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所藏“交趾瓷”窑口及有关问题讨论
从遗留在台澎的漳州窑瓷器探索两岸交通伊始
台湾东部 宜兰 淇武 兰遗址 出土若 干漳州 窑青花 瓷 、褐釉 瓷 ，以及 彩 绘瓷 ，代 表性器 物
有五种 。⑥
七 、澎 湖风柜 荷兰 城堡
１８ ～９ ５年 间 ，笔 者 发 现风 柜 荷 兰城堡 遗 址有 大 量 １ 纪 陶 瓷遗 留 ，采 集 五百 件 ９ １ １８ ７世 左右 。其 中数 量最 多 的是邵 武窑 的青 白釉罐 （ 安平 壶 ）约有 ２０件 ，其 次便 是漳 州窑青 花 ０ 约有 １０件 ，少 量 漳 州 窑蓝 釉 加 彩 盘 ，漳 州窑 米 黄釉 香 炉 ，此外 约 有 １０件 为 景 德镇 青 ８ ０
陶瓷 始 见 于晚 唐 。宋元 大盛 ，明 清不 绝 。印 度尼 西 亚 出 土 出水 的 中 国陶 瓷 ，从 汉 代 到 明
航 ．到达 澎湖 马公 港之 后 ，领 先群 伦 ，渡过 台湾海峡 ，航 行 到 台湾西 部 海岸 ，进 入 台中清
水 ：不仅 如此 ，月港 的帆 船带 着漳 州窑 瓷器 ，沿 着 台湾海 岸继 续 向北 航 行 ，绕过 台湾北 海
岸 ．直到 台湾 东部 的宜 兰 。 漳 州 窑 瓷器 搭 乘 月港 的帆 船 ，克 服种 种 困难 ，突破 种 种 障 碍 ，渡过 台湾 海 峡 登陆 台
虽然较景德镇逊色 ，但工 艺品质胜于漳州窑。
除了青 花 ，漳州 窑另 有 四种 器类 ：釉 上彩 、黄 绿釉 盒 、米 黄釉 、青 瓷 。釉 上彩 与黄绿 盒 子 ，用 色 而 呈 色稍 暗 ，米 黄 釉 出 自白釉 而 色偏 黄 ，青 瓷呈 色 略 浅 ，都 具有 急就 章 的风
格 ，与其它 窑 口产 品不 同 ，这 些 独具 特征 的 漳州 窑瓷器 ，ｌ 纪前 后 大量 生产 大量外 销 。 ７世 为 明末 清初 东亚 国际 贸易 的 大宗 商 品 。漳 州在 世 界各 地 的发 现 ，是 １ 纪各 国 交通 的重 ７世
论衡——中国古陶瓷的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
论衡——中国古陶瓷的外销与海上丝绸之路作者：孟原召一概说瓷器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
商周时期已生产出原始瓷器，至东汉晚期烧造出了成熟瓷器；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制瓷技术的不断改进和发展，隋唐五代时期达到了新的水平，并形成了以“南青北白”为主要特征的制瓷手工业分布格局；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生产规模扩大，产品类别增多，达到了空前繁荣；明清时期的瓷业格局有了新的变化，尤以景德镇窑的发展最为突出，产品则以青花瓷器为主，还有丰富多彩的彩瓷和单色釉瓷等1 。
中国古代的瓷器，不仅受到国内人们的普遍喜爱和广泛使用，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同时，也受到了外国人的欢迎，是海外贸易中十分重要的输出商品，在古代中外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海外地区发现的中国古代瓷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应属于非商品类瓷器，如赏赐品、礼品等，此类数量有限；另一类则是作为商品对外销售的瓷器，这类最为常见，而且数量非常大，一般称之为“外销瓷”2,也有学者称为“贸易陶瓷”、“外贸瓷”等 3，本文所论即是这类外销瓷器。
中国古陶瓷的外销，是与古代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亦即“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这在历史文献记载和文物考古资料中均有明确反映。
中国同海外地区的交通和商贸往来由来已久。
秦汉时期，岭南已与海外地区有一定贸易往来 4，《汉书·地理志》记述了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抵达印度、东南亚地区的海上航线，并载有黄门设“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赉黄金杂缯而往”5。
隋唐五代以来，随着航海技术的不断进步6，海外交通得以迅速发展7，特别是唐代以来海外贸易逐渐繁荣8 。
随着制瓷技术的发展与海外市场的需要，陶瓷器成为中国对外输出的重要商品之一 9。
这在当时文献中已有记载，如宋代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记之曰“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
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10；赵汝适《诸蕃志》中多次提到“番商兴贩”用“瓷器”、“青白器”、“青瓷器”等博易 11；元人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贸易之货用“青器”、“粗碗”、“青瓷器”、“青白碗”、“青白花器”、“处器”、“青处器”、“青白处州瓷器”等12 ，可见宋元时期中国陶瓷器已在海外不少地区使用。
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以“南
［摘 要］2022年3月，“南海一号”发掘阶段在广东阳江结束，出水了大数量多品种的陶瓷文物，这些汇集宋代七大著名窑口的陶瓷精品，作为重要的海外贸易商品，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史研究中最突出、最具说服力的实物资料。
以经济学供给—需求模型为视角，在解读“南海一号”出水文物基础上，从时代背景、供给侧、需求侧、政策支持、造船航海技术等方面对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南海一号”［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556（2022）31-0090-04 本文文献著录格式：张晓琴.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以“南海一号”为中心［J］.天工，2022（31）：90-93.张晓琴 广东财经大学古代中国瓷器在汉代时已传入邻近国家，但“陶瓷以商品面目出现则始于唐代”。
［1］9世纪初，瓷器即成为唐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通过陆、海丝绸之路远播亚非各地。
“陶瓷之路”由此而来。
［2］1987年8月，“南海一号”沉船在广东台山、阳江交界海域打捞出水，沉船的主要货物均为瓷器，即是明证。
“南海一号”原是南宋时一艘装满瓷器的远洋商船，其船身历经800多年没有腐烂，沉船上文物也得到了比较完好的保存，数量和种类都不胜枚举，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陶瓷贸易提供了最翔实、最具有说服力的实物资料。
“南海一号”沉船于阳江绝非偶然，与阳江在“陶瓷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这要先从阳江的海洋文化优势谈起。
一、阳江的海洋文化优势（一）阳江市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阳江原是汉武帝时在岭南合浦郡新设高凉郡的一部分。
至唐代晚期，高凉郡是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
虽然高凉郡版图历代续有变迁沿革，但其州、郡、县治都位于今阳江市境内。
阳江地处珠江三角洲以西的山海之间，属于粤西的一部分，地理中心为漠阳江流域的“两阳”（阳江、阳春）地区。
［3］从生产生活类型的角度，阳江文化或高凉文化蕴含五种文化要素，分别是海洋文化、海外文化、农耕文化、山川文化和渔猎文化。
海丝沿线国家新发现的泉州产陶瓷分析
海丝沿线国家新发现的泉州产陶瓷分析作者：蔡珊吕睿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年第09期摘要：海丝沿线各国考古出土、出水或传世收藏的泉州陶瓷的新发现，不仅映证了史料文献所载泉州各窑口瓷器在海丝沿线各国大量流通的状况，同时也提供史料所无法呈现的多种讯息，包括器物类型、纹饰特征、款识、重量、使用流通状况等诸多细节，揭示了主要由北宋晚期至清代以来泉州产贸易瓷器在海丝沿线各国使用的具体面貌。
关键词：海丝;泉州;陶瓷早在宋元时期，泉州陶瓷就走出国门，畅销海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输出商品。
