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教会医疗史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教会医疗史研究综述摘要基督教会医疗作为基督教会在华事工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界对其研究不断增多，继而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热点。

而教会医疗事工最初是随同外国传教士进入近代中国，其初衷正是为了有利于基督福音的传播，西医夹杂福音一齐进入中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本文试对近年来教会医疗史方面所得的成果进行爬梳、归纳。

关键词教会医疗；近代中国；研究综述教会医疗事业作为基督教在华事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近代中国的发展，作用不可谓不大。

教会医疗事业最初的出现是为了满足基督教在华传播基督福音的意愿，正所谓“福音的婢女”。

在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不断缔造的过程中，来华医疗传教士陆续创立了各式各样的医疗事工，又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自身出现了世俗化与本土化的倾向。

由最初的医疗传教士，一人身兼医疗和传播福音两种职能，发展为两种职能的日趋分裂、独立。

而由各种各样的医疗事工中，衍生出错综复杂的关系。

笔者认为，教会医疗事工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即教会医院与诊所、教会开办的医学学校与护士学校、教会医疗人员从事的医学研究以及书籍翻译出版、教会医疗人员进行的公共救济与宣扬的移风易俗。

由于笔者受学力、资料所限，故本文择取自2000年以来，学界对于近代中国教会医疗史的部分论文，尽力做一个论点与论据的爬梳。

在笔者所见的论文（2000年以后）中，感到教会医疗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概念。

就整体情况的研究而言，如李传斌《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与近代中国社会（1835-1937）》，即是一篇兼具全面与细腻的好文。

该文全面研究了教会医疗事业百年间的发展，日益世俗化，本土化。

强调了其政治方面的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减退，文化上呈现了一个以宗教传播为目的到以传播医学文化为主的过程，推动老旧观点、习俗的近代化。

而马光霞《处境与发展——民国初年基督教在华医疗卫生事业述论（1912-1927）》，从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国际国内背景为切入点，评述了1834-1911的拓展时期，着力于1912-1917，并对民初在华教会医疗事业做出了“教会医疗卫生事业在特点的社会文化土壤中，飘摇动荡的社会政治环境下，要想生存发展，必须审时度势，学会应变，即学会适应和变通，实现处境化”【1】的结论，在适应中变通，在变通中适应，以期更好的融入中国社会。

两篇全面介绍近代中国教会医疗的文章，最后都聚焦于随教会医疗而进入中国的一切，与当时社会的调适情况。

在近代中国教会医疗史的研究中，区域史研究无疑占了比较大的分量，许多论文都是针对某一区域，甚至某一医院来进行研究。

较为典型的如：陆翔、陆义芳所著《安徽省近代几所教会医院概述》是旨在说明近代安徽受到基督教传教事业影响不大，但教会医疗所带来的以4家医院为主的各种医疗事工却实实在在的推动了近代安徽社会发展。

刘国强所著《试析近代广州教会医院的特点》，则着重于介绍教会医疗最先涉足的岭南地区，广州得风气之先，教会医疗的发展比当时绝大部分地区都要完善、先进。

史伟东、金芳芳所著《英国的“司徒雷登”——梅滕更与杭州广济医院》，介绍的是由梅腾更博士（dr.david duncan main）创办的杭州广济医院的百年历程，现今成为浙医二院，仍再为广大杭州人民造福。

另外关于宁波、福建、重庆、河南、湖南等地均有专门的区域研究。

李传斌关于教会医疗的区域研究方面的不足，曾经说：区域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山东、河南等地，其他地方的教会医疗事业少有系统研究。

【2】本人认为，随着教会医疗史的不断升温，该情况得到了一定缓解，各地出现一批有所成果的著作和论文。

然而，在区域史的研究中，很难看到新颖的观点，往往各地的研究具体情况不同，但最后的论点、结论却是相差无几。

在来华教会与社会关系互动这一方面，无疑，许多论文都会涉及社会关系，以下选取有代表性的几篇。

首先，教会医院对于近代中国社会是利大于弊的。

如王国平《从苏州博习医院看教会医院的社会作用与影响》一文，从教会医疗开创了地方医疗事业新局面、促进地方社会变迁、通过医院融洽教会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继而通过自养，从经济方面推动地方其他教会事业的发展四方面来剖析教会医院的不可替代性。

胡成《何以心系中国——基督教医疗传教士与地方社会（1835-1911）》着眼于“近代来华的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记述中较多地记载了他们初到一地，虽曾遇到当地士绅和官府的排斥，却也得到一些普通民众的热心帮助，随着熟悉和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与中国地方社会、普通民众多能成为和睦相处乃至相扶相助的邻里和街坊。

此外，由于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华的社会生活条件优于西方，医疗工作得到当地社会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敬和慷慨捐助，致使他们很多人心系中国。

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医疗传教士在中国社会取得成功，并非仅由于西方近代医学在治疗方面的优越及其个人的奉献精神，还在于中国作为一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普通民众的质朴、良善和地方社会的慈善传统。

更重要的是，中国地方社会和普通民众对基督教医疗传教士的接纳和善待，深刻影响到这些随不平等条约而强行闯入的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重新认识和文化反省。

