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陕师大《中国古代文论》作业题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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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论》作业题附答案
1、孟子“以意逆志”说的理论意义。
答:孟子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在孔子解诗实际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意逆志”的理论,意,即作品的意旨;志,即作诗者的思想。以意逆志就是指:解说或理解诗歌不要抓住只言片语而望文生意,也不应该对某些夸张作机械理解,必须领会全篇的整体精神,并结合自身的品味去探索作者的志趣和意向。在此,“意”有两方面的含义:说诗者的心意和蕴藉作品中的整体情意。孟子提出“以意逆志”旨在反对割裂章句或局限于字面意思而歪曲诗的本意,主张从诗的整体来体现诗人的思想,是对春秋战国时代以断章取义的手段的反驳和纠正。这也是它存在的理论意义所在。对孔子以“仁义”为标准的人格美和人格美的形成,都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从而发展并完善了孔子的美学思想。
2、毛诗派言志新论的理论开拓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诗大序提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发乎情”“吟咏情性”,开拓出“情”作为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为后来的缘情说的提出提供了基础。从理论视野上,毛诗派把诗学关注重心从孔子的实用功利性、孟子的文本阅读而转向诗歌创作,为诗歌的体裁和创作方法做了系统阐释。
3、班固、王逸关于楚辞论争的实质。
答:班固、王逸关于《楚辞》论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是关于关于屈原人格,班固发挥儒家明哲保身的宗旨,意为屈原露才揭己,以至于沉江而死,是激愤过度,有失温柔敦厚之旨;王逸则从儒家杀身成仁的信念出发,以为屈原“进不隐其谋,退而不顾其命”,恰恰体现了忠贞的人格魅力,其高洁傲岸的人格值得肯定。第二是对《离骚》作品的评价,班固认为《离骚》等作品中多怪诞、虚无之语,这些不是“法度之正”,与经义不符;王逸则从体裁和用语方面把《楚辞》与儒家经典进行比较,认为《离骚》依经取义,正好继承了诗人之义。
争论实质:班固、王逸对《楚辞》的评价都从居于正统的儒家思想出发,但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反映了汉代儒家思想的内在矛盾性。汉儒一方面提倡诗歌之怨刺讽谏精神(为了维护统治),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君权神圣,对怨刺及激愤的人格诗人加以种种限制。班固、王逸的矛盾正是汉代儒家思想矛盾的反映。另外,班固、王逸以儒家思想为尺度原则对屈原作品作出的评价,都无法看到《楚辞》神奇诡异的浪漫主义特征,这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在艺术评价方面的局限性。
4、陆机《文赋》对艺术构思的描述包括哪些内容?
答:陆机《文赋》对艺术构思的描述包括构思的初始阶段,要“收视反听,耽思徬迅”,即内视(集中注意力有利于构思)。对构思之议题做到深思熟悉,充分发挥想象力,在历史和现实的广阔维度上收索物象,形成素材。这一阶段是精神的虚静和活跃。构思极致状态的特征:“情曈昽而弥鲜,物照晰而互进。”随着心中物象的联翩出现,所需表达的情思也由朦胧而清晰。陆机的描述真实德反映了艺术构思情感性的特征。整个构思过程也必然结合着语言,随着情思的活跃,前人优美的辞句,也不断涌上心头,激发想象,活跃的想象必然带来语言的通畅。所以作者说:“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灵感来时文思泉涌,灵感不来时文思枯竭。”构思过程有艰涩与流畅之分,这实际上是灵感状态的表现:“或操瓠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灵感来时文思泉涌,灵感不来时文思枯竭。艺术构思的总体要求是:“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创造出新颖别致的意象。
5、简述《文心雕龙》基本结构和各部分内容。
答:《文心雕龙》素有“体大思周”之名,全书是研究写作指导,但立论从文章写作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出发,广泛涉及各种问题,结构严谨,论述周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第一著作。它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在古代文论中独树一帜。全书五十篇,分为几个部分。开始《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为第一部分,讲“文之枢纽”,是全书的总纲。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分述各种问题的源流、特点和写作应该遵循的基本准则。其中又有“文”“笔”之分。自《明诗》至《谐隐》十篇为有韵之文,自《史传》至《书记》十篇为无韵之笔。从《神思》到《总术》为第三部分,统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第三部分则打破文体之分,讨论文学创作、文学构思以及鉴赏等等文学理论文体,相互联系形成一个论述的整体。《时序》、《物色》、《才略》、《知音》、《程器》五篇为第四部分。这五篇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是撇开具体的写作,单独探讨有关文学的某些重大问题。最后,《序志》一篇是全书的总序,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