从此，历史文化名城泉州就一直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在当前国家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又授予了德化县“世界陶瓷之都”的荣誉称号。
东亚文化之都——泉州迎来新的历史机遇，泉州将以全球视野打造发展平台，推动泉州陶瓷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继续大量出口以瓷器为龙头的泉州产品，促进泉州新一轮的产业升级。
就陶瓷史的领域而言，数十年来泉州陶瓷考古的主要成果集中体现在了窑址的发掘和海内外藏品的研究工作。
但近年来海丝沿线各国都有对泉州陶瓷的新发现，通过海丝沿线各国对泉州陶瓷的新发现，我们可以发现北宋中后期到南宋中期（11～13世纪初）是中外海上贸易整体上的低潮时期，特别是马六甲海峡以西的地区，尽管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持续进行，并且还有少量的发现，但规模较小，11世紀中叶到12世纪末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泉州瓷器销往印度洋地区，只在一些非常重要的遗址里有少量发现。
这些零星的资料不能支持大规模海上贸易的水平。
海上贸易再度兴起于13世纪中叶以后，并得到快速的发展。
14世纪前半叶泉州的海外贸易特别是瓷器贸易达到了高峰时期。
1 泉州地区的新发现泉州作为我国古代重要港口，早在公元6世纪就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各国有友好往来的记载，宋元时期顺势而为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发地。
素三彩》“交趾烧”源自漳州窑素三彩瓷
素三彩》“交趾烧”源自漳州窑素三彩瓷明代“交趾烧”素三彩蛙型香盒》随缘轩藏品尺寸：长宽：15.5 *11.2cm 高：11.8cm净重：900 g》》》》》》》》》》》》日本江户时代茶道“添炭”燃香，多用陶瓷香盒盛装香片香团“交趾烧”源自漳州窑素三彩瓷中国的陶瓷，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很多陶瓷在海外大名鼎鼎被奉为珍宝乃至国宝，但是这些陶瓷制造者的后人多年来却不认识。
日本收藏的至尊国宝，其中四件是“曜变”、“油滴”等“天目盏”，其中的“曜变天目”，俯视宛若灿烂星空，日本人称之“碗中的宇宙”，是饮誉世界的珍宝，烧成技术至今仍是千古之谜。
后来我们终于弄清楚，“天目盏”就是出产自福建建阳的建盏。
详见海峡导报《收藏专刊》8月23日P20版专题报道。
此外，还有同安汀溪窑出产的“珠光青瓷”，在日本被尊为“茶汤鼻祖”。
详见海峡导报《收藏专刊》9月20日P19版专题报道。
至于享誉世界的德化“中国白”，就更是世界闻名。
其实，福建还有一个窑口，出产的瓷器也是大名鼎鼎，特别是在尊崇中华文化的日本，又是尊为珍宝，日本人称之为“交趾烧”。
考古发现，所谓“交趾烧”，出产于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南胜镇法华村。
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福建省考古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厦门大学教授叶文程认为，参照相关陶瓷名称，所谓“交趾烧”，正式的名称应该是“漳州窑素三彩瓷”。
所谓“珠光青瓷”也罢，“交趾烧”也罢，还有大名鼎鼎的“克拉克瓷”等等诸多瓷器，在福建历史上都是外销瓷，基本上都是赚老外的真金白银的。
漳州平和田坑窑发现“素三彩”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南胜镇法华村田坑有一座小山丘，俗称“内窑”。
1992年春，村民林添元在“内窑”作业时，在山坡上、山路旁发现大批烧瓷模具：匣钵、陶范、支钉、烧残瓷器标本。
一处遗物分布范围达1000平方米的明代废弃窑址就此被发现。
1997年秋，福建省考古队正式发掘田坑窑。
在325.8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包括残窑炉、储土坑、工作台面、建筑基址、石护基以及附属磨坊遗址等遗迹多处，还有大量窑具、成品和半成品瓷器标本。
中国瓷器外销与“海上瓷器之路”发展的历史轨迹
中国瓷器外销与“海上瓷器之路”发展的历史轨迹何志标;吕锡鹏【摘要】中国瓷器在唐代中期开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运销海外,在宋、元时代,随着中国瓷器生产和贸易的飞跃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步拓展为航程更远、船舶更先进、影响更大的＂海上瓷器之路＂,直到明代郑和下西洋时期达到鼎盛状态。
瓷器大量外销是中国航海和造船技术进步的原动力,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内在规律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Chinese porcelain starts to be exported in bulk to other countries through "marine silk road" from Tang Dynasty.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orcelain production and trade in Song and Yuan Dynasty,"marine silk road" developed gradually into more influential "marine porcelain road" on which there are more advanced ships with much longer range.Until Ming Dynasty when Zhen He stared sailing in Western Ocean,"marine porcelain road" reached its development peak.Chinese porcelain export is the motive power of Chinese sailing and shipbuilding technology,and their interaction and mutual promotion is an important subject to be studied.【期刊名称】《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年(卷),期】2012(011)005【总页数】6页(P21-25,35)【关键词】中国瓷器外销;海上瓷器之路;航海和造船技术【作者】何志标;吕锡鹏【作者单位】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湖北武汉430050;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50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K875.3我国素有“瓷国”之称，瓷器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发明之一，在世界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绝不亚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等四大发明。
明末清初漳州窑瓷器的外销研究
明末清初漳州窑瓷器的外销研究作者：***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22年第14期摘要：明代中后期，随着漳州月港逐渐发展为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漳州窑瓷器远销世界各地，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重要的对外输出产品。
文章通过搜集和梳理漳州窑瓷器在海外遗存的情况，结合漳州窑外销瓷的风格特点，探析漳州窑瓷器作为外销瓷在明末清初时期能够远销海外的原因以及其对国内外制瓷业的影响。
关键词：漳州窑;外销瓷;月港DOI：10.20005/ki.issn.1674-8697.2022.14.0350 前言漳州窑指福建漳州一带的民间窑场，生产的瓷器主供外销，活跃于明末清初时期。
窑址主要分布在福建省南部的九龙江流域的平和、华安、漳浦、南靖、诏安等县及邻近地区，窑址数多达百处。
漳州窑瓷器在国内遗址中较少发现，相反在国外，如日本、菲律宾、荷兰等地有大量的实物遗存。
