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文学在各国的发展

二、启蒙文学在各国的发展１８世纪的英国文学非常繁荣。

古典主义文学在世纪初期势力强大。

古典主义诗人蒲柏（１６８８—１７４４）曾在文坛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他的诗体文论《批评短论》（１７１１）和名作模拟史诗《夺发记》（１７１２—１７１４）都曾在上层社会发生影响。

英国启蒙文学于２０年代正式登上文坛，作家们宣传资产阶级的价值观，批判封建残余和资产阶级的阴暗面，鼓舞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力图通过启蒙教育促进社会改良。

英国的启蒙文学以现实主义小说成就最高。

小说家笛福和斯威夫特首先登上文坛。

但尼尔·笛福（１６６１—１７３１）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之一。

他的启蒙思想较为温和，但他的小说创作却是一次真正的文学革命。

他不顾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发表了《鲁滨逊飘流记》、《辛格顿船长》（１７２０）等一系列小说，主要描写社会中下层出身的青年航海或其他冒险，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代表作《鲁滨逊飘流记》（第一部，１７１９）通过青年商人鲁滨逊海上冒险和滞留并开辟岛国的故事，塑造了一个英国“真正资产者”的著名艺术典型，体现了资产阶级向上发展时期的奋发进取和创业精神。

鲁滨逊虽是资产阶级文学幻想的产物，一位理想的英雄，但却丝毫没有被神化拔高；小说虽是幻想传奇式的故事，但却运用写实手法，对一系列细节的描写真实具体，虽是无中生有，但却曲尽其妙。

约拿旦·斯威夫特（１６６７—１７４５）在思想上是比笛福激进得多的启蒙作家，《格列佛游记》（１７２６）是他享誉世界的讽刺名著。

作品假托主人公格列佛医生自述他数次航海遇险，飘流到小人国、大人国和智马国等几个童话式国家的遭遇和见闻，全面讽刺、揶揄了英国的社会现实。

其中通过“大人国”和“智马国”社会所体现的社会理想虽然保存宗法社会的原始特点，但却包含着启蒙主义的社会原则和价值观。

作者往往把讽刺的对象夸张变形到残酷甚至荒诞的地步，与现代的“黑色幽默”有相通之处，法国现代作家布勒东在编辑作品集《黑色幽默》（１９５０）时，就把斯威夫特的作品列于榜首。

１８世纪３０年代至世纪中期，英国现实主义小说进入繁荣鼎盛时期，重要的作家有理查生、斯摩莱特等，菲尔丁是最为杰出的代表。

撒缪尔·理查生（１６８９—１７６１）是英国家庭小说的开创者。

其作品以《帕米拉》（１７４０）、《克拉丽莎》（１７４１—１７４８）最为著名。

他关注婚姻、家庭、道德问题，作品一般以女仆或中产阶级女子为主人公，写她们婚姻爱情的纠葛，把婚姻自主同中产阶级温和的道德说教结合起来。

这成为此后一个时期英国家庭小说的一种模式。

理查生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他擅长以书信体的形式描写日常生活氛围中人物的心理和情感的细腻变化，以及贯串其中的感伤和哀惋情调，实为英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先驱。

托比亚斯·斯摩莱特（１７２１—１７７１）的主要作品有《兰登传》（１９４８）和《亨佛利·克林克》（１７７１）等，多为流浪汉小说，叙述主人公曲折的流浪生活，对社会现实多有讥刺，富有刺激性的故事在民众中受到欢迎。

至１８世纪中叶，英国在农村自耕农日益破产和城市贫富反差更甚的背景下，感伤主义文学产生了。

劳伦斯·斯泰恩（１７１３—１７６８）是小说方面的代表作家，其代表作《感伤的旅行》（１７６８）写敏感和爱流泪的主人公约里克牧师在法国的旅行，着重叙述主人公不断因微小的事情而产生的感觉和对这些感觉的诸多联想，抒发其感伤情怀。

感伤主义虽由斯泰恩的这部小说而得名，但奥立维·哥尔德斯密斯（１７２８—１７７４）的长篇小说《威克菲尔德的牧师》（１７６８）、长诗《荒村》（１７７０）却是成就更高的感伤主义名作。