”【3】确实，中国社会和民众对于传教士的抵触，被过度的放大和渲染，片面表现中国人不知好歹，盲目排外，是需要澄清的。

胡卫清《基督教与中国地方社会——以近代潮汕教会医院为个案的考察》中，写道：“本土社会对于传教士和教会医院也同样存在一种文本误读。

这种误读应分为两种。

对于不信教的官绅商人和普通病人来说，他们对于传教医生和教会医院主要是一种技术性的选择误读，他们故意忽视了后者的福音功能。

而对于本地的基督徒来说，则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文本误读。

他们自然非常清楚传教医生的使命和教会医院设立的目的，但是，对于本地信众来说，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制度性宗教，其强大的制度性功能对本土社会既构成很大的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巨大资源。

堂会与堂会之间、堂会与医院和传教站的联系网络，为信教的乡民们提供了一种超越村际界限的新的交往样式。

以堂会为平台，借助复杂的地缘与亲缘关系，教会内的精英人物建立起带有鲜明本土特征的基督教社区，成功地在教会体制内部重建了地域认同和家族认同，特殊主义的价值观重新成为教会内部的交往准则，并通过教会谱系的构建强化了教会内部权力分配的合法性。

”【4】折射出无论对于信教与否的中国官绅、民众各求所需，一方求得更先进更安全的医疗场所和技术，一方借以基督教来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社区，建立自身的权威。

正是因为基督教有其入世性、普世性，以及对于教徒的强力规训与约束，使其遭到了许多官员的抵触。

在华教会医疗对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移风易俗方面贡献颇大。

如李传斌《教会医院与近代中国的慈善救济事业》，周秋光、曾桂林《近代西方教会在华慈善事业述论》，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王淼《从大烟鬼到传教人——近代中国基督徒生活方式的转变》中都有部分涉及。

一言以蔽之，作为传教事业的组成部分，教会医院的目的之一就是传播基督教。

但是，作为医疗事业，它又具有浓厚的世俗性和慈善性。

因此，它在经济实力允许的情况下，在近代中国的慈善医疗和红十字救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中国近代慈善救济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不仅是基督教注重社会救助的产物，而且是基督教适应中国社会的产物。

【5】从宗教史的角度来阐述医疗史，使得视角更加的多样，进而夯实了历史的维度。

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阐述了医疗传教士信奉的教义基础。

据《圣经》记载，耶稣认为人应该慈悲为怀、宽宏大量，因为凡不怜悯人的，自己也必不蒙怜悯。

“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

这是戒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戒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6】而刘新利《基督教医疗事工的教理基础》则从疾病的起因、医病的途径、医病的意义三方面阐述了基督教徒为什么愿意从事医疗工作——源自基督教理基础。

而对于医疗传教士这个特殊的群体的研究，也有一些论文涌现出来。

如张玉莲《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何小莲《来华新教传教士的早期医学活动》重点介绍了马礼逊、伯驾、嘉约翰、合信、德贞等传教士怀揣着共同的理想来到中国，而后所进行的译著医书、开办医院、开设医校的高尚行为。

在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方面，李传斌《晚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北洋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两文正好可以互为比较，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几经变化，最终形成了保护—支持—利用的基本政策。

清政府公开接受和保护教会医疗事业是不平等条约的强行规定，这同时使教会医疗事业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印。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教会医疗事业是具有慈善性质的传教事业，它有较强的实用性，并与政治思想方面的联系相对较少。

因此，支持和利用教会医疗事业反映了清政府在缺乏近代文化资源的情况下的实用主义态度。

但是，清政府却未能从保护医疗卫生主权出发对教会医疗事业加以限制和管理。

【7】而北洋政府北时期，各级政府为了举办本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开始与教会进行多方面的合作。

这些合作是中国政府利用教会医疗事业的新发展，是晚清时期所没有的新现象。

同时，北洋政府在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并不象清政府那样过于宽容、放纵，而是更多地从国家利权上考虑问题，并局部对教会医疗事业进行了限制和管理，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但是，由于中国政治的动荡、不平等条约的存在，加之政府对医疗卫生重视不足，北洋政府未能对教会医疗事业采取统一的限制和管理政策。

北洋政府的态度和政策表明：中国政府虽能对有益的外来文化资源加以利用，却不能去掉其殖民主义的烙印。

这正是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待外来文化事业的特殊性的反映。

【8】近代中国医疗事业的落后，一方面诚然是由于是政府重视不够，另一方面也确实是由是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所决定，在乱世之下，政府无力关注医疗事业。

不过，通过比较，我们不难看出，政府引导的医疗事业逐渐发展壮大。

而对于西医东渐的过程，学界也有所讨论。

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郝先中《西医东渐与中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肇始》两篇文章都阐述了西医东渐后医疗传教士带来的传统医疗空间与医患关系的转型，但何著更关注于教会医院扶死救伤所带有的浓重人道主义色彩，而郝著更加着力于教会医院对于公共卫生的作用。

两者都肯定了西医东渐的重要性，认为，西方医院制度输入中国本土就相当于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嵌入了一个陌生的“公共空间”的概念。

李传斌《教会医疗事业在近代中国产生、发展的原因探析》中阐释了基督教利用西方医学对中国进行传教的原因：包括医学传教是适应中国社会的更可行方式、正是中国落后的公共卫生面貌使西方医学更有其用武之地、而派遣医疗传教士保障来华福音传教士的健康，颇有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