6、《文心雕龙》“神思”论的基本内容。
答:神思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论概念,它指的是在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作家的思维活动特点。刘勰在《神思》篇中首先指出了“神思”作为艺术思维活动过程中生动丰富的艺术想象活动的具体情形:“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思”的活动无所不到,可以不受到具体环境的限制,超越时间和空间,具有无比广阔的活动范围,而且在整个“神思”活动的过程中,文学家的思维活动始终都是和客观物象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同时,这种活动又是和作家的感情之波澜起伏联系在一起。当“神思方运”之际,“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刘勰对艺术想象活动的特点作了非常形象的描绘和相当深刻的概括,即“神与物游”,作为创作主体的心灵与作为创作客体的物的融合统一。
7、《文心雕龙·时序》指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结合战国、两
汉及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具体情况加以说明。
答:文学不可能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发展,政治的盛衰、社会的治乱等外界生活场必然会影响到作家的生活、思想和情感,这是文学发展的客观动因。除了政治,刘勰还认为,时风与社会心理的变化往往也影响文学风格的变化。例如建安文学,由于当时特定的时代特点和社会心理,所以其呈现的面貌很鲜明:此外,学术文化思想对文学的发展亦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根据刘勰之所述,大抵可归纳出三点:(1)文学随时代、社会诸因素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其规律表现为“质文代变”,即文学内部两种质素――质朴与文华――的相互消长;(2)从上古到宋齐,“质文代变”的具体表现是,或质胜于文(黄唐虞夏、曹魏后期、东晋),或文胜于质(楚、西汉、西晋、宋齐),或质文相兼(商周、东汉、曹魏前期),总的趋势是由质朴向文华发展;(3)指出楚汉之后,文华胜过质朴,有悖于雅正之道,对此不良倾向必须予以矫正。刘勰的这些看法均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大体还是可信的;至于具体描述则稍有粗疏之嫌,甚至带有历史循环论的色彩。好在刘勰的思考并未就此停下,在《通变》篇中,他还进一步从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中找原因,并就如何纠正“从质及讹,弥近弥澹”的不良文风,提出了他自己独到的见解。
综观整个“通变”论,可以说,刘勰是站在一个“惟务折衷”、朴素辩证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其文学发展观以“通”(继承)为基础而以“变”(革新)为旨归,以“通”求“变”,以“变”葆“通”,初步建立起了一种积极、进步的文学史观。就像刘勰自己所说的,“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通变》),这样一种文学史观,不说在当时,即使放在今天,仍能给我们留下诸多的启迪……
8、韩愈“气盛言宜”的内容及理论意义。
答:韩愈在《答李翊书》中,发展了孟子的文气说,提出了“气盛言宜”说。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含义相同。“气盛”了,就能创造出“言宜”的文章,把“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了,先道德后文章,人品与文品统一,进一步发展了传统儒家有关创作的重要文艺思想。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惟陈言之务去”。
9、白居易新乐府理论主要内容。
答:在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中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强调诗歌创作要起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作用;二是创作方法上要体现“直书其事”的“实录”精神。“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或者叫做“泄导人情”、“补察时政”,这是其新乐府理论的主导思想。“救济人病”,是要求诗歌能够反映民间疾苦,使百姓的痛苦“稍稍递进闻于上”,让人主有所了解。“裨补时阙”,是要求诗歌能揭露时政的弊病,引起在上位者的注意,促使他们进行必要的改革。《与元九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其落脚点就在于此。白居易的新乐府理论突出地强调了文学与民众之间的密切关系,强烈地表明了他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起到“为民请命”的作用。并且鲜明地指出了文学应该积极地干预现实,为实现政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