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展望_李文华

第32卷第6期2010年6月2010，32（6）：1015-1021Resources ScienceVol.32，No.6Jun.，2010收稿日期：2010-04-20；修订日期:2010-05-30基金项目：GEF 项目“稻鱼共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GCP/GLO/212/GEF ）。

作者简介：李文华，男，山东广饶人，中国工程院院士，研究员，从事生态学与资源科学的研究工作。

E-mail ：liwh@文章编号：1007-7588（2010）06-1015-07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展望李文华，刘某承，闵庆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摘要：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和土地集约化利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与环境问题的日益加剧。

在这一形势下，人类社会开始反思农业发展的政策、模式和技术，认识到农业的发展，不仅要提高产量以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数量需求，还要提高产品质量，保障食物安全，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多种功能。

20世纪后期，中国生态学家和农学家共同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农业概念。

经过近30年的实践和发展，中国生态农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总结了一系列适应中国国情的成功模式，开展了不同层面的生态农业建设试点，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与赞扬。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对农业的多种生态服务功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缺乏市场化引导、规模化经营、专业化生产和品牌化推广等。

面对着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与资源环境瓶颈，中国生态农业需要在产业循环、多功能化、高品质、产业化以及融合传统知识精华与现代科学技术、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多做努力。

关键词：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多功能农业；高品质农业；农业产业化；农业文化遗产1引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经历了从原始的刀耕火种、自给自足的个体农业到现代化农业，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土地利用的集约化，人类社会在农业生产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建立在以消耗大量资源和能源基础上的现代化农业也带来了一些严重弊端，并引发了一系列具有全球特点的生态与环境问题[1]。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农业的发展方向与道路成为思索的焦点。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农业的目标不仅要提高产量，还须提高产品质量、确保食品安全；不仅要提高土地产出率、获得经济利益，还应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多种服务功能并促进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拥有独特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传统农业知识。

独特的自然条件为发展特色农业模式提供了基础，丰富的传统知识为今天的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2]。

但同时，中国农业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条件并不是很好，人多地少、人多水少、森林资源匮乏、草地退化严重、农业污染加剧等问题依然严重，已成为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3]。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一批富有远见的科学家根据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和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将传统农业的优势与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逐渐发展了生态农业这一新的农业发展理念与实践方式，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理论、模式和相应的配套技术[4]。

中国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并被认为是对国际农业领域可持续发展运动的一大贡献[5]。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业发展的总体形势有了很大改变，生态农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具有新的特点，也面临着新的问题。

对这些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对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对未来的发展进行定位，对于深入挖掘传统农业的精华、进一步推进现代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简要回顾中国自古就有保护自然的优良传统，并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积累了朴素而丰富的经验[6]。

然而把第32卷第6期资源科学这种朴素的经验上升到科学和理论的高度，却是现代的事。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农业现代化的弊端开始显现：化肥和农药的过量施用导致各种生态问题、农业灌溉用水的大幅增加导致水资源过量开采、过度垦荒和滥砍滥伐及超载过牧等导致水土流失及土壤沙化现象严重[7]。

这些问题引起了我国农林科技工作者的重视。

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马世骏院士为代表的学者就指出，要以生态平衡、生态系统的概念与观点来指导农业的研究与实践。

1981年，马世骏先生在农业生态工程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了“整体、协调、循环、再生”生态工程建设原理[8]。

1982年，叶谦吉教授在银川农业生态经济学术讨论会上发表“生态农业—我国农业的一次绿色革命”一文，正式提出了中国的“生态农业”这一术语[9]。

随后，1982年-1986年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农业要“走充分发挥我国传统农业技术优点的同时，广泛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走投资省、耗能低、效益高和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一部分高等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以及一些地方，开始了生态农业的探索[10]。

在近10年的试点后，1993年由农业部等7部委局组成了“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领导小组”，重点部署51个县开展县域生态农业建设，从其分布的区域和生态类型的代表性看，也是具有推广意义的[11]。

这一时期，中国学者在广泛的生态农业实践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经验，并把它上升到理性认识，初步形成了中国的生态农业理论。

1991年5月，马世骏和边疆共同拟订了中国生态农业的基本概念：生态农业是因地制宜应用生物共生和物质再循环原理及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系统工程方法而设计的综合农业生产体系。

