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 版）这种价格剪刀差的长期存在,无形地推动城乡二元体制的形成。

在农村, 农民多余的农产品被低价统购, 而在城市, 城镇居民都能以一个较低的价格获得农产品。

3、农民“闹退社”“闹粮”1956年冬天，河南的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等12个县，共有278个合作社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

“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的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牲畜的饲料等公共则产；有的社员殴打社、乡干部和工作组的干部。

”还有，一些地方农民“闹粮”。

山东惠民地区的利津、广饶两县，1957年5月12日至18日，连续发生群众抢粮13起，其中已抢者8起，劝阻回去者5起，涉及两个县的3个区、8个乡和37个村，参加抢粮的群众约有4800余人，共抢去粮食92000余斤。

利津、广饶部分乡镇发生抢粮事件，也主要是群众缺粮。

4、统购统销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A、百姓没有粮票，连一碗粥都买不到，难以自由迁徙“统购统销”一实行，社会立即分为吃“商品粮”与吃“农业粮”两大阶层，又因为二元户籍制度，农民和城市都是“世袭”的，农民很难变成城里人。

吃“农业粮”者实际成为“一等公民”，要想成为吃“商品粮”者，确乎“难于上青天”。

不仅是粮食，统购统销还扩大到棉布、食汕等日常生活用品，把人民生活的各个方而纳入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粮票诞生了。

它代表着政府对每个城市居民粮食配给的数量。

当时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没有粮票，无法买到一碗粥、一个馒头、一两点心……农民进城，只能准备充足的干粮。

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国粮票更难得，就是城里人想领取全国粮票也要单位开“出差证明”，农民是想都不敢想，这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受到严格限制。

（海波：《统购统销》，《档案天地》2008年第11期）B、票证成为社会控制手段，催生腐败票证，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措施，而日“成为社会、政治控制”的手段，个人的消费选择自由极其有限。

人们往往为多买半斤肉、一把粉丝、几包火柴、一块肥皂……而想方设法拉关系、“走后门”。

当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后门”才能得到满足时，“走后门”越来越普遍了。

5、稳定了粮价。

粮食统购统销的实施，结束了粮食市场自由经营的混乱局面。

国营粮食部门掌握了粮源，对粮食销售价格采取“基本不动，个别调整”的方针，使全省粮食价格始终保持了稳定。

以1953年3月为标准，全省粮食市场销售价格指数为100，1954年为55.95%，1955年为55.47%，2956年为55.52%。

由此可见粮价的稳定性。

“一五”期间湖北省成功地进行了重点工程和地方工业的建设，其条件之一，就是整个市场物价的稳定。

而统购统销的实行，粮价的稳定，是创造这一条件的决定性因素。

6、粮食统购统销是解决建国初期粮食供求矛盾、保证城乡粮食供应的唯一有效办法。

这一政策实行后，人民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消费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基本上改变了过去半年瓜菜半年粮的状况。

当地，湖北省每人年平均消费粮食情况如下:一953年至1954年度450斤，1954一1955年因灾减产为353斤，1955一1956年度562斤，1956一1957年度559斤。

这些数字表明，湖北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在逐年提高的。

另外，从1953年至1956年全省粮食产、购、销的情况看，这四年全省粮食总产量713亿斤，国家征购161亿斤，占总产量的22.5%;而销回农村的粮食总量占征购量的56.2%，真正离开农村的粮食，四年来仅占产量的9.87%。

7、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促进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互助合作，粮食征购成为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对农民进行改造的两大战略措施。

湖北省在执行统购统销政策的初期，充分照顾了广大农民的基本利益，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适当地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降低了部分工业品的零售价。

如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以1950年为100，1952年为120.44%，2953年又较1952年提高了12.17%;而农村工业品的零售价1953年却比1952年下降了2.58%，农民由此所得实惠达2亿元。

这就相对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也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

“一五”时期，全省粮食产量逐年稳步上升，即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