以漳州窑系为中心的福建陶瓷文化在陶瓷外销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 海外遗存的漳州窑瓷器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内对漳州窑瓷器的认识尚处于初始阶段，虽在日本、东南亚、欧洲等地发现不少传世品和考古出水品，但海外学者普遍将这一类带有“砂足”底的瓷器定义为“汕头瓷”，日本学者也称作“吴须付染”等，而漳州窑的素三彩瓷器也被误认为是越南的产品。
直到20世纪初，福建省的一些博物馆先后在漳州平和南胜、五寨等明清古窑址考古发掘出“克拉克瓷”“汕头瓷”的实物标本，揭开了长期在海外被称为“华南三彩”“交趾瓷”等的瓷器，其产地是位于漳州的平和、华安、南靖等地。
1.1 漳州窑瓷器在欧洲的遗存中国与葡萄牙之间的贸易往来开始于明正德九年，而后葡萄牙虽被驱离广东沿海，但在利益驱使下，葡萄牙人还是在浙江、福建沿海设立非法贸易据点。
这些贸易点在地理位置上非常接近漳州窑，更加便利了葡萄牙商船运送漳州窑瓷器至欧洲贩卖，这些商船有的在回航过程中沉没，船货中存在着漳州窑瓷器。
如考古沉船资料中显示的1625年沉没的“万历沉船”，船上打捞出漳州窑的青花碗和碟等瓷器，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装载漳州窑瓷器最多的一艘葡萄牙商船。
越窑青瓷的海外文化交流探究
越窑青瓷的文化交流研究是中国陶瓷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中，越窑青瓷作为重要的生活器皿，受到贵族与平民等各个社会阶层的喜爱而广为传播。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它不仅改变了东南亚地区人民的饮食习惯，还曾经作为重要的文化礼器被朝鲜、日本等多个国家和地区模仿制作。
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
由于越窑青瓷具有携带便捷、易清洗等适用性特点，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作为日用器具大量出现在世界各地。
传统越窑青瓷本身作为中国古代工艺美术产品，经历过东汉到唐宋时期超过一千多年的发展与演变，逐渐形成了成熟的烧制技术与时代审美特点。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我国在西周末年，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下，工艺美术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技艺造作僭越的现象，反使工艺美术品的功用趋于自由。
到春秋时期，儒家文化开始盛行，“天道远，人道迩”的思想深入人心，从而使工艺美术产品在制作上开始关注人本生。
在思想活跃的春秋战国时期，清新华丽的气象逐渐被建立起来，或许早期的越窑青瓷也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逐渐孕育而生，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青瓷作为实用的日用器皿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慢慢取代了自战国到西汉时期的漆器繁荣，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越窑青瓷的文化交流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性。
据考古资料显示，宁波地区以古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寺龙口等遗址出土的青瓷为代表，具有良好的烧制工艺，采用匣钵装烧，釉面较清润，种类较多，并且发现了与南宋时期的汝窑接近的乳浊釉类产品，说明越窑青瓷发展至南宋与汝窑和官窑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也是越窑青瓷对内文化交流方面的证明。
据《中国寺龙口越窑青瓷与韩国镇西里和柳川里高丽青瓷的对比分析及研究》一文中的科学分析得出，东汉末年，越窑青瓷的选料比原始瓷器要更加纯净，胎质也更加坚硬，制作上初步掌握了更高的烧成温度，大致可以判定南方越窑青瓷是在原始瓷器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随着21世纪的考古事业发展，世界各地出土了早期越窑青瓷的器皿或碎片，目前公认的对外交流最为频繁的时期是唐末五代时期，如今的朝鲜、日本及东南亚的菲律宾、爪洼、马来西亚、泰国等地均有大量的唐五代陶瓷器及瓷片的出土。
211093465_从洲尾遗址发现的越南仿耀州窑瓷器看中外陶瓷交流
从洲尾遗址发现的越南仿耀州窑瓷器看中外陶瓷交流*易小芬(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与科技文化研究院南宁530006)摘要越南瓷业不只是一味地接收着中国的瓷器文化进行本国瓷器制造,而是在兼收并蓄的同时也融入本国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赋予其本国文化特色;同时,在这场以瓷器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中,中国也不是一味的通过瓷器向他国输出着物质和文化,也辩证地吸收着别国瓷业背后蕴藏的文化和制造技巧㊂关键词洲尾遗址越南仿耀州窑外销瓷定制瓷中图分类号:T Q174.73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1002-2872(2023)04-0039-03AD i s c u s s i o no nC e r a m i cE x c h a n g eB e t w e e nC h i n a a n dF o r e i g nC o u n t r i e s f r o mt h e I m i t a t i o nY a o z h o uK i l nP o r c e l a i nF o u n d i n Z h o u w e i S i t e i nV i e t n a mY i X i a o f e n(I n s t i t u t e f o rH i s t o r y a n dC u l t u r e o f S c i e n c e&T e c h n o l o g y,G u a n g x iM i n z uU n i v e r s i t y,N a n n i n g,530006,C h i n a) A b s t r a c t:V i e t n a m's p o r c e l a i n i n d u s t r y n o t o n l y b l i n d l y r e c e i v e sC h i n e s e p o r c e l a i n c u l t u r e t om a k e i t s o w n p o r c e l a i n,b u t a l s o i n t e g r a t e sw i t h i t s o w n c u l t u r e t o i n n o v a t e a n d d e v e l o p a n d e n d o w i tw i t h i t s o w n c u l t u r a l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A t t h e s a m e t i m e, i n t h i s c u l t u r a l e x c h a n g ew i t h p o r c e l a i na s t h em e d i u m,C h i n an o t o n l y e x p o r t e d m a t e r i a l s a n dc u l t u r e t oo t h e r c o u n t r i e s, b u t a l s od i a l e c t i c a l l y a b s o r b e d t h e c u l t u r e a n d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s k i l l sb e h i n d t h e p o r c e l a i n i n d u s t r y i no t h e r c o u n t r i e s.K e y w o r d s:Z h o u w e i s i t e;V i e t n a m e s e i m i t a t i o nY a o z h o uk i l n;E x p o r t p o r c e l a i n;C u s t o m p o r c e l a i