前者写主人公穷牧师普里姆罗斯自述其家庭被乡村地主欺压的种种悲惨遭遇，在浓郁的感伤情怀的描写中既有喜剧性的幽默也有戏剧化的场景，确是别具一格。

“墓园诗派”是英国感伤主义在诗歌领域里的代表，由格雷（１７１６—１７７１）的《墓园挽歌》（１７５０）得名。

重要的作家还有汤姆（１７００—１７４８）和扬格（１７１６—１７６５）等，这一诗派情调更为消沉。

稍后，珀西编的民歌集《英诗辑古》（１７６５）、麦克菲逊（１７３６—１７９６）伪托中古诗人峨相所作的《峨相集》（１７６５）更引起人们对中世纪民歌的爱好。

英国议会于１７３７年通过《戏剧检查法》，国家对戏剧和剧院监督甚严，所以英国戏剧不能充分发展。

菲尔丁原以政治讽刺剧崭露头角，后来被迫转向小说创作。

哥尔德斯密斯的喜剧《屈身求爱》是１８世纪英国戏剧的杰作。

理查德·谢立敦（１７５１—１８１６）把英国戏剧推向高峰，其创作大多为轻松愉快的风习喜剧，以《造谣学校》（１７７７）最为著名，至今在英国上演不衰。

谢立敦的创作缺乏思想深度，但其喜剧技巧却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１８世纪的法国，封建专制王权急剧衰落，封建势力同第三等级的矛盾特别尖锐。

已沦为专门为封建宫廷歌功颂德的古典主义文学长期流行于社会上层的文坛，但大胆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学在世纪之初便广泛流传于人民之中。

阿兰·勒内·勒萨日（１６６８—１７４７）发展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传统，以其写实的小说《瘸腿魔鬼》（１７０７）和名作《吉尔·布拉斯》（１７１５—１７３５）等揭开了启蒙文学的序幕。

从２０年代起，法国启蒙文学汇成潮流。

法国启蒙文学是在资产阶级积极酝酿革命的背景下诞生和发展的，所以批判力度最强，最富于民主战斗精神。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是法国１８世纪上半期启蒙文学的代表作家。

查理·路易·德·瑟贡达·孟德斯鸠（１６８９—１７７５）是法国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作家。

他的理论著作《法的精神》（１７４６）把法制提高到国家政治生活的首位，并详细论证三权分立学说，该书成为关于国家学说的世界名著。

他的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１７２１）是第一部著名的启蒙哲理小说，为法国启蒙文学开辟了道路。

作品假托波斯大贵族郁斯贝克到法国游历，通过他同家人和朋友们的互相通信，暴露波斯东方专制制度和贵人后房制度的惨无人道，同时猛烈批判了法国的黑暗现实，宣传启蒙理想，令读者耳目一新。

伏尔泰（原名弗兰索瓦*.玛丽·阿鲁埃，１６９４—１７７８）是法国启蒙运动中具有领袖威望的作家。

他倡导文艺为社会改良和宣传启蒙思想服务，但又强调古典主义的规则应该遵守，极想使自己成为高乃依和拉辛的后继者。

他据此而创作的史诗《亨利亚特》（１７７８）和悲剧《俄底浦斯王》（１７１８）、《中国孤儿》（１７１８）等都缺乏持久的艺术生命力。

他不顾古典主义清规戒律而创作的中短篇哲理小说２６篇，却是他文学遗产中最优秀的部分。

其中最著名的有《如此世界》（１７４６）、《查第格》（１７４７）、《天真汉》（１７６７）等，而以《老实人》（１７５９）最为脍炙人口。

小说通过“老实人”及其教师邦葛罗斯等人的遭遇，讽刺了“一切皆善”并为现存秩序辩护的盲目乐观主义哲学，也否定了认为人“不是在忧急骚动中讨生活，便是在烦闷无聊中挨日子”的悲观主义；作品让主人公经历了象征“理性王国”的“黄金国”之后，又回到苦难的现实世界，最后以富于哲理的名言“种咱们的田地要紧”作为结束，给人留下了既无可奈何，又奋斗不息的余音。

