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史》(下)教案

下编：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

第七章八十年代文学概述（3课时）

一教学目的：了解八十年代的整体的文学环境以及在这一文学环境下形成的诸多文学现象。

二教学重点：了解八十年代文学意识以及各个文学体裁的发展概况。

三教学难点：清晰认识八十年代文学领域的启蒙意识和现代化意识。

四教学方法：讲授

五教学步骤：

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2课时）

一教学目的：从政治、经济、外来影响以及作家因素四方面考查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和这种文学环境对文学的影响。

二教学重点：分析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

三教学难点：认识各个文学环境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四教学方法：讲授

五教学步骤：

（一）课程导入：过去我们论述文学时往往指的是纯文学，这样一种指导思想往往让我们孤立的看待文学上发生的诸种现象，限制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难以看到文学的全貌和文学现象发展的来龙去脉。文学生态学认为，文学不是孤立地存在着的，而是和周围的诸多事物发生着联系，正是在和这些事物的联系中确定着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文学是一个有机体，象一棵树，受到周围事物的影响，进行物质交换。文学周围的环境就构成了文学成长的生态环境，对文学发展起重要的制约作用。我们要理清一个时期的文学状况就要理清这一时期影响文学发展的文学环境。

美国当代著名理论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供了一个思考文学环境的重要模式：世界——作家——读者——作品（循环结构）

单就文学史研究的作品而言，它受三方面的影响：世界（指客观存在的现实生活，在中国主要指具体的政治、经济环境。），作家和读者（读者是个复杂的因素。接受美学考查的正是这一环节，即读者的阅读影响着作品意义的表达）。相对于中国长期封闭的环境，八十年代文学环境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考虑：外来文化的影响。

（二）：政治环境——思想上自由解放，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变化。

在诸种文学环境中，对文学有直接影响的是政治意识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意大利理论家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一个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后，一定要尽快把他的政治意识形态扩散到当时的文化领域中去，而反过来说，文学是一种软体动物，它也必须靠一种强有力的支撑力才能形成轰动效应。

具体到中国，特别是30年代民族矛盾加深后，文学渐渐成为政治的仆役；17年中，文学几近毁灭。但是，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一个总的特征和趋势是政治放松了对文学的控制。

1：原因

（1）：文革推行的极权和极左的封建专制模式使人们思想僵化，要想彻底根除文革影响，使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步入正轨，就必须推行一种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思想自由独立，也就必然要使文学脱离政治的束缚。

（2）：党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识到文学有自身的独特性，要遵从文学的自身规律，加以引导，不能横加干涉。

2：过程，我们重点看一下文学解放的过程，分两个层面：

（1）：政治批判阶段——批四人帮。即配合全党全国上下的批判四人帮运动，在文学领域对四人帮的罪行进行揭批。这一批判来自并服从于当时的政治斗争：

A：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图谋和极左政治路线。“阴谋文艺”指四人帮为夺权而炮制的一些作品：包括《反击》、《欢腾的小河》、《春苗》、《盛大的节日》等，写所谓的革命群众和走资派之间的斗争。同时还对其中体现出来的创作方法“三突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等唯心和实用主义进行批判。

B：批判“文艺黑线论”。文艺黑线论否定17年甚至五四以来的文学成就，造成一种文学空白，为自己炮制阴谋文艺找借口。1977年《人民文学》开辟了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的专栏。

但文革结束的头两年，对四人帮的批判在形式上是激烈的，在思想理论上并未摆脱左倾。特别是中央推行的两个凡是方针，压制了对左的错误的批判，因此这一时期的批判仍是在肯定和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进行的。只是批判四人帮，并不批文革，这说明文学界只是把批判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来看待，用错误观点来批判错误的事件。要彻底拨乱反正，必须建立正确的思想路线。

（2）：思想层面：思想反思阶段——批文革

1978年《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展开讨论，目的是破除两个凡是，寻求思想解放。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否定两个凡是，破除教条主义，迷信思想。同时做出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

在这样一种思想解放的背景下，文学也开始深入反思文革中的极左文学路线，开始反思建国以来错误的文艺方针。如79年3月《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了一次文艺批判工作座谈会，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讨论，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是错误的，认为“文艺不是一种可以受政治任意摆布的简单的工具，也不应该把文艺简单化地仅仅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紧接着《上海文学》于79年4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这一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讨论具有重大意义：A：标志着文学领域中的批判与反思运动走向深入。B：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理论上恢复了现实主义创作传统，使文学从左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的社会学禁锢中解放出来。实践上有利于作家向生活底蕴突进，激发作家的主体感情。

（3）：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是文学彻底解放的标志。把这一时期文学解放成果形成决议、决策固定下来的是第四次文代会的召开。1979年10月30日到11月6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三千二百多人参加。会议主要内容如下：

A：首先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词：肯定了建国30多年来文艺战线取得的成绩；阐明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和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提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艺的任务。邓小平指出：“同心同德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解决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他要求文学也必须配合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邓小平的讲话是代表党中央、国家政府正式肯定了文艺的独立自主地位，要求政治不要对文学横加干涉，要按文艺的根本规律领导文艺，写什么，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解决。稍后，邓小平又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务》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了政治不要干涉文艺的方针。

80年7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出新的二为方针：“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至此，它和党的双百方针作为新时期的文艺基本方向和基本政策固定下来。

B：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报告提出了新时期文艺要处理的三种关