n在宋元时期,越南以我国宋代耀州窑系的青瓷为主要仿制对象,烧造了一批越南仿耀州窑系的青瓷㊂根据文献记载,这些瓷器分布广泛,除了在越南河内发现的瓷器外,在日本博多㊁壹岐和台湾澎湖地区都有发现[1]㊂另外在我国广西防城港洲尾遗址也发现较多数量的此类瓷片,这类瓷器被称为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㊂发现青瓷的洲尾遗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王府街道办事处沙港社区,处在企沙半岛西部,为企沙半岛伸入海洋的三角形状的子半岛,其东㊁西两侧为海湾,南面为伸向海洋的岬角,北连陆地[2]㊂遗址周边有暗埠江等河流注入大海,就水路交通而言,往东可达钦州市龙门港,往西可经潭蓬运河至东兴㊁入越南,往北沿西湾从防城江入海口溯江而上可进入十万大山内陆地区,交通便利[3]㊂宋代耀州窑青瓷胎质灰白,釉色青里泛黄,这是由于其燃料为煤,在还原气氛下烧制而成;器底或圈足周围有其独有的姜黄色斑块,这是由于胎中含有较高含量的铁,外加烧还原气氛而导致的㊂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简洁有力,流畅自然,发展至北宋中期,又出现了印花装饰㊂根据西野范子的观点,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烧造时间较长,从11世纪到14世纪前半叶都有烧制㊂根据洲尾出土的瓷片标本,并结合其他地区出土的瓷器来看,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产品随着烧制时间的变长,制瓷技术也在稳步提升㊂11世纪到13世纪前半叶,越南对耀州窑系青瓷的仿制以外形模仿为主,制瓷水平不高,技术简单,仍然使用本地传统的技术,烧制的器物种类简单,多为碗碟等日用器类㊂釉色以青釉为主,但胎质粗疏,釉色呈色不稳定,釉质浑浊㊂流行印花工艺,多装饰菊花纹㊁牡丹纹等花卉纹,地纹多为忍冬纹㊂且器底施 铁汁 ,是越南瓷器重要特征之一㊂烧制的器物圈足较高,并旋削足尖减少接触面,足部有白色耐火土垫烧的痕迹,可见装烧方式为涩圈叠烧㊂13世纪后期,烧制的器物胎釉成色变好,制瓷技术提高,瓷器的品类增多,品质也较大提高㊂此时采用支钉垫烧工艺,使得圈足变矮;且胎色浅灰,釉色清亮,装饰较之前更为精致,并增添了婴戏纹等纹饰[1]㊂㊃93㊃(综述)2023年04月陶瓷C e r a m i c s*基金项目: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项目编号:Y C S W2022248)㊂作者简介:易小芬(1998-),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㊁陶瓷史㊂1越南对我国耀州窑系青瓷器的仿制中国早在东汉时期就能烧出质量较高的青瓷,沿着丝绸之路,中国的瓷器销往世界各地,人们对这种来自东方的艺术品喜爱有加㊂越南发现最早的中国瓷器时代为东汉时期,这时瓷器在两边的贸易和交流中一直都占有重要地位,这说明越南人民对中国瓷器的喜爱之深[4]㊂11世纪时期,越南李朝建立,越南结束动荡并逐步与周边的占婆和高棉等国建立联系,这为越南文化的大发展奠定基础㊂在文化发展阶段,越南积极吸收各国文化,并融合本国特色进行创新和发展,如流行于李朝和陈朝时期的清化瓷;清化瓷中的典型器物为方唇盖罐,其器型为本土特有,装饰却模仿我国北方磁州窑白地褐彩装饰[5],与磁州窑不同的是,纹饰并非绘制在釉层表面,而是在施白釉后剔刻出纹饰图案,随后填绘入褐彩,与我国 刮釉填彩 装饰有异曲同工之妙,采取这种方法或许是越南胎釉颜色较深,无法做到白色釉与褐色装饰形成鲜明对比㊂此后,当宋代耀州窑印花青釉瓷随着贸易进入越南后,这种釉色莹润㊁印花若隐若现㊁雅致特别的青釉器迅得到越南人民的喜爱㊂王宫贵族们可以通过贸易或定制得到这种精美的瓷器,要想得到它们则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因而模仿它们的市场需求大大提高,越南窑工们通过模仿,得到器型㊁装饰与它们相似,但品质稍差的本地产品㊂需求促进越南人民去学习更先进的技术并进行大量生产,来自中国窑工熟练的技术指导则帮助他们解决制瓷技术中的难题㊂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初,中国正处在南宋晚期政权与元代政权的更迭中,此时期政治动荡㊁战乱频发,大批量的窑工随着宋廷南迁至两广地区,并有部分窑工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和居民一起迁往越南定居㊂此时的越南瓷器正由涩圈叠烧㊁圈足垫烧白色耐火土的装烧方式转变为支钉垫烧,产品胎质变得更细腻,釉色莹润有光泽㊂进入14世纪后,越南制瓷技术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且器物品种增多,器型更美观大方,纹饰更精细多样㊂此时期的越南仿耀州窑系的瓷器更为精细,不仅生产专供皇室的精美瓷器,且瓷器品质较好㊁产量较大㊂同时,制瓷技术的大幅度提高和大量外销的市场需求,促使越南的各窑场开始大量仿烧中国龙泉窑㊁景德镇窑㊁磁州窑等在海外市场热销的窑口产品,并出现众多结合本地需求和特色生产的瓷器,如异兽流执壶㊁石灰瓷瓶等㊂2外销瓷的大量兴起2.1越南瓷器的输出和越南在中国定制的瓷器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中国实行长达数百年的海禁政策,导致出口的瓷器量大幅度锐减,但那些有瓷器需求的国家,尤其是中东㊁近东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中国的青花瓷依然广受欢迎㊂此时越南制瓷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准,为了抓住市场,生产出中国青花瓷的替代品,越南的窑工们不断提高技术,终于在15世纪中期,越南的制瓷业迎来了一个繁荣期㊂此时期越南生产的青花瓷发色清雅,器型规整,整体端庄素雅,已经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此后,越南引入中国的釉上红绿彩装饰工艺,生产的瓷器整体呈现出明代斗彩风格,装饰精美富丽㊂15世纪末,中国重新加入海外市场,越南瓷器无法承受中国瓷器的冲击,逐渐失去市场;加上越南此时政局动荡,战争迭起,其制瓷业慢慢走向衰落,无法制造出能达到王公贵族要求的精美瓷器㊂于是到17世纪时,越南为了满足特定需求,开始向中国定制特定的瓷器,蒋国学将这些瓷器定义为 越南在中国定制的瓷器 [4]㊂这些瓷器,需要由国王提出定制意向,交由专司绘制草图,图纸确定后交由使团送往中国,中国窑工再根据图纸烧制,完成后再送往越南㊂定制瓷大多时候是为了特殊的用途定制的,如因贵族喜爱而定制的瓷器,器身的题诗和底部的写款会交代为何定制,如邓恢著在1868年出使清朝时定制了一批题有 嗣德戊辰中秋邓季祠堂 或 邓恢公祠 的瓷器[4]㊂2.2面向日本市场的景德镇瓷器自隆庆元年(1567年)开海禁之后,日本与中国的贸易迅速发展起来,并于17世纪达到了顶峰㊂当时,海外市场需求量最大的商品是中国产的景德镇瓷器,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中国大量购买这些瓷器后运往欧洲各国销售,成为当时欧洲人民最喜爱的商品之一[6]㊂而此时日本正处在江户时代初期,以小堀远洲为代表的茶师们大力弘扬茶道文化,在此时期向景德镇订烧了各种各样的瓷器, 古染付 ㊁ 祥瑞 ㊁ 南京赤绘 ㊁ 明末清初手 等这些风格多样的各类茶器㊁香道具都是此时期日本向中国订烧的瓷器[6]㊂这些订烧器风格拙朴,器物口沿或边角有像被虫子咬过的剥釉痕迹;青花发色鲜艳,绘画清新,整体精致可爱㊂2.3面向欧美国家的纹章瓷16世纪到18世纪,欧美国家向中国订烧了各种㊃04㊃陶瓷C e r a m i c s(综述)2023年04月纹章瓷,这些纹章瓷多为盆㊁盘等器,表面绘制带有欧美国家贵族㊁社团㊁军团标志的纹饰㊂17世纪后期,法国路易十四创立 中国公司 ,到中国广东订制带有法国甲胄㊁军徽等纹章图案的瓷器,致使欧洲国家订烧纹章瓷风行一时㊂1974年英国出版的‘中国纹章瓷“一书收集了康熙三十四年以后烧制的各类纹章瓷,数量大约有2000件[7],欧洲国家对此类瓷器的喜爱可见一斑㊂明清时期外销国外的瓷器按造型和装饰大致可分为三类:中国风格,融合式,外国样式㊂在新航路开辟到1684年,中国全面开放海禁之前的这段时间,瓷器外销是违法行为,生产㊁贩运都有风险,因而中国样式是主流,为特定市场个性化生产极少㊂中国样式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融合式包括了克拉克瓷㊁伊万里样式㊁满大人样式等,而外国样式则主要是定制瓷类㊂3以陶瓷为媒介的文化输出与输入14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中国实行海禁政策,导致出口的瓷器量大幅度锐减,越南瓷器抓住时机,在此时迅速加入市场,学习模仿中国在海外受欢迎的瓷器以迎合市场需求,并在此过程中不断提高制瓷技术,至15世纪中期,越南制瓷业的发展达到一个繁荣期;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瓷器不仅在制瓷技术上影响越南的制瓷工艺,在审美上也影响了越南的瓷器装饰工艺,窑工和使用者皆间接受到其影响㊂到17世纪时,越南贵族阶层为了满足其特定需求,开始向中国定制特定的瓷器,这些器物装饰着中国传统纹饰,运用了中国传统技法进行绘制,但是其器型和所题的诗作则是按照定制者所要求的进行制作和绘画;中国的窑工们则在此过程中,接收着来自越南的审美和文化㊂16世纪以来,精美的中国瓷器销往欧洲,上层阶级的人们热衷于收藏瓷器,日用的瓷器被制作成挂盘装饰在墙上,下葬时需要美丽的中国瓷器陪葬,人们热爱着这种美丽的中国瓷器,此时期的欧洲国家接收着中国的传统文化输出,在中国的传统纹饰上感知到中国人民对美的探索和勾勒㊂至18世纪时,人们意识到发展本国制瓷业的重要性,开始烧制仿中国瓷器的器物,并得到非常精美的作品,此时期的中国陶瓷文化还促进了欧洲 