伏尔泰的艺术才能尤其表现于讽刺，拜伦称赞说：“那简直像一阵狂风，随心所欲地飘刮，拔起了一切事物的根，有时教蠢材出丑，有时把皇座也震动。

”法国启蒙文学发展到世纪中期，老一辈作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继续发表杰作，而新一辈作家狄德罗、卢梭等以更为激进的姿态登上文坛，把法国启蒙文学推向繁荣的顶峰。

德尼·狄德罗（１７１３—１７８４）是法国启蒙运动的中坚，唯物主义哲学家、现实主义美学家和作家。

他用几十年的时间主编意在“改变人们普遍的思想方式”的《百科全书》，并亲自撰写了千余条目，虽然屡遭迫害，但却始终如一。

恩格斯称赞他是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了整个生命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２８页。

他所创作的《私生子》（１７５７）、《一家之长》（１７５８）两部市民剧，以及在法国至今盛演不衰的《当好人还是坏人？》（１７５８）为现代话剧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下述三部小说最能体现他在创作方面的卓越贡献。

自白体小说《修女》（１７６０）猛烈抨击摧残人性的宗教制度，为维护人权和个性解放而呐喊。

对话体小说《拉摩的侄儿》（１７６２—１７６４）塑造了“拉摩的侄儿”这个集“高傲与卑鄙、才智和愚蠢”于一体的著名典型。

他是烂透了的封建社会的产物，一株“邪恶”之花，是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封建社会母体内躁动的资产阶级的化身，黑格尔为其滔滔不绝的“辩证谈吐”所倾倒，视为“分裂意识”的典范，马克思恩格斯称这部作品为“辩证法的杰作”。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５９页。

《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１７７３）写的是年轻仆人雅克陪伴贵族主人在法国的漫游和对话，刻画了正在起来反抗的仆人雅克的生动形象。

小说幽默风趣，尤其是结构全书的“叙述层”和“故事层”及“叙述层”同“故事层”交叉相混的结构极具创新价值，给予读者广大的想象的空间，接近于现代“新小说”派的叙述方法。

皮埃尔*.奥古斯特·加隆·德·博马舍（１７３２—１７９９）是法国１８世纪最后一位著名的启蒙作家。

他在论著《论严肃的戏剧体裁》（１７６７）中宣传和发挥狄德罗“市民剧”的理论主张，创作了《欧也妮》（１７６７）、《两个朋友》（１７７０）《有罪的母亲》（１７９２）等市民剧，并按市民剧的精神创作了传世佳作《塞维勒的理发师》（１７７５）和《费加罗的婚姻》（１７８１）两部喜剧。

《塞》剧中的老医生霸尔多洛，《费》剧中的大贵族阿勒玛维华同为封建势力的代表，是被嘲弄的对象；被歌颂的主人公却是理发师、仆人费加罗，他是第三等级的代表，自以为贵族主人不是他的对手，满怀信心地指出贵族们“只是在走出娘胎的时候，使过些气力”，此外“还有什么了不起的？”《费》剧结束于费加罗结婚的狂欢歌舞，一个剧中人唱道，这个喜剧描写的是“受着压迫”的人们用“种种方式行动起来”。

无怪路易十六下令禁演此剧，认为它会“毁掉巴士底狱”。

１８世纪的德国还没有摆脱上世纪“三十年战争”的阴影，仍然分裂为数以百计的小邦国和一些帝国城市，每一个小邦国都是一个小封建国家，“国君”自封为“上帝的代表”，他们腐败、残暴专横和好战；工农业落后，资产阶级力量薄弱，而且各自封闭地依附于本土的小朝廷，奴性十足。

因此，当时德国呈现为“一团糟”的“鄙陋状态”。

但是德国知识界在英法启蒙运动影响下率先觉醒。

由于现实落后，他们只能在精神领域里构筑理想王国。

这便造成了德国的社会鄙陋和文学辉煌的强烈反差，正如恩格斯所说：“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