这一概念的核心部分被写进农业部颁布的生态农业建设区建设技术规范，成为全国开展生态农业建设的行为规范。

2000年3月，国家七部委局在北京召开第二次全国生态农业县建设工作会议，对第二批50个示范县工作进行了部署，同时提出在全国大力推广和发展生态农业的任务。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对会议报告作了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加强组织领导，依靠科技创新，把生态农业建设与农业结构调整结合起来，与发展无公害农业结合起来，把我国生态农业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回归农业，至2010年中国在新世纪连续出台了7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其中4份“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循环农业、生态农业”，“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同时，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FAO确定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Systems，GIAHS）保护试点[12]，不仅进一步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生态农业的关注，也标志着中国生态农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总之，中国生态农业经过近30年的实践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与农村发展、农民致富和环境保护、资源高效利用融为一体，进入了与区域经济、产业化和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紧密结合的新阶段。

但中国的生态农业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当前的生态农业还是以通过物质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追求产出为主，对农业的多种生态服务功能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其次，以种植业为核心的基本格局对与其他产业部门的耦合重视不够，同时缺乏市场化的引导、规模经营、专业化生产和品牌化推广，很难获取显著的经济收益；第三，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往往只重视模式的结构搭配与组装，而不太重视结构组分之间适宜的比例参数、各个环节的关键配套技术[13]；最后，农业管理标准化整体还处于较低水平，标准不完善、可操作性差。

3现代生态农业的几个新趋势随着新时期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资源环境瓶颈，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前中国生态农业应继续创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努力实现以下几个方向的突破。

3.1从农产品的多级利用和内部循环转向多产业开放性的生态农业中国的生态农业强调通过不同工艺流程间的横向耦合及资源共享，建立产业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食物网”，以实现物质的再生循环和分层利用，去除一些内源和外源的污染物，达到变污染负效益为资源正效益的目的[14]。

当前，中国生态农业主要利用农业产业内部模块之间的有机链接关系来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15]。

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局限于农业部门之内的狭义的生态农业已经很难适应社会的发展，部门的局限性和不完整10162010年6月李文华等：中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与展望的产业链无法解决我国农业面临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农村劳力短缺和实现小康目标的要求。

现代生态农业应逐步改变自给性生产理念，而转向与工业有机地结合，以农产品加工为纽带，一头连接市场，一头连接生产和流通领域，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的一、二、三产业网络型链条。

集生产、流通、消费、回收，构建产业化的种养加及废弃物还田的食物链网结构，有效利用资源、信息、设施和劳力，形成良性“循环经济”结构框架。

农业资源的节约化、农产品加工的深度化和废弃物的资源化是实现农业生产系统良性循环的关键。

农业资源的节约化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以及化肥与农药的合理施用；深加工应配合品牌产品和基地商品化生产推进加工水平升级[16]，同时应积极创造条件，开展深加工试验研究和示范，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推进深加工，但要避免一哄而起；废弃物的资源化，特别是秸秆加工生物饲料、粪便加工生物肥料等产业，将作物秸秆、牲畜粪便、农畜产品加工剩余物等农业有机废弃物综合利用，使废弃物资源化、能源化，多层次利用，既有效控制了环境污染，又能带来经济效益，并且优化了社会投资结构。

3.2从以追求产量为主转向多功能农业中国的生态农业注重采取不同农业生产工艺流程间的横向耦合，达到提高产品产量的目标。

例如通过物种多样性来减轻农作物病虫害的危害，提高作物产量。

研究表明水稻品种多样性混合间作与单作优质稻相比，对稻瘟病的防效达81.1%~98.6%，减少农药使用量60%以上，每公顷增产630~ 1040kg[17]；另在针对一些小规模生产的调查或实验中证明，由于多样化产品产出，稻鱼共作的净收入比常规单作高2144元/hm2[18]。

但在自然植被一再缩减和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农田生态系统已经超越了其作为食物生产地和原材料提供地的功能，还具有许多其他的服务功能，比如调节大气化学成分、调蓄洪水、净化环境等[19]。

1997年美国生态经济学家Costanza提出全球农田生态系统每年提供的服务价值约为1280亿美元，占全球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0.3%[20]；而采用生态耕作模式稻田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往往比常规单作要高，例如稻鱼共生系统在固碳释氧、营养物质保持、病虫害防治、水量调节乃至于旅游发展等方面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其外部经济效益提高了2754元/hm2，同时稻鱼共生系统减少CH4排放、控制化肥农药使用，使其外部负效益损失降低了4693元/hm2，因此，稻鱼共生系统比常规稻作系统的外部经济价值增加了7447元/hm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