洛可可 艺术的形成[7]㊂事物的发展始终是双向进行的,中国的陶瓷文化在向外输出的同时,各国文化之间也在进行着相互交流和共同进步的过程㊂越南人民向中国定制符合他们特定需求的定制瓷,中国的窑工也通过这些订单了解到越南人民的喜好,为了扩大市场,也为了迎合越南广大民众的需求,窑工们制作出那些器型㊁题诗符合越南审美的瓷器;中国的窑工在制作这些器物的时候,已然受到越南文化的影响㊂16世纪以来,欧洲发来的订单有许多描绘国外景致和生活场景的草图,自然而然的工匠们也学会了讲究光线明暗和透视效果的画法,用黑线描绘勾勒轮廓的笔法也被运用到瓷器绘制中来㊂尤其是在17世纪以后,中国皇帝邀请郎世宁到宫廷任职,教中国的画师西洋画法;还邀请了法国珐琅艺术家到中国任职,为康熙时期珐琅彩瓷器的烧成奠定了基础㊂这些以中国陶瓷为媒介进行的各种文化输出与输入,或许初衷只是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欣赏而进行的贸易互动,但在无意间,也进行了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㊂广西洲尾遗址发现数量不少的越南仿耀州窑青瓷,这并不代表着越南在这场文化交流中处于下端,在一味的接收着中国的瓷器文化,他们在兼收并蓄的同时也在融入本国文化特色进行创新和发展,他们独特的审美和文化在各时期的瓷器中清晰地体现着㊂同样的,中国也并不是一味的通过瓷器输出着物质和文化,在这场以陶瓷为媒介的文化互动中,也辩证地吸收着别国瓷业背后蕴涵的文化㊂中国的窑工们接下他国的定制瓷订单,也同样在接受着他国人民审美和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许多融合式外销瓷上,中国人民也用自己的审美去创造自己理解的美㊂参考文献[1]霍巍,韦莉果.11~14世纪的越南仿耀州窑系青瓷及相关问题研究[J].江汉考古,2019(5):103-109.[2]何守强.潭蓬运河研究[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9.[3]何守强.洲尾遗址:汉代以后北部湾海上丝绸之路变迁与延续的历史见证[M].桂林:漓江出版社,2021.[4]蒋国学,杨文辉.越南在中国定制的瓷器与中越文化交流[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78-84.[5] S t e v e n s o n J,杨难得.龙与莲:美国伯明翰艺术博物馆藏越南瓷器[J].美成在久,2015(6):88-95.[6]金立言.和风扑面:明末清初外销日本的景德镇瓷器[J].收藏,2018(6):130-137.[7]王莉英.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国瓷器[J].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2):75-86+97.㊃14㊃(综述)2023年04月陶瓷C e r a m i c s。
古代中国外销瓷与东南亚陶瓷发展关系研究
其次，东南亚陶瓷在受到中国外销瓷的影响后，逐渐实现了本土化发展。在 借鉴中国瓷器优点的基础上，东南亚陶瓷融入了当地的文化元素和审美观念，形 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陶瓷文化。这种本土化进程不仅推动了东南亚陶瓷产业的繁 荣，还为世界陶瓷艺术的多元化发展做出了贡献。
此外，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互动关系表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是促 进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日益加速的今天，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程 度不断加深，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我们应该从这段 历史中汲取经验，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0世纪陶瓷外销的产品特点主要表现在器型、颜色、图案和工艺等方面。 这一时期，陶瓷器型繁多，包括碗、盘、壶、瓶、盆等，满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需求。陶瓷颜色则以青色、白色和黑色为主，质地细腻，光泽莹润。图案方面， 陶瓷产品多采用花卉、草木、鱼虫、鸟兽等自然元素，以及云纹、水波纹、缠枝 纹等抽象图案，具有浓厚的东方韵味。工艺方面，这一时期的陶瓷制作技术精湛， 烧制温度控制得当，产品坚固耐用，外观精美。
参考内容二
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陶瓷外销的第一个高峰：9-10世纪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
中国古代陶瓷以其精湛的工艺和独特的设计闻名于世。早在9-10世纪，中国 的陶瓷就已经开始大量外销，成为了当时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本次演示将探讨 这一时期陶瓷外销的规模和特点，以期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在9-10世纪，随着中国陶瓷业的迅速发展，陶瓷外销的规模也逐渐扩大。当 时，陶瓷生产主要集中在南方地区，如浙江、福建、广东等地。这些地区的窑口 烧制出的陶瓷器皿品质优良、品种丰富，深受海外市场的欢迎。据史料记载，这 一时期外销的陶瓷数量惊人，仅在广州一地，9世纪时陶瓷出口的数量就达到了 数百万件。
中国古代外销瓷概述及研究现状
【稽古】The Archaic to Now1 各时期外销瓷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国古代外销瓷最早出现在秦汉时期，那时主要是陆路运输。
到了唐代，中国瓷器由海上丝绸之路销往世界各地。
为了减少瓷器陆路运输的耗损，海上丝绸之路应运而生。
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两条线路，其中主要以南海为中心。
广州、泉州、宁波三个主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部起点。
1.1 唐代的中国外销瓷据考古发现，中国从唐代开始便将陶瓷作为特产随贯穿欧亚非大陆的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国外。
那时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扬州的海外贸易，出口瓷的类型主要有唐三彩窑瓷和长沙窑青釉漆瓷等。
当时长沙窑主要生产出口瓷器。
唐代政府还先后在广州、明州、泉州设立了对外贸易司，并对在华外商实行贸易保护和激励政策。
这就为之后瓷器贸易的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2 宋元时期的中国外销瓷到了宋元时期，随着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国瓷器更是大量地被运输到国外。
当时的瓷器已成为欧洲上层社会追逐、崇尚的精品。
南宋时期，由于国库空虚，财政捉襟见肘，对外贸易已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
南宋统治者为了防止钱币流出海外，因而在1219年规定了凡买外贸必须以丝帛、锦绣、瓷器等作为等价交换。
这样一来，宋代瓷器大量销往海外，甚至远销到东非沿岸等国。
宋元时期外销瓷器主要以龙泉青瓷为主，其次是景德镇青白瓷。
尤其到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也大量用于外销。
1.3 明清时期的中国外销瓷明清时期中国外销瓷的市场已经发生了转变，市场从中东、西亚地区逐步转移到了欧洲。
同时外销瓷的生产也由以中国人的审美为标准转变到受瓷器输出国的审美和风俗习惯的影响。
1.3.1 国内环境明清时期是中国瓷器生产的鼎盛时期，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业达到了顶峰。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明确和商品经济的不断繁荣，有力地促进了瓷器的生产和销售。
