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人性观区别

中国跟西方人性观的异同

——指导老师：高春华摘要：人性，已经是人类讨论的永恒的话题。虽然依旧各执己见，但综合古今中外各家所长，透过他们的论述，我们放佛可以窥见人性的一些端倪——中西方的人性学说大致相同，但他们的主流却是不同的。

关键词：人性、东西方、善、恶、

人性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英国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说过：“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的有些关系，任何科学，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有多远，他们总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因此，作为一个人，思考人性这个问题，是与生俱来，与身同在的问题。我们只有了解了人性，才能对以后生活方方面面问题，有更深入的分析与了解。

中国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信无善无恶论、信有善有恶论、三品论。中国古代、现代，关于人性的主流依然是性善论。

1、性善论。孔子在《论语·阳货》里曾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对人性的基本设定是人的本性普遍切近，习养造成了千差万别。虽没有明确的指出人性本善，但从其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性本善的方面还是占很大一部分。孟子却直言不讳的提出了人性本善论，在他认为，人性中，天生充满了仁、义、智、礼等。以至于儒家的启蒙教育经典《三字经》的开编就讲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本善论的观点。

2、性恶论。儒家的第三个代表荀子曾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认为，人天性本恶，是后天的培养才使恶变善。但是，善只能附着在本性之上，而不能取代本性。他的本恶论，对后世的法家影响很大。

3、无善无恶论。战国时期的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从告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所信奉的人性并没有本善与本恶，就犹如水无分于东西一样，全看后天的引导。后天的环境影响在人性的善恶论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有善有恶论。西汉的扬雄是汉代儒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法言》中提出了“人之性也善恶混”的人性论思想。他主张人生来就具有“善”“恶”这两种不同的自然属性。后天的培养与教育将这两个方面充分的发扬，才造就了一个人的善恶。如：“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

5、性三品论。西汉的董仲舒认为，人性可分为上中下三种：圣人之性为上品，中民之性为中品，斗筲之性为下品。他在继承前代思想的基础上,将孟子的"性善说"和荀子的"性恶说"加以调和,认为人性中包含了"善质"、"恶质"两种因素,并将情感因素归入"恶质"的范畴,进而提出以"王教"来完善人性的方法。

西方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等。

1、性恶论。西方的性恶论主要源于基督教的“原罪说”。由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实而犯了“原罪”，因而亚当和夏娃的子子孙孙也有犯罪的内因，也要为自己的祖先承担责任。此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也主要持人性本恶论的观点。如柏拉图曾经说过：“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就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人性总是把人拉向贪婪和自私······”由于西方基督教的影响，性恶论在西方占了主流。

2、性善论。性善论的代表人物卢梭，他的思想主要解释人性本善。他确信一个依照人性建立的社会永远正确，并且对于人性的保存最有助益。

3、有善有恶论。持有善有恶论的主要有弥尔顿。他曾经说到：“在亚当的那个苹果皮上，善与恶的知识就像连在一起的孪生兄弟一样跳进世界里来了，也许正是由于这一劫数，亚当才知道有善恶·······”

如同莎士比亚所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人性在东西方的文化里面，也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只不过中国的主流学说是性善论，而国外的是性恶论。中国的性善论造就了中国人一般都以道德的理念要求自己，道德的范围一般要高于法律。西方的性恶论造就了他们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法律制度，来抑制人们向“恶”的方向发展。但总的来说，东西方的人性学说都殊途同归——最终的目的都是引导人们向善的方向发展。

一、中国文化中的人性观

人性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思想。代表人物有孔子，他把仁作为人之根本属性，且其政治主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整部《论语》更充满了圣人、君子、仁义。另一个代表是孟子，他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人性善的思想。如，他说的“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砾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人之初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说明一个人是否会是恶人还是好人，关键在你是否能“尽心”、“知性”，挖掘、培养这些善的萌芽。

因为认为的是人性善，所以中国古代强调“教化世人”，也就是教育和感化普通百姓。这种思想认为，既然人的本性是好的，恶习只是后来感染的，所以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劝人们放弃恶习，回到先天性的“善”的境地，社会就会安宁了。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是说，光靠政令与刑法来约束民众，那么即使大众不敢违法乱纪，也会虚应故事，没有真正地建立廉耻之心。所以，儒家轻法制，重道德。儒家认为，如果以道德和礼制来教导百姓，将使得他们自爱自重，心悦诚服。从“性善论”出发，还很容易导致这样的结论：人性都是善的，那么，被神化为天子的君主、皇帝，他的人性本善，就更不必说了。因此，人性本善论成了皇帝君临天下的“合法”根据。君王专权在手，本来就很容易干坏事，本该受到比常人更严格的监督，但山于他的人性本善，全国人民都深信他一定会大公无私，绝不会担忧他会干什么坏事了。皇帝只须监督下属，用不着谁来监督他。这就理所当然地导致等级森严的人治社会。“人性善”给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给专制者披上了伪善的合法外衣，钳制了中国人的思想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别的关于人性的理念。比如性恶论，其代表人物便是荀子，他的基本观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荀子认为人的自然本能导致人求私存利，而个人追求私利物欲是社会纷争和动乱的根源。因此，社会才有必要建立起严密的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还有就是人性自然论，如老子的人性自然——主张无为、寡欲、绝圣、弃智、不争不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将一切权力集中到“善为道”的圣贤手中。还有韩非子，他说：“……故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慢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因此韩非子主张顺着人性自然而然地发展，他认为正因为人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所以就要因循人性，利用法律制度的赏罚机制来控制引导人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