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为中国和欧洲直接贸易开辟了通道。
特别是从永乐三年（1405）到宣德八年（1433）的29年间，郑和先后七次下南洋，途经东南亚和南亚，达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东非等地区，进一步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陶瓷的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与交流
陶瓷的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与交流佚名【期刊名称】《陶瓷》【年(卷),期】2016(000)003【总页数】5页(P60-64)【正文语种】中文(续上期)唐代以来，中国瓷器大量运销到世界各国，制瓷技术也影响到许多国家，尤以对邻近国家的影响最为显著，如，东北邻邦的朝鲜、南方的越南、泰国等。
中国文化传至日本，开始以朝鲜为桥粱，至隋、唐时代，日本始有施釉之陶器。
日本学习中国制瓷方法，自己烧造瓷器始于南宋时期。
埃及是最早仿造中国瓷器的西方国家。
在法特米王朝(969～1171年，相当于我国宋代)就开始仿造宋瓷。
西亚各国的制陶技术都源出埃及，但以后因受中国瓷器的影响，又都仿制中国瓷器。
伊拉克、波斯、叙利亚、土耳其等国都仿烧出瓷器。
阿拉伯人把烧瓷技术首先带入欧洲的西班牙，之后在15世纪又把制瓷方法传播到意大利，为欧洲的制瓷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
后来，意大利人把制瓷方法传遍欧洲各国，包括荷兰、法国、德国、奥地利、英国等地。
德国陶瓷的制造原取法于罗马，开始只烧造各种陶器。
1708年德国人研制成功硬质瓷，这是西洋仿造中国瓷器最先完全成功的案例。
1710年，设窑于德累斯顿附近的迈森(Meissen)专造白瓷，出品尤佳。
之后，欧洲各国相继成功地烧造出硬质瓷，从而渐渐减少了对中国瓷器的依赖。
中国瓷器及其烧造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对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实施了些对外援助项目。
在老挝、越南、阿尔及利亚等国援助建设了日用陶瓷工厂。
1965～1970年，云南省代表我国政府，援建老挝两座年产50万件日用陶器厂和越南两座年产300万件日用瓷厂。
1972年6月，中国援建阿尔及利亚的盖尔马陶瓷厂投产。
燃料采用当地生产的石油制品。
燃油技术的开发应用，不仅降低了该厂的生产成本、增进了两国的友谊，而且也促进了中国陶瓷窑炉在油烧技术方面的进步，为即将到来的烧油时代作了技术准备。
1923年，唐山启新磁厂从德国引进陶瓷生产用设备，如球磨机、泥浆泵、磁选机、电磁压机等设备，成为中国第一家使用陶瓷进口设备的陶瓷工厂，开启了我国陶瓷生产机械化的新纪元。
浅谈郑和下西洋与外销瓷的关联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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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亚 远 航 至 波斯 湾 阿 拉伯半 岛 红海 和 东非 沿 岸 共 三十多个 国 家 历 时 永乐 洪熙 宣 德 三 个 朝 代 长达 近 三十 年 这些 国家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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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发 掘 中 国 的陶 瓷 外销 最 晚发端 于 唐代 当时是作 为 特产 随 丝 绸输往 国外 的 在 当今 的 日本 菲律宾 朝 鲜 印 度 尼 西亚 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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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北方白瓷对外交流研究
中国古代北方白瓷对外交流研究中国古代北方白瓷对外交流研究2022-12-11 19:40:07公文范文杜森白瓷是中国瓷器的重要品类之一，自其诞生以来便不断受到追捧，远销海外。
北方地区以邢窑白瓷、定窑白瓷杜森白瓷是中国瓷器的重要品类之一，自其诞生以来便不断受到追捧，远销海外。
北方地区以邢窑白瓷、定窑白瓷为主，南方地区则以德化白瓷为主。
封建王朝后期，由于经济重心南移，德化白瓷成为海外贸易的主要品种。
白瓷的出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后世的青花、五彩、粉彩等品种的创烧奠定了物质基础。
虽然北方白瓷出口相对较少，但为后世新品开拓了思路，影响深远。
一、白瓷兴起与演变考古发掘表明，东汉时期便有原始白瓷，湖南长沙东汉墓中曾出土过早期白瓷，但学术界认为白瓷的正式诞生时间为公元前6世纪的北齐时代，以河南安阳北齐武平六年（575）范粹墓出土的10件白瓷为代表。
北朝瓷器兴起较晚，烧制水平尚低，存品较少，多出土于名门望族大墓，为珍贵的日用品陪葬使用。
这一时期的白瓷胎质为白色，胎外施白釉，釉色尚有闪黄和淡青色。
器型多为瓶、壶、碗、罐，式样和纹饰与同时期青瓷相同。
隋朝时期，白瓷烧制水平提升，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瓷胎白洁、釉面光润，胎釉无闪黄和白中泛青痕迹，已无可争议被称为白瓷。
1982年，在内丘与临城交界处的贾村发掘出隋代白瓷窑址，证明隋代已经开始大规模生产白瓷，为后世白瓷对外贸易打下坚实的基础。
早期白瓷较多吸收外来文化，表现在装饰图案如联珠、忍冬纹移植到瓷器上，说明此时瓷器交流多为文化符号交流，商品化交流较少。
二、唐五代时期白瓷对外交流与发展唐朝时期随着经济复苏，在统治者一系列措施扶持下，对外贸易逐步兴盛。
唐代设立“市舶使”，主管海外贸易。
公元8世纪左右，瓷器贸易兴盛，其作为外销商品逐渐增多。
中国文献对此记载甚少，反而是在波斯和阿拉伯文献中，记载了中国向外运输瓷器情况。
当时的商路分为“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条，陆路运输以骆驼运输为主，多从西安等地出发，运往中亚、阿拉伯等地区;海路为船舶运输，从广州、泉州等地出发，运往东亚、南亚及阿拉伯等地。
田坑窑素三彩与日本茶道
20世纪90年代，福建平和县田坑窑素三彩瓷器的发现，引起了中外学者尤其是日本茶道界的极大兴趣和广泛关注，促进了明清时期漳州窑的研究。
经过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这座专门生产素三彩瓷器的窑址，为日本茶道界的各类香盒找到了窑口产地，为研究我国明清素三彩瓷器和中日文化交流起到特殊的作用。
一、 田坑窑的发现与研究田坑窑位于福建省南部的平和县南胜镇法华村。
1996年秋由平和县博物馆朱高健、李和安和福建省博物馆郑辉调查发现，并在《福建文博》上首次发表了《福建平和县田坑素三彩窑址调查》。
调查材料公布后，引起了日本学者的高度重视，东京国立博物馆、京都茶道资料馆、MOA 美术馆派出专家学者来到现场考察，经比对出土标本，认为该窑瓷器与日本茶道数百年来一直珍藏使用的交趾香盒完全一致，二者有极为密切的渊源关系。
1997年，在日本京都茶道资料馆馆长千宗室先生的资助下，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现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田坑窑进行了发掘。
共揭露面积300多平方米，发现了磨坊、储土坑、作坊、窑基等遗迹，出土了窑具、模具、瓷器标本数百件。
同年，福建省博物馆与日本京都茶道资料馆签订协议，开始合作研究该窑址出土的素三彩瓷器及与日本茶道文化的关系；1998年，中日双方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图录和论文集；1998年~1999年，应日方邀请，田坑窑出土文物赴日本京都茶道资料馆、乐海MOA 美术馆举办“交趾香盒——福建省出土文物与日本的传世品特别展”，引起了轰动。
此次合作研究、展览，在日本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日本各地大量收藏的素三彩瓷器（日方称交趾瓷）找到了窑口产地，解决田坑窑素三彩与日本茶道Tian keng yao Su san cai yu Ri ben Cha dao陈邵龙12341.扁圆形盒（田坑窑出土）2.扁圆形盒（日本收藏）3.牡丹纹盒（田坑窑出土）4.牡丹纹盒（日本收藏）. All Rights Reserved.了400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历史悬案，被称为是“划时代的展览会”。
海外藏“饼花手”与窑口标本的对比研究
海外藏“饼花手”与窑口标本的对比研究一、序言“汕头器”(SWATOW WARE)――是西方学者对不同于景德镇明清瓷器的一类瓷制品的称呼，推测这类胎质较粗、纹饰粗犷、底部粘砂的“砂足器”可能产于汕头，故得名。
“汕头器”主要指明末清初的“砂足器”陶瓷产品，而汕头港是清咸丰八年(1858年)才辟为商埠的。
因此，“汕头器”这个术语从字面上理解是没有什么理由的。
但正如哈里?加纳先生所言：“汕头器这个术语已经约定俗成，为了不引起进一步的混乱，没有必要放弃这个术语。
”海外收藏的大量“汕头器”的窑口产地问题，随着平和县明清古瓷窑的调查与发掘，确定了主要为平和窑产品。
日本学者森村健一先生认为：“中国的研究人员通过考古调查，明确了‘汕头’、‘吴须手’、‘青花’、‘吴须赤绘’、‘五彩?琉璃地’等是福建漳州窑生产的。
”我国学者叶文程先生指出：“福建是‘汕头器’一个主要生产地区，当然广东，甚至日本、越南等地也生产了所谓‘汕头器’。
认为‘汕头器’即是‘漳州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张增午先生认为：“把上述这类瓷器及琉璃地均明确为漳州窑产品的看法，也是不应得到确认的。
”新加坡学者郭勤逊、陈海丽指出：以白色泥浆于釉下作饰的蓝地白花盘在窑址并无相似的出土器物，而褐釉白花军持就不知是不是漳州窑制品了，而《德化瓷》一书页121-2德化瓷有釉色相若的例子。
《德化瓷》页121-122为传世紫红釉香炉与紫砂釉观音，窑址未见这种釉色标本出土，更无堆花器，定代笼统称：明代(1368－1644年)。
的确，无窑址标本对照证实，很难使人信服。
如蓝地堆花(日本称“琉璃地饼花手”)目前漳州地区仅平和县窑址见出土，平和县花仔楼窑也只出土了2件蓝釉堆彩残片，一为小杯，一为器盖，与海外传世的蓝地堆花大盘纹饰不同。
平和县南胜、五寨窑址发掘出土遗物中都没提及到蓝釉堆花，只提到“酱地白花数量极少”。
最近有人指出：蓝地白釉堆花和酱地白釉堆花，其胎地、造型、底足处理和装饰内容类似于其他漳州窑器物，惟以通体施凝重的蓝釉或酱釉，并在器内以白釉装点，尤其醒目。
唐代陶瓷的外销及在中外交流中受到的影响
唐代陶瓷的外销及在中外交流中受到的影响展开全文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空前发展的伟大时代，唐朝立国以来，经历了24个皇帝，289年，其中最突出的是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三个皇帝。
他们雄才大略，政治上极为自信，推行一整套有利于巩固国防、发展经济、安定社会的政策，使唐朝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武力强大、政治稳定，对外来文化并蓄兼收，使联络中西的丝绸之路空前活跃，海上交通线也不断开拓。
唐朝曾与3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经济贸易，人员交往频繁。
经济交往需要手工业货物作交换手段，陶瓷是中国最富民族特色、使用方便、美观典雅的商品，它的生产在唐朝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得到有力的推动。
富有开拓精神的唐人和外域来华的商人，把中国陶瓷运输到遥远的异国他乡，使产销关系畅通起来，生产得以蓬勃发展。
也是他们把域外优秀工艺品运到唐朝来，影响着唐朝工艺品的制作。
具有高度繁荣的唐文化，有充分的吸收力和消化力，依本身发展的需要有选择地吸收新的成分，与我国传统的艺术风格结合起来，创造出新的文化和工艺品，所以唐朝文化，包括陶瓷，大大超过汉魏晋南北朝，而显得博大清新，辉煌灿烂。
唐朝陶瓷输送到国外，其方式有两种：第一，来中国的使臣、僧侣、学者、留学生，以及来唐朝献艺的工匠。
他们到中国来，得到唐朝政府、官员、友人的馈赠，或自己购买而带回国去，或由中国政府派遣出国官员作为礼品携带出去，到达所去国家之后赠送给政府、官僚或友人。
第二，作为商品贸易的货物，和丝绸及其他工艺品、土产品一起输到外国。
如下面的黑石号就是一例：黑石号“黑石号”是一艘著名的阿拉伯沉船，它沉没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
因为在出水的长沙窑瓷碗中有唐代宝历二年的年号，宝历二年为唐敬宗年号（826年），所以沉船的年代被确认为9世纪上半叶。
打捞时，黑石号的船体基本保存完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阿拉伯沉船，它的发现和打捞，证明了在唐代，中国和阿拉伯地区，已经存在直接的海上陶瓷贸易，这是“海上陶瓷之路”的直接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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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所藏“交趾瓷”窑口及有关问题讨论作者：欧阳希君来源：《文物鉴定与鉴赏》2011年第05期交趾瓷即是漳州窑素三彩瓷在日本，人们谈茶时所提到的“交趾”一般是指陶瓷器。
自古以来，茶文化界都笼统地认为它指的是原产于古代东南的交趾国(今越南)的舶来品，其中最有代表的是交趾香盒。
绿、黄、紫等釉色鲜艳的各式香盒，其多姿多彩充满异国情调的造型，使人联想到热带南国。
另外，分别用青、蓝、紫等色釉装饰了“堆线”花纹的壶、瓶等在日本也称为交趾。
至今在日本“涂有绿、黄、紫等彩釉的16至17世纪的中国陶瓷均被称为交趾瓷……除香盒外，这些陶瓷器被设想在中国南部所烧，故也多被称为华南三彩。
”以上日本人所言交趾瓷、华南三彩中，除“青、蓝、紫等色釉装饰了堆线”花纹的法花器外，我国习称素三彩。
素三彩的主要颜色有黄、绿、紫(或呈紫褐)三色，也用黑、白两色，因不用红色(荤色)，素雅洁静，故被人们称为素三彩。
素三彩之名称出现于清末，宣统二年出版的《陶雅》有：“以康熙黄、茄、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
”民国初年《饮流斋说瓷》进一步说明：“黑白等地而绘绿、黄、紫三色花者，谓之素三彩(素三彩亦有连地统计者)。
”素三彩是在杂彩的基础发展并成熟的。
明成化元年已见素三彩，如《鸿禧集珍》中有一件素三彩足具，上楷书“成化元年孟秋吉日景德镇东山程氏静乐轩章靖公十一世孙节淳置为妻何氏足具用”。
如果说仅以一件传世品，不足为证，可能并不足以推翻《中国陶瓷史》的“正德时期……创制了‘素三彩’新品种”说。
景德镇珠山成化官窑中发掘出土素三彩香薰，方座底部有青花楷书六字双行双方框款。
足以证明成化年间素三彩技艺已较为成熟。
有人也许会问，日本传世的平和窑素三彩香盒中何以能见到红色釉?其实所谓红色乃褐色，部分红色为漆上色，为出窑后上漆(也许是购者，也许是经销商)，笔者曾见到盒盖上的鱼纹为无釉涩胎，《交趾香合》110页也见两件已施釉的香盒，盖顶无釉涩胎，涩胎处应为上漆用。
日本文献中即有涂漆的记载，《槐记》中记录了享保11年1月23日用于茶会的香盒“略长，呈素陶状，雕有蔓草花纹，盖上则有剑状菱形纹，涂有朱漆，乃为交趾，实为精美。
”谈到素三彩，以往仅知它是景德镇明、清两代生产的。
1992年春，福建平和县南胜镇法华村居民林添民写信给平和县博物馆，报告了该村发现一处古窑址。
经考古发掘为素三彩窑，成为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
在日本，“交趾香合”的称呼已存在了近300年，但产地窑口一直误为越南。
1992年，日本学者森村健一访问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看到了平和窑的陶瓷标本，判断圈足带细沙的青花瓷和素三彩香盒就是日本所称的“汕头器”和“交趾香合”。
1997年田坑窑的发掘，证明日本等东南亚国家的众多被称为“交趾瓷”、“华南三彩”的素三彩，实为平和县明末清初产品，为长期悬而未决的海内外众多的此类陶瓷的窑口问题提供了证据，找到了归宿。
为此，中日双方合作举办了“交趾香盒——福建省出土文物与日本的传世品”特别展，并出版图录，影响甚巨。
素三彩的外销与“交趾瓷”得名交趾是今越南北方红河下游地区古代的称谓，唐初已更名安南，10世纪后始分离成为独立的国家越南。
关于交趾一词的来龙去脉，古今解释有多种。
最早解释的是《后汉书·南蛮传》日：“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日交趾。
”《山海经》则列举了南方数十国的名称，称：“交胫国在其东，其为人交胫。
”郭濮注：“言脚胫曲戾相交，所谓雕题交趾者也。
”唐人杜佑《通典》云：“南方夷人，其足大，趾开广，若并足而立，其指则交，故名交趾。
”越南陶文英《越南古代史》认为：交趾之名是从蛟龙图腾引申而来的。
《交趾探源》则认为：交趾一词的由来同古代天文历法相关，可能得白于日影相交或南北相交的中心点。
笔者以为，不管作何解，交趾是指越南。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日：“交趾，今安南地，及汉唐郡县。
”日本在宽平六年(894年)废除了遣唐使制度后，可以说进入了锁国状态，历经宋元明三朝，数百年间没有任何贸易往来。
明朝廷为取缔海盗活动，于洪武四年(1371年)开始实行“海禁”。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福建人因往日本贸易，被台风飘至朝鲜者数达千人，可见前往日本贸易的闽商很多，而且大多数是漳州人。
隆庆元年(1567年)，朝廷正式取消海禁，准贩东西洋，为防倭患仍禁止与日本通商。
因此自然形成了转口贸易，据《东西洋考》载：与月港贸易往来的有交趾(越南北部沿海)等数十个国家。
据岩生成一《新版朱印船贸易史的研究》提到：明人何乔远有“日本国法所禁，无人敢通。
然悉奸阑出物，私往交趾诸处，日本转乎贩鬻，实则与中国贸易矣。
”荷兰总督奎恩有：广南是极好的港湾，具体地说是交趾支那一带有停泊港，在这里中国人同日本人交易一年年兴隆起来了。
由此可以推测，所谓与交趾进行的贸易，实质上是日本同明朝商船之间的进出口贸易。
此外，西川如见曾于元禄八年著《华夷通商考》，宝永五年(1708年)增补版中有：“交趾是一个国家的总称，来到日本被称为‘交趾’的船只来自那个国家叫广南的地方……这个国家中居住着许多中国人，而且来自福建和漳州的商船也云集于此，从那里满载日用百货来到日本的所谓交趾商船中有的实际上受雇于居任在当地的中国商人，代替他们完成从交趾送货到日本的任务。
”这说明，当朱印船成为历史后，来自中国福建漳州的商船就开始以“交趾船”的名义来往于交趾与日本之间了。
在福建漳州平和县发现交趾瓷，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其贸易途径了。
但是无论它是从福建直接销到长崎港，还是经由交趾间接贸易，所谓“交趾瓷”原产于中国是毫无疑问的。
其理由之一也许是日本人对交趾情有独钟，中国商人则投日本人所好吧。
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商人的商业意识在命名方面的一个反映。
因为这些“素三彩”来源于交趾船，而又不明产地，故以“交趾瓷”称之。
较早的时候有人指出：“交趾瓷”是产于越南或者中国南部的制品。
后来龟井明德就明确指出“交趾瓷”是“明代华南彩釉陶”。
台湾刘铭侮则解释曰：“日据时代，日本人偶些将叶麟趾或其师兄弟的陶偶送至法国博览会展出，当时此种陶偶并未有正式名称，只因乃交陆镇师祖传来，而暂称交阯陶偶……后日本人又将广东交阯镇，误为越南境内之交趾镇，而将交阯陶称为‘交趾烧’”。
其实，日本人所称“交趾烧”乃据其风格似素三彩，而将这类作品称为交趾陶瓷。
然而，2006年出版的“巨著”《世界陶瓷》还将4件福建“交趾香盒”列为3世纪越南产品实不应该。
田坑窑素三彩田坑窑以素三彩为主，兼烧青花瓷，也见极少的青瓷、白瓷及酱釉瓷。
《福建平和县田坑素三彩窑址调查》、《福建平和南胜田坑窑的素三彩略探》、《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造型和装饰艺术》、《福建平和田坑窑素三彩瓷器的工艺特色与来源》、《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介绍较详，《交趾香合——福建省出土遗物と日本の伝世品特别展》一书中所见标本彩图及日本传世“交趾香合”也较全面。
笔者无需多费笔墨。
田坑窑自1997年秋发掘后，已基本不见遗物，笔者多次考察仅采集到百余件(片)素三彩标本(包括素烧件)，其中部分内书有“大卅九”、“白廿口”、“大九一”、“孔六五”、“千四口”、“人卅大”等铭文，也见一些未见披露的新标本。
如：菱口盘，完整，轮制，盘内刻荷塘水禽纹饰，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
田坑窑素三彩产品国内不见出土，传世的仅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被误定为“辽三彩”或“金三彩”。
笔者有专文论证，论文完成时还不见该盘标本。
此后，该标本的出土证实笔者观点正确。
关于田坑窑素三彩的时代问题，一般认为是明代末期的天启四年(1624年)上下较合适，而日本学者却对此有所质疑。
性质为对外贸易瓷，这是没有争议的事实。
也有人在《漳州窑素三彩瓷》一书及《福建漳州窑素三彩瓷初探》一文中认为：漳州窑素三彩以外销为主，也有少量内供。
并引用漳浦县明正德纪年墓出土的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为据。
漳浦的所谓“正德纪年墓出土素三彩瓜棱水注”，实为从盗墓者手中收缴，为事后到现场调查。
调查者认为它与平和窑素三彩极为相似，是否为闽南地区产品，尚待进一步认定。
笔者认为该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窑素三彩有相似的一面，但总体风格却不同。
如果被认定为田坑窑产品，那么就意味着田坑窑的烧造时间提前到正德年间(1506～1521年)。
从《漳州窑素三彩瓷》一书及《福建漳州窑素三彩瓷初探》一文看，均支持平和窑素三彩年代明末说(天启四年上下)，却又出现引用了“正德素三彩”为平和窑素三彩内供的依据。
这就意味着他否定了自己同一文中所支持的平和窑素三彩年代明末说。
素三彩在福建闽南确有少量留存，笔者已见过近十件，但并不具内销之意义。
可能是外销环节中的无意散失。
见于图录中的可确定为平和窑素三彩的仅有一件莲瓣口盘(图1)，却被误定为“辽三彩刻花莲瓣口盘”，该盘为故宫博物院1954年购藏，并被作为“辽(金)三彩”收入众多陶瓷书刊，如：《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两宋瓷器》(上)、《故宫博物院50年入藏文物精品集》、《中国陶瓷全集》、《宋辽陶瓷鉴定》、《中国陶瓷综述》等书中及台北《故宫文物月刊》等报刊上。
田坑窑出土的素烧件(图2)，确证它是平和田坑窑或洞口窑素三彩产品。
相同的菱花口盘洞口窑也有出土。
日本学者赤沼多佳认为：田坑窑发掘出土和历次调查采集的素三彩香盒，未达到《形物香合相朴》序列表中的半数，并且出土的多为序列表中比较靠下之物。
其做工与被定为上列的“大龟香合”、“台牛香合”、“菊蟹香合”、“分铜龟香合”等相比较，则显单薄且纤细，且烧成物坚硬者多。
或许平和县一带还会发现烧制“大龟香合”、“台牛香合”、“分铜龟香合”的窑址。
笔者采集的这件石榴形“火焰马香盒”素烧件(图3)，很可能就是《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三段目十八位色绘火焰马香合”，但与传世“火焰马香合”(图4)其他非主题纹饰有一些差异，可知“火焰马香合”不止一种。
另外日本有一件交趾狒狒香盒(图5)烧成地不详，相同的素烧标本(图6)已在田坑窑出土。
洞口窑素三彩洞口窑素三彩被笔者发现并首次作了报道，已大致将该窑地址、品种、规模等作了详细介绍。
洞口窑采集的素三彩(包括素烧件)标本有盒、罐、瓶、笔架、香炉、军持、塑像、碗、盘、方碟、耳饰、莲花座、印模等200余件。
素三彩香盒品种不如田坑窑，许多产品与田坑窑相同。
但也发现不少田坑窑不见之品种，与田坑窑形成了产品互补。
1、香盒石榴形盒盖，与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二段目十位柘榴香合”一致；鱼跃香盒(图7)，与日本《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三段目七位荒磯香合”相同(图8)，田坑窑也见该标本出土，海水纹不尽相同；回头鸟盒，模印成形，施黄釉多脱落，盖与盒粘连，目前未见传世品；福字香盒，即《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序列表中前头五段目二位的“福之字香合”；寿字香盒，纹饰有数种，其中一件与日本传世品相同(图9、图10)，即《形物香合相朴(安政二年)》中前头五段目二位的“寿之字香合”；联珠花纹盒，模印成形，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与粮站窑址标本纹饰相同；模印联珠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褐釉；瓜形盒，大中小几种残件，模印成形，内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部分施绿釉、黄釉；牡丹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一件为印花牡丹，一件为凹刻牡丹；花鸟纹盒，模印成形，内施白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因残，上似有一鸟，花旁似一塔尖；竹纹盒，模制，盖面针刀刻竹纹，未见传世品；压印竖纹盒，模印成形，内施青釉，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有大有小；椭形盒，模制，盒壁呈瓜棱形，内外施白色化妆土素烧；另外尚见几种纹饰精美的残盒，均不见传世品可资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